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基于伯內特（J. Burnet）編訂的柏拉圖全集校勘本中古希臘語原文的《斐德若》文本，參考國內外諸多文獻，聚焦于研究占據《斐德若》大半篇幅的三篇演說詞。作者在充分吸收國內外學界經典與前沿研究的基礎上，緊緊圍繞《斐德若》文本本身進行了細膩而深入的剖析，對古希臘哲學史上的關鍵概念與重要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讀，針對以往的陳說提出了新見，從細微之處入手揭示了古希臘倫理思想世界的另一番圖景。
《斐德若》通過贊美愛欲這種“神圣的瘋狂”，呈現了最好的人類生活，即哲學生活的形態和根據，從而為“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古代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路和解答。
★國內學界首部系統闡釋、研究柏拉圖《斐德若》的專著！
★以伯內特（J. Burnet）編訂的柏拉圖全集校勘本中古希臘語原文的《斐德若》文本為基礎，展開對《斐德若》細膩而深入的剖析，從細微之處入手揭示了古希臘倫理思想世界的另一番圖景。
★除了《斐德若》，柏拉圖的《理想國》、《斐多》和《會飲》等篇也納入本書的討論。
“變得像神”：哲學生活的神性維度
（節選）
哲學家對自身的改造，并不在于將自己改造成沉思者，而在于對人生（包括倫理 -政治生活）進行一種理性化的改造。不過在這里，作為改造之尺度的理性，不是洞穴之中的智慧，而是洞穴之外的真實存在所蘊含的存在秩序。正是這一彼岸秩序指導著他的一切行動（πρ?ττειν），無論公事私事都是如此（519c2-4）。這樣一來，人生不再僅僅是靈魂的牢獄，也是存在的前哨（φρουρ?），是可見世界中真實存在的顯現。哲學沉思只是讓靈魂或心智接觸到了真實存在，卻并不能拯救沉淪于可見世界的人生；只有通過生活的理性化，此岸的人生才與彼岸世界建立起了積極的關系。對這個自由囚徒來說，無論遁入沉思還是投身行動，都必須以洞穴之外的真實存在為基礎，而不是以洞穴內的存在陰影為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家的生活成了一場“逃離”：他不是在沉思中回避了這個世界，而恰恰是在這個世界的行動中肯定了彼岸世界。因此，按照《理想國》的論述，“沉思-實踐模式”并不足以理解哲學家的“逃離”。
經過以上分析，讓我們回到《斐德若》，看看這篇對話中“變得像神”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生活。《指南》引用《斐德若》248a：“那追隨神并使自己像神的靈魂……”。這句話的語境是描述人類靈魂曾經同神的靈魂一道在天上遨游，每個靈魂追隨著一位神。這些靈魂越能夠跟隨神，就能夠看到越多的“天外”存在。“最能追隨諸神、與神最為相似的”靈魂，在觀看真實存在的程度和范圍上超過其他靈魂（248a1-b1）。在這個意義上，與神相似意味著靈魂能夠觀看真實的存在。
不過，這并非《斐德若》唯一一處涉及“變得像神”觀念的地方。實際上，追求“變得像神”不僅僅是天上的、尚未進入人類身體的靈魂；在本節開頭引述的兩段文本證明，“變得像神”同樣是一部分人類靈魂基本的生活形態。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走上這條道路。能夠模仿神的前提是：（1）靈魂沒有敗壞；（2）美少年的刺激，滿足這兩個條件的靈魂能夠通過回憶（?ν?μνησι?）想起在天上跟隨的神（252e7-253a5），模仿這位神的“習性和生活方式”（τ? ?θη κα? τ? ?πιτηδε?ματα）。特定神的“習性和生活方式”在這里首先指對待愛欲關系和被愛者的特定方式，例如，追隨宙斯的靈魂在愛欲中表現得莊重，戰神阿瑞斯的追隨者對待他們的愛侶則具有報復心（252c3-7）；更一般地說，“習性和生活方式”指對待周遭世界和人的方式，例如，赫拉的追隨者天生有王者風范（252b1-3）。按照這一論述，“變得像神”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253a-c），尤其是同他人交往的行動之中，而并不特別地同沉思活動相關。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變得像神”的生活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實踐生活。
