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本書導語部分，文字以正式出版為準）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戰不僅如美國外交家、歷史學家喬治·F. 凱南（George F. Kennan）所說，是“20世紀災難之源”， 它更是一個實驗室，其研究“成果”將對此后數十年里幾乎所有重要的沖突產生影響：這些“成果”包括殃及非戰斗人員的戰略性空戰，也包括種族驅逐乃至種族滅絕；包括通過“十字軍東征”捍衛民主理想——這使得美國政府介入歐洲戰爭的行為變得合理，也包括推行“革命病毒”政策，即戰爭各方利用民族獨立思潮與宗教思潮使敵國陷入混亂。以上幾乎所有的方法、戰略和意識形態都誕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溫床，后來也一直是執政者的工具。這些原因足以說明，對這次戰爭進行深入研究是十分有價值的。
在德國，很長時間以來一戰僅僅被看作二戰的序曲。畢竟和一戰相比，二戰更為殘酷，破壞力更強，引發了更深重的苦難，因此，“大戰”（英國和法國至今仍稱一戰為“大戰”）過去在德國受到的關注始終十分有限。它僅僅被看作德國過去狂妄、罪惡之行徑的起因，因而幾乎不必接受政治理論分析。然而我們要考慮到，1914 年前后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深刻影響了執政者的行為以及民眾的期望與思想觀念，而其中的許多挑戰如今又重新出現，再次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決定歐洲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因此，人們重新意識到應該從1914~1918 年的戰爭中汲取政治經驗。正因為一戰確實已經成為歷史，所以學者可以研究一戰中沖突的發展過程，并分析危險的同盟關系將導致何種后果。一旦國際政治形勢或地區沖突再次趨于嚴峻，這些分析、研究就會提醒我們注意當時典型的“刺激—反應”模式，迫使我們迅速做出調整以應對新的局勢。
有人認為一戰和二戰的聯系十分緊密，可以把二者合并為一次沖突來分析，只不過這次沖突中間存在較長的停戰時期。如果以德國歷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歷史學家將1914~1945年這段時期稱為新的“三十年戰爭”。但只要把范圍擴大到歐洲，這種將一戰和二戰緊密聯系的觀點就失去了說服力。這種觀點過于關注如何“馴服”攪亂歐洲政局的罪魁禍首，并將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視為大陸中心的不安定因素。毫無疑問，在1914年夏天，德國的所作所為對歐洲局勢起了決定性影響，德國也因此對戰爭爆發負有責任，但絕不是全部責任。再者，誘發了1914~1918年戰爭的一系列政治問題直到1945年德國分裂、普魯士滅亡之后也不曾得到解決；最遲在冷戰結束之后，這一點已不言自明：雅爾塔和波茨坦兩大會議確立的國際格局崩塌以后，巴爾干半島上的沖突突然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而人們以為這些沖突早已被遺忘了。因此，我們不再認1947年2月25日，占領德國的盟軍管制委員會頒布第46號暫行法，宣布“普魯士國中央政府及附屬各級機關即日起解散”。同日，聯合國管理委員會又頒布了第47條法令，宣布“以普魯士為名的國家正式滅亡，并不獲承認”。
為“1945 年”能回答“1914 年”留下的問題。我們應該重新把一戰當成一個獨立、復雜的事件去分析，而不是從二戰出發去研究一戰。這場戰爭既然被稱作“世界大戰”，它遺留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中歐和東歐的秩序缺乏穩定，還包括其他許多方面。至少在太平洋地區，1914 年的戰事已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例如日本攫取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區，這在戰爭中也許只是邊緣事件，對歐洲戰爭的進展幾乎沒有影響；然而一旦日本占領這些原本屬于德國殖民區的地方，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就發生了變化，日本的野心也進一步膨脹。此外，一戰導致非洲和印度殖民地局勢發生了變化，這在一開始也并不引人注意，后來卻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后果。而這場戰爭最嚴重的遺留問題恐怕存在于后帝國時代的中東、阿富汗、南亞一帶，因為奧斯曼帝國被摧毀之后，英國和法國很快瓜分了“獵物”，卻無法建立有利于社會發展的穩定秩序。當然，即使沒有這次大戰，如今在美國地理政治學中被稱為“大中東”（Greater Mittle East）的區域也極有可能一直沖突不斷（巴爾干和高加索地區可能也是如此），但這次戰爭造成沖突迅速升級，以致政治上能做的改變和調整十分有限。
