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譜牒學和方志學一樣，都是史學的旁支，并隨著史學的發展而產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譜牒學，簡稱譜學。
譜學隨著其產生發展而有家譜或云族譜，亦稱宗譜、統譜和年譜。家譜是記一家一姓的世系和人物的事跡，實即一家一姓的歷史。章學誠與其好友邵晉涵對此都很重視。章氏曰：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國，比國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后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這不僅將家譜的性質下了定義，而且將其作用也予以充分的肯定。邵晉涵亦說：至鄭夾漈之為《通志》也，首敘氏族，又采諸家之譜乘見于著錄，則家之有譜，固與國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可見他們是把家譜、方志、國史都看作同樣重要的地方文獻。而歷史上浙東學者對于文獻之征集、整理向有優良傳統，特別是呂東萊的文獻之學，對后世有著重要影響，其后，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衷據，其間文獻之征，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
家譜乃是以表的形式表示家族世系之繁衍。而這種世系表，淵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隋書·經籍志》云：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刬除舊跡，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后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后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余亦多遺失。這里雖引《書》、《傳》，溯源《周官》小史，其實并無確鑿之據，故所列最早者仍為《世本》，況其所述多為帝王世系或與帝王相關者之帝族。清代著名史家邵晉涵亦認為譜學起于《周官》，中經三個階段，至唐末而衰。他說：《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自官失其傳，《大戴記》首述系姓，后如杜預之《春秋世族譜》，則以譜學附之于經；至應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論氏姓，又輔經而行者也。自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至《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以譜學附之于史，其勒為專書、編分類次者，若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賈希鑒《氏族要狀》，胥能補史傳所未備。五代以后，譜學散佚，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譜者，或推始遷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遠，僅以敘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別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譜學之失傳，所從來遠矣。……自奠系牒之官廢，而后有專門之學，專門之學衰，而后有私家之譜，自古迄今，凡三變焉。這里邵晉涵不僅敘述了譜學的起源，而且敘述了發展過程、不同階段的特點及其代表作。特別是所講的三個階段，即由專官之掌，演為專門之學，最后變為私家之譜，這個結論大體是符合譜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的。這就是說，譜牒如同歷史一樣，最早是由專官所執掌，其目的僅在奠系世，辨昭穆，別貴賤，識尊卑。這就是譜牒的起源。
秦漢以來，無專官所管，學者乃從事編述。至于六朝，遂形成專門之學。到了唐代，由于統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出現了譜學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潮。五代以后，此學遂衰，此后專治譜學而成家者亦不多見。正如邵晉涵所說，以后多為私家之譜。值得注意的是，從宋代開始，除私家之譜而外，又出現了單為個人作年譜的現象，特別是為著名的學者、政治家編寫年譜，這應當說是譜學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折。這么一來，不僅使譜學發展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更加富有學術價值。這是研究譜學發展史時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重要階段。
談到我國譜學的發展，首先必須提到的一部書就是《世本》。《后漢書·班彪傳》云：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錄其書于《漢書·藝文志》。可見其書原為十五篇，內容的時間斷限是從黃帝直至春秋。但從現在所見到的佚文來看，實際已記到戰國末年，并稱趙王遷為今王遷。所以近人陳夢家考訂，此書實為戰國末年趙人所作。司馬遷作《史記》還曾有所引用，到了唐代已經殘缺，大約在南宋已失傳。因此，到了清代從事輯佚者不下十余家。從現有佚文來看，很大部分是記載世系，如《帝系篇》是記自黃帝以下和堯、舜、禹等帝王傳受的統系，《王侯譜》是記夏、商、周三代和魯、齊、秦、楚、宋等二十余國的世系，《卿大夫譜》是記列國卿大夫之世系，而《姓氏篇》則是記錄當時所有的姓氏。盡管書中還記載了其他一些內容，但我們有理由可以肯定《世本》乃是我國譜牒最早之著作。
正如鄭樵在《氏族序》中說：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司馬遷作《史記》，世表、年表正是取法于此。其所記雖然皆屬帝王、諸侯、士大夫之世系，實為后來記載一家一姓家譜宗譜之濫觴。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史學的發展，在史學領域里從而產生了反映這一時代特色的史學旁支譜牒學，簡稱譜學。這一時期，由于政治和社會的需要，修撰家譜的風氣盛極一時，還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譜學專家和專著，并進而形成了專門學問譜學。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遂成為我國歷史上譜學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到了唐代，為適應政治斗爭的需要，因而這種著作形式尤為統治者和世人所重視，并出現了譜學發展史上第二個高潮。鄭樵對于漢魏六朝和有唐一代譜學之趨勢及其概況有過概括性的評論，他說：姓氏之學，最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后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他在這里提出姓氏之學，最盛于唐，這一結論雖不一定確切，但仍有其一定道理，最起碼反映了唐代的譜學，在魏晉南北朝發展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唐末以來，譜學的發展進入了低潮，這是歷來學者所公認，許多學者對于譜學衰落的原因還作了探討和論述。如鄭樵認為，五代以前，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這一說法大體不錯，但若進一步推求，則并不盡然。如取士不問家世，并非五季以來如此。眾所周知，隋朝開始已正式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制，而這種制度到唐代已達到了成熟階段。這種制度選舉用人是以文章進，而不以門第進。當時做官則以進士出身者為榮，社會上甚至認為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可見取士不問家世已不是當時譜學衰落的主要因素。蘇洵當時倒是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因，他說：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這就是說，那些剛得勢的新貴，既不愿講家史，更不愿列譜系，關鍵在于怕丟臉，其實這正是五季以來譜牒廢絕的重要因素。所以清人趙翼說：蓋五代以后，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可見，譜學之衰，關鍵在于不崇門閥。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開始，譜學發展中出現了為個人編寫年譜的現象，這種年譜，大多是為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所作，有的是為前代人所作，也有的是為當代人所作，如宋人作《杜甫年譜》達六種之多，《韓愈年譜》亦不下五種，如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程頤等，即在宋代已有人為之作譜的風氣，到了清代可說已到達高峰，成為譜學發展史上第三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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