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管理學術文庫·領導行為有效性的影響機制：關于變革型領導和交易型領導的研究》通過文獻梳理和邏輯推理建立起變革型、交易型領導行為對領導有效性產生影響的理論模型，構建理論假設，在此基礎上采取問卷調查法收集相關數據，主要利用比較分析法、分層回歸分析法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法進行假設檢驗。在數據分析過程中，《人力資源管理學術文庫·領導行為有效性的影響機制：關于變革型領導和交易型領導的研究》一般先從變量整體上對模型關系進行檢驗，再具體從變量維度層面深入分析內在作用機理，這種先整體后具體剖析式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加細致地探明領導行為與領導有效性具體作用機制。
李曉青。女，1976年出生，湖北京山人，管理學博士，現為廈門理工學院管理學院教師，2002年獲得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數量經濟學碩士學位，2012年獲得廈門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組織管理和管理科學與工程。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框架設計與研究內容
1.4 研究方法
1.5 研究貢獻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2.1 領導理論研究綜觀
2.1.1 傳統領導理論
2.1.2 新興領導理論
2.2 變革型領導
2.2.1 變革型領導理論的發展
2.2.2 變革型領導的維度與測量
2.3 交易型領導
2.3.1 交易型領導理論的發展
2.3.2 交易型領導的維度與測量
2.4 領導有效性
2.5 領導-成員交換
2.5.1 領導-成員交換理論發展
2.5.2 領導-成員交換的維度與測量
2.6 領導替代理論
2.6.1 領導替代理論的發展
2.6.2 領導替代與變革型領導、交易型領導
2.6.3 領導替代的結構與測量
第三章 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3.1 研究的概念框架
3.2 直接效應：變革型、交易型領導與領導有效性
3.3 中介效應：領導-成員交換
3.3.1 領導行為對領導-成員交換的影響
3.3.2 領導-成員交換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
3.3.3 領導-成員交換的中介效應
3.4 調節 效應：領導替代
3.4.1 領導替代的主效應
3.4.2 領導替代的調節 效應
3.5 有調節 的中介效應和有中介的調節 效應
3.6 研究假設的歸納
第四章 實證研究設計
4.1 程序與樣本
4.1.1 調查對象與方式
4.1.2 樣本容量
4.1.3 樣本描述
4.2 變量的測量與量表
4.2.1 變革型領導的定義與測量
4.2.2 交易型領導的定義與測量
4.2.3 領導有效性的定義與測量
4.2.4 領導-成員交換的定義與測量
4.2.5 領導替代的定義與測量
4.2.6 人口統計變量的測量
第五章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5.1 預試數據的量表修訂和數據分析
5.1.1 預試效度和信度評價
5.1.2 探索性因子分析
5.1.3 測量信度評價
5. 1.4 驗證性因子分析
5.2 正式測量數據的量表檢驗和數據分析
5.2.1 領導行為的量表檢驗
5.2.2 領導有效性的量表檢驗
5.2.3 領導-成員交換的量表檢驗
5.2.4 領導替代的量表檢驗
5.3 控制變量的方差分析
5.4 相關分析
5.5 直接效應模型的假設檢驗
5.5.1 領導行為對領導有效性的直接影響
5.5.2 變革型、交易型領導行為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的比較分析
5.6 中介效應模型的假設檢驗
5.6.1 領導行為對領導-成員交換的影響檢驗
5.6.2 領導-成員變換中介作用的假設檢驗
5.7 調節 效應模型的假設檢驗
5.7.1 領導替代主效應檢驗
5.7.2 領導替代調節 效應檢驗
5.7.3 領導替代各維度調節 效應檢驗
5.8 有中介的調節 效應和有調節 的中介效應的假設檢驗
5.8.1 有中介的調節 效應檢驗
5.8.2 有調節 的中介效應檢驗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展望
6.1 實證結果分析與相關討論
6.1.1 變革型、交易型領導直接效應及其相關結論
6.1. 2 領導-成員交換的中介效應及其相關結論
6.1.3 領導替代的調節 效應檢驗及其相關結論
6.1.4 被中介的調節 效應和被調節 的中介效應檢驗及其相關結論
6.2 重要結論及實踐含義
6.3 研究局限與展望
參考文獻
附錄
4．1．1 調查對象與方式
考慮到本研究涉及由下屬報告直接上司的領導行為及有效性和上下級交換關系質量，研究者在初測前對可能被試進行了小范圍的訪談，不少受訪人和委托人表示對該項調查比較敏感，如果調查者到組織中去要求員工進行問卷填寫，往往需要得到領導的許可，即使是匿名填寫，員工在組織中進行問卷填寫也會發生反應偏差。而且本項研究調查內容比較敏感，所涉及題項較多，被試的配合度也不會高。因此，綜合考慮到樣本效度和搜集數據的成本，采用便捷抽樣方法來收集數據，具體來說通過三個渠道獲取數據：一是研究者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在廈門市人事考試測評中心經濟師培訓班、廈門市人力資源師培訓班、廈門理工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高年級成人班學生發放紙質問卷，紙質問卷除了書面承諾匿名填寫和保密外，還強調調查數據僅用于本學術研究，并請問卷發放者（老師）口頭向學生介紹此項調查的研究目的，進行問卷釋疑，以消除疑慮，提高回收率，提高被試配合度，保障量表的測量效度和信度。二是研究者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到企業發放問卷，本研究在廈門和合肥兩地各一家公司發放問卷進行調查，在問卷調查中，不少調查者表示出于隱私顧慮傾向于采用電子問卷進行填答，因此間卷回收率并不高。三是通過電子問卷的形式依托專業的網絡在線調查平臺問道網（www．ask：form．com）在網絡發布問卷，因為題項較多，到企業進行紙質問卷發放，回收率并不高，研究者發動自己的親戚、同學、朋友和已經畢業并參加工作的學生，通過滾雪球抽樣（snowbau sampling）邀請本地和外地的被試直接在網絡上進行電子問卷填寫并在線提交，一方面可以提高問卷的完整性和回收率（網絡設置為填選完整才能提交），另一方面網絡調查能夠很好地保證問卷的匿名性，并且可以避免被試在填寫紙質問卷時產生的心理顧慮而給研究結果造成不必要的偏差。
4．1．2 樣本容量
本研究將采用驗證型因子分析和結構方程分析來進行量表檢驗和部分模型評估，這就需要足夠的樣本量，但樣本容量具體多大才合適？許多文獻上的建議都十分模糊，學者們尚未達成完全共識。理論界一個公認的結論是，對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樣本容量越大越好，一般來說，當樣本數低于100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結構方程分析都是不穩定的（邱皓政、林碧芳，2009）。Boomsma（1982）發現不論是模型有恰當解的百分率、參數估計的精確性，還是y’統計量的分布，研究結果都顯示樣本容量越大越好，他建議樣本容量最少大于100，但大于200更好。但是Hair、Anderson、Tatham和Black（1998）認為樣本不能太大，如果超過400，最大似然估計值將會變得非常敏感，所有的擬合度指標變得很差。吳明隆（2009）也認為，一般而言，大于200以上的樣本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中型的樣本，若要追求穩定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受試樣本數最好在200以上，但是在結構方程模型適配度檢驗中，較大的受試樣本將會導致了容易達到顯著，假設模型被拒絕的機會也會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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