顯然，每一時期的人都會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1914~1918年戰爭提出不同的看法；每一時期的人都帶著各自最關切的問題研究一戰，在描述這場戰爭時突出不同的重點，從而將這場戰爭融入每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之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尤其如此，那時的人將1914~1918 年戰爭理解為剛剛過去的一次挑戰，而德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去糾正它造成的后果。在聯邦德國第一次史學界大論戰中，歷史學家們對一戰的解讀也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漢堡史學家弗里茨·菲舍爾（Fritz Fischer）及其弟子認為，戰爭是當時的德意志帝國蓄意促成的；菲舍爾的反對者、弗賴堡史學家格哈德·里特爾（Gerhard Ritter）則認為，當時的沖突之所以升級為戰爭，是因為德國在政治上決策失誤且反應遲鈍，也因為當時的憲法并未約束軍隊的權力。這次針對一戰展開的大規模討論距今已有半個世紀，它對德國的政治文化而言意義非凡，而此后的相關討論無論規模還是影響力都不能與之相比，而且它們往往局限于更為專業的領域以內：比如對內與對外政策哪個才是主導，也就是說，德國社會的總體局勢如何推動了戰爭的爆發；又比如1918年秋天德國軍隊的損耗到了何種程度。在史學大論戰之后的幾十年里，1914~1918年戰爭不再是足以引爆論戰的話題，它已成為歷史。
我們知道，要用政治理論分析特定的事件和發展歷程，前提條件就是這些對象已經成為歷史，因而我們能夠冷靜客觀、不帶偏見地看待它們。從這個角度來看，讓人頗覺意外的是大論戰以后德國再未出現過全面描寫一戰的作品。最后一部這樣的巨著是彼得·格拉夫·基爾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的《德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它誕生于1968年。自那以后，國內事實上只出現過從某個特定角度研究這次世界大戰的作品：有人專門研究它的爆發，有人專門研究它的結局和后續事件，有人則分析這場戰爭對各方面的影響，受影響的包括整個社會還有性別秩序、男女性別形象、藝術和文學以及當時的進步思潮——對多數歐洲國家而言，這場戰爭都阻礙了思想的進步。至于戰爭過程中具體發生了什么，研究者們往往略去不提，即使偶爾提到了，關注的重點也在于戰爭的受害者。研究者習慣讓一些對這些傷害負有責任的人充當“罪犯”，將他們置于許多受害者的對立面，而史學領域和政治理論領域過去主要就是透過這種視角研究、分析一戰的。然而罪犯和受害者不可能總是分屬黑白分明的兩個陣營。要理解一場戰爭內部各因素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動事件的發展，就必須先完整描述這場戰爭的整個過程以及它的各個方面。這并不是說，只要完整地描述一場戰爭，就必定能正確地認識并說明戰爭中各種因素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響；但完整地描述戰爭至少是正確認識其內部關系的唯一途徑。
長期以來，戰爭罪責問題一直以不同方式影響著德國政治界和學術界對世界大戰的研究與分析：在1919 年之后的20 年里，德國社會和政界都極力想否認《凡爾賽條約》第231 條，因為這一條款確認了德意志帝國對發動戰爭負有全部責任；而在“菲舍爾爭論”之后的幾十年里，德國人普遍接受了國家對一戰負有罪責——即便在聯邦德國也是如此，而民主德國則認為，德意志帝國作為戰爭的發起者之一負有重大罪責，這自然是在暗示一戰之前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并不只有德意志帝國。從這一點來說，弗里茨·菲舍爾認為德國對戰爭負有主要罪責的理論比民主德國官方的史學觀點還要更激進一些。直到最近幾年，德國的研究者才拓展了看待戰爭的視角，開始比較參戰各國的計劃與行動、預期與目標，也不再僅僅追問誰負有“罪責”，而是追問各種勢力對戰爭的爆發負有哪些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責任”、是什么原因導致戰爭持續了好幾年時間。研究者不再費力揣測那唯一的“罪犯”發動這場戰爭是出于何種陰險的目的，而是開始分析所有戰爭參與者采取的行動，研究他們曾做出哪些錯誤的判斷，在國家治理方面又出現了哪些問題。與此同時，研究者也重新開始關注相互結盟的局面從根本上導致巴爾干半島的地區沖突擴大化并升級為世界大戰。然而這場戰爭并非帝國主義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命中注定”的。這部描述一戰的作品會讓讀者認識到，當時的執政者如果在政治上更有遠見和判斷力，他們就有機會避免這場戰爭。