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2018 年是改革開放40 周年，《比較》今年重新刊發了當時有關改革開放的文獻和一些紀念文章，這一輯選取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啟時的記憶，以回顧那一段全民上下激情澎湃、思想開放和處處生機勃勃的崢嶸歲月。
1984年的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成功推廣，改革不僅成為共識，而且深入人心，并得以從農村進一步擴展到城市，此時，怎么改革，以什么方案改革，成為社會關心和討論的中心問題。應中國領導人的邀請，世界銀行組織了一個經濟考察團，對中國經濟進行全面考察，并在1985年提交了一份主報告、6個附錄和9篇背景論文。這些考察報告，尤其是主報告影響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方式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從經濟研究來說，考察團在中方專家和政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下，用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和語言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結合起來分析，為中國經濟研究范式的轉型提供了一個可供學習借鑒的范本。
在世行首任駐華代表，也是中國經濟考察項目的總負責人林重庚先生的幫助下，我們特意邀請上述主報告的主要構思人和協調人阿德里安伍德教授，為《比較》專門撰寫一篇回顧文章《中國長期發展問題和政策選項：今昔對比》。文章首先簡要介紹了1985 年世行主報告撰寫的原因和經過，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議，以及錯漏之處。隨后，借助與1985年報告的提要相同的分析架構增長格局、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討論了中國當前面臨的某些長期發展問題，尤其強調需要改進公共資本管理、強化企業間競爭、縮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會保障等。
為了讓讀者回到當時的情景，我們節選了1985年世行主報告的提要和重點部分，重新刊登。該部分內容首先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做出預測，對高速增長的可能性給予肯定。同時就經濟增長格局、體制改革和社會政策的重要問題做出了精辟分析和重要建議。在增長格局上，指出應重視教育、農業、電力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服務業的發展問題，應重視城市化問題，并建議中國在繼續保持以工農業產出增長為重點的增長格局的同時，也應當考慮更多地強調發展服務業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另一條發展道路。在體制改革問題上，探討了通過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建議和完善會計和法律制度，價格改革等重大問題；強調企業必須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必須有經濟上合理的價格，還必須要競爭。在社會政策方面，報告探討了社會保障、住房和社會服務、人口問題、農村貧困等，并提出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險體系等建議。可以說，這份提要勾畫了中國改革任務和政策的主要輪廓，今天重讀，世行專家的洞察力和遠見仍令人感嘆。
改革開放40年，成就顯赫，但中國目前還只是個中等收入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巨大。從體制到發展還有一系列重大問題亟待解決，目前正面臨某些嚴重的挑戰，甚至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質疑和爭議。王小魯的文章依據他在改革期間的切身經歷和研究，分階段回顧了過去40年的改革進程，分析每一階段改革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嘗試回答如下亟待回答的重要問題：中國為什么走上了改革之路？是什么導致了過去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改革解決了哪些問題，沒有解決哪些問題，又遇到了哪些新問題？未來改革將向何處去？
2009 年諾獎得主奧利弗威廉姆森的文章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回顧和展望。他首先將社會分析分成四個層次社會嵌入層、制度環境層、治理以及資源配置和就業，說明新制度經濟學在這四個層次中的位置。隨后，介紹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好想法，如行為人的有限理性，制度或組織的可行性和可修復性，作為治理結構的企業和官僚體系，好想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以及好想法的形式化和實證研究。這些好的想法推動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應用，尤其是當應用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國家發展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時，可以加深對經濟的了解，并使相關政策建議以更穩健、更審慎的方式推進。在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未來發展上，威廉姆森持開放的態度，認為在形成統一的理論之前，應當接受多元理論。他還樂觀地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現在雖如星火，但可以得到燎原般的發展。
牛津大學教授保羅科利爾長期致力于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關注這些國家最底層人群的命運。在這篇題為經濟失敗的文化根源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嚴謹、統一地研究功能失調的文化概念,并闡釋功能失調的文化如何導致與繁榮相悖的結果，即讓人們陷入各種苦難。在這個分析框架中，文化由稱為信念的心理結構和社會網絡組成。身份、敘事和規范是影響人們行為的三種主要信念，它們相互依存，且與社會網絡相互作用，使功能失調的文化及其帶來的后果可以存續，繼而影響三種信念和人們的行為選擇，形成相互強化的循環。科利爾還將這一框架應用于分析功能失調的文化有重大影響的三個領域社會、家庭和組織機構，展示了這一框架能夠分析傳統經濟學最不擅長的行為范疇，得出一些共同的分析屬性和經驗規律，從而有可能使社會科學更趨完整，而無需訴諸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
