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南京大學考古專業成立50周年紀念文集，收錄了南京大學考古專業歷屆校友和任教老師所撰寫的115篇學術文章，內容既包括目前學界重點關注的文明起源研究，又包括考古學理論方法及相關個案研究，涉及考古學史、考古學理論、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考古、唐宋考古、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古代文字與銘刻、宗教考古、陶瓷考古、建筑考古、鹽業考古、國外考古、文物保護、敦煌學、書畫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等多個領域。
目錄
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創建和發展歷程 賀云翱（i）
考古學史和考古學理論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 梁白泉（3）
簡論考古學的“區系類型”與“文化系統” 張敏（7）
“博物”正名 陳益民（25）
中日考古類型學比較及展望 黃建秋（32）
史前考古
蚌埠雙墩遺址陶塑人頭像的發現與觀察 闞緒杭（57）
論草鞋山遺址的地層堆積與文化發展 丁金龍 王 霞（69）
崧澤、馬橋、廣富林——我所參與的發掘、研究、保護和利用 宋建（79）
人 鳥 獸與琮 谷建祥（92）
論順山集文化 林留根（103）
走向復雜社會——長江中游史前文明化進程前期階段的考古學觀察 郭偉民（128）
良渚文化石器裝柄技術探究 趙 曄（150）
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玉禮器的比較研究 陳聲波（160）
江南地區早期土臺遺跡的溯源和演變 彭輝（173）
寧鎮地區早期史前遺存研究 黃督軍（184）
夏商周考古
越國貴族墓隨葬陶瓷禮樂器葬俗探論 陳元甫（203）
泉屋博古館所藏“螭紋三足匜”的形態及相關問題 張愛冰（214）
土墩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王根富 杜佳佳（232）
秦楚丹陽大戰與淅川吉崗楚墓 胡永慶（259）
中心與邊緣的交互：巴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系及其“華夏化”進程 白九江（265）
中國南方商周青銅器研究的新階段——讀《皖南商周青銅器》 水濤（282）
中原視角下的“東南”——吳越地區社會復雜化和中原化進程研究的反思 趙東升（286）
十二橋遺址商周時期堆積成因及其復原探討 萬嬌（299）
夏商考古遺存中的“亞”形造型起源及其內涵探索 宋亦簫（314）
師姑墩遺址夏時期遺存的初步探討 白國柱（326）
商周時期蹲踞式玉人對動物形態的模擬 王伯強（334）
秦漢魏晉南北朝考古
關于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 蔣贊初（351）
六朝時期的經典文化 羅宗真（362）
東吳—南朝都城及陵墓發現與研究歷程 賀云翱（369）
王侯的威儀——以漢代玉牌貝帶為中心 李銀德（422）
東晉高崧家族墓與百濟武寧王陵的比較研究 周裕興（443）
關于安徽天長紀莊漢墓年代學的考察——以出土陶器的類型學研究為線索 李則斌 陳剛（461）
論漢代墓葬封土的流行及相關問題 劉興林（467）
徐州漢代采石場的石料開采及加工技術 耿建軍（484）
六朝時期建康地區的農業發展 沈志忠（500）
鄴城宮城形制演進路徑 郭濟橋（511）
5～6世紀古代中國墓葬因素的地區互動與百濟武寧王陵 吳桂兵（521）
長安武庫和西漢武庫制度 沈麗華（538）
建康東北蕭梁陵墓的分布及相關問題探討 許志強（556）
古剡漢六朝畫像磚研究 劉建安（566）
漢晉十六國鎮墓瓶的使用功能 劉衛鵬（579）
魏晉墓葬出土龍虎形陶座功能辨析 程酩茜（597）
秦漢時期嶺南與云貴高原的文化交流——兼論漢文化入西南的路徑與時間 洪德善（607）
秦漢都城瓦件的考古學研究 張效儒（617）
洛陽西大郊東漢刑徒墓地的時代、布局及相關問題 劉濤（631）
考古學史和考古學理論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
梁白泉
（南京博物院）
歷史學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文獻史學，即通過歷史文獻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二是田野考古學，通過人類活動實物遺存的研究來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三是文化人類學，是對現存民族、社會進行考察，從而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
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又稱“社會人類學”，屬于廣義人類學的一個部門，大體上相當于歐洲各國的民族學（Ethnology）。文化人類學是對世界各民族及有關群體的文化過程和人類的天習行為方式進行比較研究，并探討其異同和發展規律的學科。這一概念*早是由美國學者霍姆斯于1901年提出的，一般認為其創始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荷蘭等，這些國家在海外探險、殖民的過程中，對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社會進行觀察、記錄和研究，了解到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同樣需要經歷一定的發展階段。
美國民族學家、原始社會歷史學家摩爾根（L. H. Morgan，1818～1881年）是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大家，他所著的《易洛魁聯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1851），詳細介紹了聯盟的生活環境、社會經濟活動、生產工具、氏族家庭、婚姻習俗、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并對聯盟的結構和聯盟的精神做了具體的分析；1865年，他又研究了人類親屬稱謂制度，認為隨著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發展，人類的親屬稱謂制度也隨之變化，寫出了《人類家族的血親和姻親制度》一書；他在《古代社會：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一書中將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代，系統論述了氏族組織是原始社會的基本細胞、母權制的存在及其向父權制的過渡、婚姻和家族形態的歷史演變等內容，為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英國民族學家、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1942年）于1913年發表了《澳大利亞土著家族》（“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gines”）一文，認為“文化不過是有組織的行為”，主張人類學的知識應具有應用的價值，“根據野蠻人的文明來了解現代文明的野蠻性”，強調從總體上研究文化并探討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李濟先生是*早把民族學、社會人類學列為歷史學科三個構成部分的歷史學家。我們作為后來之人，深切地懷念、敬仰李濟先生為這一學科做出的重要貢獻。
李濟先生（1896～1979）是湖北鐘祥人，原名李順井。11歲時，隨父親李權去北京，改名李濟。先入中學，15歲時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21歲時，從上海登“南京號”遠洋客輪赴美入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獲得學士學位。 24歲時轉入哈佛大學人類學系，27歲時獲得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他以中國4478個城市的興衰、4657個大姓的遷徙作博士論文，題為《中國民族的形成》。回國后任清華國學研究院人類學特邀講師、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在南開大學、清學大學等學校任教。
在專業工作上，李濟先生曾提出兩個任務：“刨墳掘墓”和“量腦袋”。