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勾畫出這場戰爭的輪廓，因為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政治上的教訓，分析當時的人如何因為恐懼和大意，因為傲慢和過分自信而做出一系列決策，以致最終局勢似乎再也無法挽回：在1914年7月底，他們沒有挽回局勢，當時要這么做還相對容易一些，但各方都害怕為此“丟面子”；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他們也沒有挽回局勢，而那時大家早就看清楚，無論誰再往前走一步，都會對敵方乃至自己的國家、社會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我們反復用旅鼠集體跳崖的畫面比喻當時的情形，卻無法解釋為何那個時代所有的政治家都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美國政治學領域，特別是研究國際政治的所謂現實主義流派及其分支流派，在很久之前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這一學派認為政治行為的本質是以權力為保障爭取自身利益；有的美國學者還運用以博弈論為主導的互動分析理論研究上述問題，這一理論注重的是每個決策的“合理性”。但他們的研究還未能涵蓋一戰的所有方面及其整個過程，而是局限于其中某個方面，比如：如果當時的執政者掌握了全部信息，他們可以做出什么更合理的決策？而他們由于掌握的信息不足且心存偏見，實際上又做了哪些決策？本書在對一戰的描述中也引入了這一理念和分析模式，即簡要說明當時政治和軍事上的當權者原本可以做出哪些選擇。這并不是要當事后諸葛亮，而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當時那些站在政治旋渦中心的人在緊迫的時間期限之內為何采取了那樣的舉措。例如，德國進攻法國失敗以后，為什么不在1914年9月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戰爭？為什么法國、英國和意大利在一次次主動出擊失敗后得出的結論是必須立即準備發起下一輪進攻？
毫無疑問，德國當時的政治和軍事領袖對一系列事件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和估計，這些失誤又導致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方針路線，造成戰爭的爆發以及最后德國的失敗。這一切開始于海軍上將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組建德國艦隊，并賦予其國際政治上的使命A ；繼而是馮·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將軍提出了當時被認為獨具創想的作戰計劃，該計劃解決了可能面臨的雙線作戰問題；最后執政者發動無限制潛艇戰，這一災難性的決定最終加速了同盟國的失敗。如要分析這一系列錯誤的決策，那么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一些偶發狀況、一些意外和未經預料的情況影響了事件的走向，所以某些決策原本看似經過精心計劃和深思熟慮，執行起來卻產生了與計劃完全相反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當權者高估了某些信息的價值，而且缺乏先見之明。例如1914年初夏，德國通過一名被安插在倫敦俄國大使館的間諜獲悉，英俄兩國人員就一份海軍協定進行了商談，而這份協定將矛頭對準了德國；如果德國不曾獲知這一信息，那么帝國首相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Theobaldvon Bethmann Hollweg）或許會在戰爭爆發前夕接受英國的建議，通過調解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會更仔細地考慮這個建議，然而他卻認為英俄人員商談的內容對德國十分不利，這種認識其實與實際情況不符——英國就堅決否認和俄國方面有過這樣的談話。這些情報引發的猜疑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另外，如果德國在1917年初就知道俄國將在幾周之后爆發革命A ，而革命的結果是，這一長期以來令人膽寒的敵人（所謂的“俄國壓路機”）實際上從1917 年夏天開始就不再應戰——如果德國能預見這一切，那么有關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的提議或許就不會在1917 年1 月9日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美國可能也就不會參戰，那樣英國和法國就只好繼續憑它們自己的力量作戰，并且很可能因此愿意接受和談。
以上兩種情況，一是掌握的信息太多，一是對局勢了解太少，而執政者當時所能掌握的信息決定了他們選擇戰爭還是和平，選擇讓沖突升級還是將其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在此過程中，德國方面已是竭盡全力避免讓意外事件影響大局。盡管參戰各國都制訂了明確的進軍和進攻計劃，但沒有哪一方像德國那樣精確、細致地預先安排好戰爭的整個過程。然而德國人還是沒有將所有意外狀況計算在內。早先的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der A¨ltere，又稱老毛奇）曾將戰略計劃定義為“輔助系統”；B 他的后繼者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伯爵C 則試圖將每次戰役安排得如普魯士列車時刻表那般準確、可預測。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事先已經確定好德國軍隊在動員之后第40 天將行進到何處，所以一旦出現意外狀況，整個節奏就會很快被打亂。