然而，這種實踐生活卻有一種把人從他的周遭世界中連根拔起的傾向：不但愛者為了被愛者否定他原先接受和尊崇的一切（252a-b），而且被愛者也同樣認定，他周遭的親友遠遠比不上愛者（255a-b）。愛侶互相在對方身上發現了某種神圣的東西，這種東西不是在世間能夠找到的。我們在之前的分析中將“神圣的瘋狂”解釋為靈魂在回憶時刻的內部動蕩；現在證明，這一內部動蕩造成的生活秩序之中，同樣蘊含了瘋狂的因子（249d5-e1）：
一旦誰見到這兒的美，回憶起那真實的美，就會生出羽翼。不過，當他滿懷熱忱要展翅高飛時，卻做不到，像只鳥兒那樣朝上望（βλ?πων ?νω），毫不留意下邊的事（τ?ν κ?τω δ? ?μελ?ν），于是被指控發了瘋。
眾人的指控是對的，只不過他們并不理解“瘋狂”這一指控的真正含義。“這兒的美”指的是少年身體的美，也就是世間的美；“真實的美”則是靈魂在天上見識過的美。愛欲的瘋狂讓靈魂長出羽翼，想要離開身體，回到天上的諸神隊伍之中。在那里，蘇格拉底說，靈魂沐浴在純凈的光明中，尚未沾染世間的惡（250b5-c6）。《斐德若》的這一論述，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精神氣質上，同《泰阿泰德》的離題話都高度一致。這里顯然是逃離精神的又一表達。
在這里我們沒有發現柏拉圖將逃離等同于哲學沉思。實際上，《斐德若》當中瘋狂的愛人，并沒有被描寫為一個孤獨的沉思者，而是同《理想國》所闡述的那樣，通過一種倫理生活方式的改造來“逃離”這個世界（256a7-b3; cf. 253e5-255a1）。在《斐德若》當中，正是愛欲關系中對神的回憶啟發了這種改造。回憶中的神，體現了一系列典范性的“習性與生活方式”。愛者與被愛者按照這一典范改造他們自身。因此，這樣一種改造并非認知能力的發展，而是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接近那個神圣的典范。每一個神圣典范都是一種倫理生活的典范。但因為每一位神都從真實存在——真正的正義、審慎和智慧（247d5-7; 250d4）——那里得到它的神性（249c6），每一種典范性的倫理生活都包含了真正的美德。
那么，這樣一種生活在什么意義上構成了從屬人的世界向神圣領域的“逃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什么東西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基本處境。在《斐德若》的論述中，沒有靈魂僅僅因為自身的本性就是人類靈魂。靈魂依其本性有完美和不完美之別；而人類靈魂是那些進入了人類身體的不完美的靈魂。同一個靈魂，在進入人類身體后也有可能進入野獸的身體，成為野獸的靈魂，或者，如果它以正確的方式度過人生，則能夠期待自己脫下人類的皮囊，回到天上的諸神歌隊中去。實際上，人類靈魂的共同經歷，就是曾經身處這個天上諸神的歌隊。換句話說，人類靈魂之所以是人類的靈魂，并非因為它的本性就是屬人的，而是因為它碰巧寓于人類的身體之中。因此，正是靈魂與人類身體的結合，構成了基本的人類處境。
