《中國與世界社會》論述的主題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參與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歷史進程。它從古代中國在清朝幾位偉大皇帝統治下經歷的最后輝煌講起，重現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逐步淪為受外國擺布對象的過程，繼而講述了中國如何通過革命重新實現民族獨立，以及其間所經歷的種種政治變遷。作者在從內部省察中國歷史的同時，將國際環境的變化發展作為著眼點，兩種視角相輔相成，連貫統一。
中文版序
本書最早出版于1989 年。感謝強朝暉女士的出色翻譯，讓它在時隔三十年之后又有了略經刪減的中文版。遺憾的是，由于筆者多年來已不再將中國歷史作為研究重點，因此未能有機會對這本舊作進行修訂，并將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出版的眾多學術著作，逐一添加到附錄的參考書目之中。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信任，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決定將拙著出版，并希望透過筆者從學術視角對這段歷史的觀察與書寫，能夠給今天的中國讀者帶來一些啟迪。
當我在80 年代中期著手寫作這本書時，學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我作為參考。在這其中，傳統“中國研究”（漢學）對中國對外關系問題一直較少關注，而更多是將中國的獨立與自我封閉式發展作為論述的出發點。不過，在這種主流趨勢之外有一個特例，它就是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創立并領導長達數十年的哈佛學派。這派學者發表了許多著作，就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武力打開國門及其在方方面面造成的長期影響做出了精彩分析。
費正清學派的視野是遼闊的，但在我看來卻仍有拓寬的余地。這些美國學者中，有些人是從政治和軍事層面去梳理中國的對外關系，還有些人是從經濟學角度將清帝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作為研究課題，而第三類學者則把目光集中于文化影響和文化輸入問題，并將西方傳教士的活動作為重點。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寫作博士論文時曾就一個專項課題做過研究，這就是1930 年代英國資本在華扮演的角色。當時，中國一度涌現出一股利用外資的潮流，同時也有許多人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指責。
當我在1980 年代寫作本書時，我的目標是要找到一個更開闊的框架，將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都一并納入進來。因為在我看來，把這些視角區分得過于清楚，是一種人為和刻意的做法。同時，我還為本書增添了另一個視角：當時我正在為籌備中的另一部作品搜集資料，其主題是18 世紀（即啟蒙時期）歐洲學者對亞洲的看法。這本名為《亞洲的去魔化》的作品于1998 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已于不久前問世。于是，我就把自己對歐洲對華認知這一問題的興趣作為引子，寫下了本書的第一個章節。開篇的這一章講述了歐洲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種種印象，這些印象中當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基于理性觀察得出的，其中有些已經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證得到了確認。將這一話題也納入本書的視野，于我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選擇了“世界社會”這個關鍵詞作為本書的書名，這個詞后來成為“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當中的重要概念。不過，在這套理論中，“世界社會”有著另外的含義，因此我有必要在這里解釋一下，本書中的“世界社會”指的是什么。在這里，它的含義并不是說，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某種全球統一的社會結構，這種情況迄今仍未發生；其所指也不是哲學家的烏托邦式幻想，即未來某一天人類將迎來一個全球一統的世界社會，到那時，民族國家也將不再發揮作用。康有為在1900 年后不久發表的《大同書》中，便曾表達過這樣的理想。
眾所周知，上述理想過去從未實現，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實現。今天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原則的強化。從某些方面看，這未必是一個好消息。民族主義與一點是矛盾的，這就是：在當今世界上，關乎整個人類的核心政治問題已無法再憑借一國之力得到解決，而必須依靠各國的努力和妥協。我們只須想想氣候變化的問題，就可以體會到這一點。
