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中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的碳減排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期待。然而，在作出國際承諾的同時，中國的減排工作也面臨著諸多困難。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而較大的國土面積也使得各地區發展狀況差異顯著，加之區域間經濟聯系復雜多變，使得減排工作具有較大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在此現實背景下，本研究利用涵蓋中國大陸所有省份、產品部門及其之間經濟聯系的多年定量模型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結構特征、省際轉移及區域平衡，并從多個角度探究了中國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驅動因素，進而探討所得結論的政策內涵。研究發現，（1）中西部省份與東部沿海省份之間的碳排放轉移由2002-2007年間的中西部向東部大量轉移，轉變為2007-2012年間的中西部省份與東部省份之間的相互轉移；同時，2007-2012期間，中國省際碳排放轉移由2002-2007期間的出口、投資共同主導轉變為投資主導。（2）特定的價值鏈參與方式決定著出口對中國省區碳排放的貢獻率顯著高于就業。時間上，這種不平衡呈擴大態勢；空間上，這種不平衡在中西部省區更為突出。（3）中國碳排放的主導需求由2002-2007年間的出口和投資共同驅動，轉變為2007-2012年間的投資主要驅動；資源型的高碳排放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持續改善，然而一些終端排放強度較小但產業鏈排放較高的部門的生產結構卻呈現高碳化趨勢。（4）從消費視角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規模的增長始終是促進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而碳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的下降則是抑制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未來，在“雙碳”目標驅動下，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或將成為抑制碳排放增長的關鍵因素；產業結構的優化對抑制碳排放的增長具有重要結構性意義。
前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這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指出了方向和路徑。由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引發的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對于溫室氣體主要構成——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則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著力點。2016年簽署的《巴黎協定》呼吁所有國家共同努力，并確立了“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的目標。作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積極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報告，提出了其自愿的減排目標。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宣布 “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并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中國的碳減排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期待。與此同時，中國的碳減排工作也面臨諸多困難。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而較大的國土面積也使各地區發展狀況差異顯著，加之區域間經濟聯系復雜多變，使減排工作具有較大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在此現實背景下，本書利用涵蓋中國大陸所有省份、產品部門及其之間經濟聯系的多年定量模型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結構特征、省際轉移及區域平衡，并從多個角度探究了中國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驅動因素，進而探討所得結論的政策內涵。主要研究工作和結論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構建中國省級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并核算分省份分部門碳排放。中國省級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是本書的核心模型，筆者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員團隊學習工作期間，構建了覆蓋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4個年份31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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