普魯士軍官兼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稱這些不可預計的事件為“阻力”（Friktion），并警告不可低估其影響。施里芬的戰爭計劃在總參謀部被充滿敬意地稱為“勝利的秘訣”，而它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彈性。不過在戰爭史上，德國軍隊行動的精確性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按照“施里芬計劃”規定的速度行軍，果真在動員后第40 天抵達施里芬預先指定的地點。然而軍隊的領導層忽略了補給的問題，以致各部隊在抵達目的地時體力已被耗盡；軍隊還在比利時大肆屠殺平民，無視國際社會反對德國的輿論。如果我們深入研究這些細節，就會發現其中存在許多悖論，而整場戰爭的特點之一就是充滿了悖論。
當時也有一些有學問的人保持理智，對戰爭持批評態度，審慎地選擇了克制的立場，而有相當多的人以為知識分子都屬于這一派；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戰，就不得不拋棄這種想法。事實是，知識分子中固然有少量持懷疑態度的人以及和平主義者，他們針對可能爆發的戰爭向人們提出警告，并在戰爭爆發以后強烈要求盡快結束戰爭；然而知識分子中也有并吞主義者。他們中很多人都態度堅決地批評政府，其中有一部分人雖然并非專業人士，純粹為了某種價值觀在爭論，卻以典型的知識分子作風猛烈攻擊帝國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因為他試圖采取較為克制的政策以緩和沖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知識分子雖然分屬立場相反的兩派，卻都在政治上對局勢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在戰爭史上還是第一次：研究型精英堅持要越俎代庖，插手決策型精英分內的事，結果他們的介入并沒有很好地抑制沖突，反而加劇了沖突。當時，如果一個人對戰爭持批評立場，那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不是“知識分子”的榮譽頭銜，而是政治上的判斷力以及現實、理性的態度，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是這樣的人。他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實際上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也主張德國應該發展成大帝國，但他很早就認識到同盟國的處境不容樂觀，所以強烈要求在讓步的基礎上締結和約，不贊成并吞他國國土，并且堅決反對無限制潛艇戰。
德國知識界的思想領袖以及戰爭批評者代表了那一代人反思一戰的最高水平，但本書接下來的分析不會止步于此，而是從多個層面反思這場戰爭。筆者在描述一戰的過程中會援引文學家雅羅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sˇek）、恩斯特·云格爾（Ernst Ju¨nger）和羅伯特·馮·蘭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的作品，包括作品中對當時情況的評論或是對戰爭體驗的描寫；另外筆者也引用了普通士兵在戰爭中所寫的書信。引用這些材料有助于我們從普通士兵的視角審視所謂“統帥小丘上的視野”（Blick vom Feldherrenhu¨gel）D ，因為正是這些士兵在執行上層下達的命令并承擔其后果。然而，德語界新近出版的許多探討一戰的作品局限于士兵的視角，于是有關戰爭的敘述就只剩下“小人物”如何沒完沒了地忍受苦難，這樣的敘述無法解釋戰爭為何持續了那么長時間，雙方又為何總是在資源已經耗盡的情況下發起新一輪大規模進攻。無論是在司令部還是在前線的戰壕里，戰爭總是混雜了各種復雜的情緒，有澎湃的激情，也有失望與消沉；有人懷著必勝的決心堅守崗位，也有人徹底放棄、拒絕作戰。這些相互矛盾的情緒事實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我們唯有將“戰爭指揮者”和“底層執行者”的視角結合在一起，才能理解這種矛盾與統一。要重現統帥的視角并不困難，重現普通士兵的視角就復雜得多，因為各人的看法往往相互矛盾、受情緒影響以及地域限制。為了捕捉他們的視角，筆者除了分析繁雜的信件，還研究了文學作品中的相關描述。當然有人會反駁說，文學作品中的說法都是事后提煉而成的——然而這種反對理由并不僅僅適用于文學作品：有人從文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審查了士兵在戰爭中寫的書信，結果顯示它們也不足以成為可靠的證據，因為寫信人往往會用非常公式化的語言敘述事情。要找到適當的方式呈現“底層視角”，這無論如何都比呈現“上層視角”難得多。而筆者優先從文學作品提取信息的原因在于，已經有許多人批判地分析過這些作品，因此讀者也就不會誤把它們當成可靠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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