“世界社會”在本書中的含義是指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從寬泛的意義上講，這個環境是由政治和經濟兩大支柱構成的。文化雖然也偶有涉及，但相對缺乏系統性，而且論述也不夠詳細和深入。在書中，我將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系定義為一種交互式關系，其影響往往是雙向的。對這種關系起決定性作用的，并不僅僅是政客，中外商人群體（business men）同樣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書中，我并不是通過對各種歷史事件和插曲的細節描寫，使這種交互作用得以呈現，而是將秩序更迭作為大的背景。18 世紀時，中華帝國仍然屬于大國之列，同時也是其自身代表的東亞世界秩序的中心。從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漸被拖入了帝國主義列強主導的秩序之中，并從此失去了自主行動的決定權。但是，即使是在國家實力最弱的年代，中國也從未徹底淪為被動的犧牲品。總是有一些團體和個體，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發起反抗。在整個民國時期（1912～1949），國際秩序不再像過去一樣，完全是由列強主導。日本曾企圖建立某種類似的秩序，但很快便以失敗告終。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本書圍繞這一時期展開的敘述也顯得格外充實，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這些章節是全書最有意思的部分。
回顧過去的三個世紀，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哪些經驗教訓呢？歷史教訓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今人對過去所做出的解釋。比如說，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力量對比情況，這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三百年里，中國的實力地位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在眾多以中國崛起為主題的著作中，這一問題已反復得到闡述。不過，在1980 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的重新崛起還沒有露出明顯的跡象，本書對此自然也未能提及。
依我所見，我們應當從更具普遍性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力量對比問題，這對今天來說尤其重要。無論中國還是世界社會，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兩者都是以活躍的形態不斷地發展和變化，這種變化很少會遵循同一種規律，并且總是在不同時間呈現出不同的速度。例如在19 世紀下半葉，西方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中國，今天則相反。
另外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隨著交通與通信技術的發展，世界社會的內在聯系變得越來越緊密，然而在政治層面上卻未必因此變得更統一。1900 年前后，也就是義和團運動時期，中國面對的是列強組成的聯合陣線。列強之間雖不乏矛盾和沖突，但是在對華原則問題上，它們奉行的卻是同一種帝國主義政策。如今，中國要和為數眾多的外交伙伴打交道，這些伙伴在外交政策上并不總是協調一致，就像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強那樣。美國、俄國、歐洲、印度、日本等國（地區）之間的關系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甚至充滿了矛盾。它們無法再構成一種統一的“國際秩序”，盡管我們時常會看到各國領導人在G20 會議上握手言歡。這一現實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外交空間，這是在本書涉及的年代里中國從不曾有過的。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認為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仍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維護和平，并為地球上盡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經濟保障。建立這種秩序是大國的義務和責任，而今天的中國正是這些大國中位居前列的一個。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
2019年6月30日
[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倫敦德國史研究所和弗萊堡大學工作，現為康斯坦茨大學近現代史教授。他出版過大量有關18世紀以來的歐亞歷史著作。因其在歷史學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分別于2010年和2016年獲得萊布尼茨獎、湯因比獎。
緒論／001
第一章 概述／025
一 來自中央之國的報道／028
二 有關世界差異的統計／041
第二章 舊中國的最后繁榮：18世紀的清帝國／051
三 18世紀作為過渡期／052
四 經濟基礎／062
五 弱勢專制／084
六 中國在亞洲大陸腹地的經略與朝貢協定／103
七 東印度公司時代的印度、中國南方以及歐洲對亞洲貿易／125
第三章 19世紀：自由貿易帝國主義陰云下的中國／149
八 中國的衰落與不列顛治世／150
九 鴉片入侵與鴉片戰爭／167
十 外交與“非正式帝國”／183
十一 中國市場的邊界／206
第四章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在屈從與反抗之間／243
十二 “門戶開放”與殖民政策：中國作為列強爭奪的對象（1895～1931）／244
十三 經濟入侵的新形式／289
十四 平穩期：“滿洲國”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334
十五 衰落與過渡：戰爭、內戰與革命勝利（1937～1949）／376
附錄／409
參考文獻／410
注釋／426
大事年表／551
人名索引／586
名詞索引／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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