近年來，隨機對照實驗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研究，這是因為該方法可以通過評估某一特定項目，收集相關證據，幫助研究者進行微調和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復制，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班納吉是隨機對照實驗的領軍人物，他和合作者的文章正是探討隨機對照實驗對政策推廣的作用。他們首先歸納了將局部隨機對照實驗的結論應用于大規模政策推廣面臨的六大主要挑戰：市場均衡效應、溢出效應、政治反應、情境依賴、隨機化或選址偏差，以及試點偏差。隨后，作者們以印度非政府組織伯樂林教育基金會的按實際水平施教為例，說明如何在實驗中發現問題，應對上述六大挑戰，使循序漸進的實驗成為一種政治經濟工具，為政策變革提供動力。
周誠君的文章主要討論中國的金融開放。中國下一步金融開放的重點將放在金融賬戶開放和資本項目可兌換，及相應的資金跨境流動管理上，重要的是，這一開放進程恰逢人民幣國際化加快推進。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明確人民幣國際化的階段性和下一步重點，在此基礎上，厘清進一步深化金融開放過程中本幣和外幣發揮作用的區別，推進本幣驅動的金融開放，并在制度安排、政策設計、外匯市場模式選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創新。
數字貨幣是當前金融領域最引人關注的新興事物之一。姚前的文章以現代密碼學演進為參照，追溯了數字貨幣技術的起源與發展，剖析了數字貨幣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技術特征與功能。他認為，數字貨幣應是電子貨幣與實物現金的綜合體。缺乏價值支撐的虛擬貨幣須去虛擬化，加上強有力的央行信用，否則難擔大任。在數字貨幣研發進程中，公權與私權，既對立又統一。面對私人部門創新，法定數字貨幣必須奮起直追。文章還詳細回顧了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探索歷程、技術脈絡與發展思路，并從基于賬戶或基于價值、自頂向下或自底向上、量子貨幣三個維度，對法定數字貨幣的未來形態和技術架構進行了思考與展望。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規模日益擴大且越來越多地走向產融結合，為金融監管提出了新挑戰。針對企業發展的這一趨勢，田靜提出了金融監管中系統重要性集團的概念。她認為，這類集團在國民經濟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各種要素、資源會加劇向這類集團聚集，不僅影響市場的公平競爭，也會抑制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旦這些集團發生危機，就可能觸發系統性風險。政府不得不救助，這又會引發新的道德風險，軟預算約束和大而不倒的問題可能蔓延到更廣的范圍。由于系統重要性集團的特殊性，當務之急要明確對產融集團的政策導向，再據此制定全方位的監管制度，綜合實施改革方案，通過相關政府機構的協調配合，系統完善集團內金融機構的監管體系。
近來，相關互聯網平臺企業陸續發生了一些公共事件，并由此引發了巨大的政策爭議，為此，平臺經濟欄目為讀者提供了四篇與平臺經濟相關的文章。主編吳敬璉的文章針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引發的對壟斷的擔憂和信息保護等問題，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要通過公共政策，捍衛消費者利益和社會福利，采用正確的方法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他同時強調，人類正處在信息時代和數字時代，關于平臺經濟與傳統經濟面臨的不同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深入和全面的討論。業界、學界和公共政策的決策部門需要檢索梳理文獻，在學的基礎上，從基本問題出發，運用基本理論，開展深入研究，總結實踐經驗，才能找到解答。
平臺企業花樣翻新的競爭行為常常引發一系列問題和爭議，并給公共政策制定、監管和執法帶來挑戰，對此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黃勇認為，既不能簡單照搬法律條文，更不能出臺臨時抱佛腳式的行政措施，而是需要從數字經濟的產業發展定位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創新和監管的權衡以及國際化視角，靈活審慎地適用相關法律法規，重點考慮如何營造更加公平、開放，更加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吳漢洪等人的文章，分析了平臺經濟的五大特征：雙邊用戶的需求互補性、網絡外部性、價格結構非中性、用戶的多歸屬性以及從渠道模式到平臺模式。作者以谷歌的比價購物服務反壟斷案、滴滴優步并購案和優步反壟斷案為例，分析了這五大特征對現行反壟斷政策帶來的挑戰。為了更好地執行反壟斷等公共政策，他們建議應加強對平臺商業模式的研究，以了解平臺經濟的發展規律；要關注技術的發展，還要鼓勵跨領域、跨學科和國際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戴維埃文斯的文章梳理了互聯網平臺企業幾十年來的興衰史，試圖說明在數字經濟時代，基礎技術和商業模式為企業進入市場提供便利，并使企業能夠用正確的方式快速實現全球規模，且在一個或多個維度上挑戰現有平臺領導者，迫使它們不管看上去多么不可戰勝，都必須持續不斷地保持創新并為用戶創造價值。但埃文斯也指出，這并不意味著競爭當局就可以置之不理。像所有企業一樣，互聯網平臺也可能從事非法串謀或壟斷，壓制競爭。不過，競爭當局的執法行動應當基于證據的分析之上，關注平臺的行為是否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還要充分了解互聯網平臺競爭的歷史及其蘊含的經濟學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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