“刨墳掘墓”即田野考古。1926年李濟先生主持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除陶片外，有一半割開的蠶繭，檢測屬于家蠶（Bornbyx mori）。這次發掘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標志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濟先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歷史地位。1928年起，他15次主持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1930年，他又主持發掘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
“量腦袋”指做國人的體質人類學調查，他在《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文中說道：“我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他對111名旅美僑民進行過多次體質測量，由測量結果認定構成現代中國人的共有五大民族單位，分別為短頭狹鼻型的黃帝子孫、長頭狹鼻型的通古斯族、長頭闊鼻型的藏 -緬語諸民族、短頭闊鼻的孟 -高棉語民族以及撣語民族群，并從時間、空間兩個方面十分詳盡地勾畫出五個族群的遷徙情況；次要的族群則有三個：匈奴、蒙古和矮人（即“侏儒”）。黃帝后代在地理上的中心是中國東部，通古斯人是北部，藏 -緬語民族在西部，孟 -高棉語民族在南部，撣語民族則在西南部。穿插在這五個主要族群之間的，是北方的匈奴人、南方的小矮人和遍布中國本部各地的蒙古人。
李濟先生的舊學根柢好。1924年他在西安講學期間，曾和蔣廷黻、魯迅、孫伏園、陳中凡、王桐齡等 12人，共同贈送給陜西秦腔的老劇團易俗社一塊題名“古調獨彈”的匾。1925年，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過一篇關于中國古琴的文章《幽蘭》，這篇文章是根據日本藏敦煌唐人卷子而寫。他自進中學以后，就學習彈七弦琴，《幽蘭》一文是他試圖從學理上探討中國音樂中究竟有無和聲問題的論文。
李濟先生早年關于象形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的重要區別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即中國象形文字是一種圖像式文明，西方拼音文字是一種檢索式文明。他的這個觀點曾被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s of China）一書中大段地引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年）的夫人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1909～2002年）說這使李濟“一下子出了名！”
此外，李濟先生曾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表達了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兩千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這就是說，中國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這是一個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代人讀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黃河流域的殷商文化是中國*早的文化，“如果進一步尋求殷商文化的來源，則所找到的范圍不是長城以南、長江以北可以滿足的，而必須向四面輻射，包括了太平洋群島，南北美洲，從北極到南極”。中華民族在西北邊疆打了一仗，“這一戰奠定了殷商時代200年的文化生活，為東亞及太平洋區域建立了一個偉大文明的新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后起的周代，更發揮了形成時代的中華民族之建設精神，為人類創造了人本主義的人文社會一系列*早的模式 這些精神，這些品德，是我們做子孫的中國人，應該加倍地努力，作更進一步發揚光大的”。殷商人建筑的青銅文化引出了“青銅刀子引出的問題”，即公元前3000～前1000年，黃河流域的若干文化活動，與西伯利亞的額爾吉斯河流域、葉尼塞河以及勒拿河流域的人類遷徙的關系究竟應該是怎么樣的？“我們以研究中國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撲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里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李濟先生主張“文物國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這種職業操守，和鄭振鐸（1898～1958年）、曾昭燏（1909～1964年）先生等一直堅持的主張保持一致。他的大女兒鳳徵， 1942年早喪于四川李莊，骨灰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庫房地下室的外面，和一些尚未正式入藏的石刻放置在一起。
李濟先生是一座學術豐碑，1933年，應蔡元培（1868～1940年）先生之約，組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主任。計劃建立自然、人文、工藝三個館，分別由翁文灝（1889～1971年）、李濟和周仁（1892～1973年）任主任。1938年，被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推選為名譽會長，成為中國學者中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人。 1948年7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赴臺灣。1949年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及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兼主任，同時建立人類學系，做了瑞巖的泰雅人體質調查，招收了李亦園、唐美君、張光直等學生。1950年后任臺灣“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及清點“故宮博物院”存臺文物委員會委員。1953年任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及第四屆遠東史前會議臺灣代表團團長。1954年后多次赴墨西哥、美國講學。1955年8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57年12月代理“中央研究院”院務。1959年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委員。 1965年8月，任臺北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1969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第七屆評議員（人文組）。 1979年8月1日在臺北病逝。
作為中國第一位考古學家，他個人的研究取向與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堅持以第一手材料作為立論依據，并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并不以中國的地理范圍限制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問題。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近六十年的歲月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后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的李濟，為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占據著支配地位。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土地上，在達到*高學術典范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隨他的過世，一個巨人消失了 ”
（原載《大眾考古》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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