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進入這一基本處境，就意味著靈魂的“養料”從真理轉變為意見（248b5-c2）：同身體結合的靈魂，不僅要始終面對身體的基本需要或是非理性的欲求，而且靈魂現在接受的關于善的意見是被身體所決定的。這些由身體而來的意見，形塑了人類生活的基本特征。換句話說，靈魂的真正困難不是它總是偶然地被身體所打擾；靈魂的真正困難在于，它的生存根基和價值尺度依賴于身體：首先，有身體就意味著有父母、家庭和人倫關系。我們是由父母所生：人類生活首先就建立在這一簡單的事實之上。我們總是降生于家庭之中，因而家庭是人類生活中具有首要意義的制度，而人倫關系是具有首要意義的關系。然而，假如我們僅僅是我們的靈魂，那么人倫關系的意義就大大削弱，甚至被取消了。靈魂并不出生自另一個靈魂，只是從一個身體遷徙到另一個身體。這意味著靈魂是沒有父母的。其次，我們作為人類總是生活在朋友和親近的人（φ?λοι）中間。家人當然是我們所親近的人，不過通常還有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為我們所親近。對希臘人來說，友愛所支撐的共同體當中，最重要就是城邦，而城邦生活則被廣泛地認為是人類生活的最高形式。假如我們僅僅被等同于靈魂的話，所有這些因素也被根本性地削弱了，因為希臘人所知的幾乎任何形式的友愛，都是建立在我們的身體性存在的基礎上。誠然，《斐德若》當中的哲學愛侶享受了最高意義上的友愛，而在他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也總是存在于身體之中的。但他們的友愛恰恰建基于靈魂在天上——沒有同人類身體相結合的時候——的經驗：他們之所以成為伴侶，正是因為他們的靈魂從前跟隨同一位神（252d5-e1）。他們并不屬于家庭，也不屬于城邦，只屬于彼此而不屬于任何人類的共同體。因此，他們也不追隨任何人類共同體的規范，而這些規范，正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價值尺度。簡言之，人類生活是由特定的法律或習俗（ν?μο?）規定的。習俗是一切人類事務的主宰。
如果我們暫時放棄《斐德若》靈魂神話的視角，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東西恰恰是人類生活的自然根基。我們作為人類總是植根于身體所在的自然世界，而柏拉圖用他的天才試圖讓讀者相信，這些基本的人類處境都不是靈魂本性中的東西，而是偶然地附加在靈魂上的不幸遭遇！柏拉圖要我們相信，靈魂要回到它的神圣起源，必須從整體上、根源上改造奠基于自然世界的傳統生活：傳統生活所憑靠的東西，習俗的常軌（ν?μιμα）和高雅的舉止（ε?σχ?μονα）都只是“意見”而已，本身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252a4-5），需要被放在理性的法庭上，依照真正的——彼岸的（?περουρ?νιο?）——價值接受審判。
因此，《斐德若》同《理想國》關于“逃離”思想的理解是一致的。逃離世間的意涵不是躲進沉思當中，不理會外面的世界，而是通過彼岸的“真理”（247c5）和善的光照來獲得一種看待這個世界的新的眼光和尺度。當然，靈魂完成這一轉變之后，會在生活中留給哲學沉思應有的位置；同時，這一生活中也能夠容納倫理和政治行動：就像神既觀看存在，也統治宇宙一樣，與神相似的哲學生活中也必然同時包含沉思和行動的雙重面向。但是，沉思與行動的問題是第二位的。根本性的問題是靈魂生存的根基究竟是在“這兒”，在自然世界當中，還是在“上邊”，在彼岸的存在當中。人的最高目標是“變得像神”意味著，哲學讓靈魂接近神之為神所憑借的東西（πρ?? ο?σπερ θε?? ?ν θε??? ?στιν），即彼岸的存在（249c6）。在此生存狀態下，即使是倫理政治行動的精神氣質也帶著逃離的色彩。反之，如果人沒能將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彼岸存在的基礎上，那么他對生活秩序的思考和安排就只不過體現了“凡俗的審慎”（σωφροσ?νη θνητ?）：這是一種虛假的美德，對靈魂的拯救毫無價值（256e3-257a2）。
這一生存根基的轉換表明，柏拉圖革命性地扭轉了我們對人性的理解。人性不再由人類生活的自然處境所規定，而是由我們當中那個神圣的、將我們同超越的神圣秩序詳細起來的那一部分所規定。哲學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既是“變得像神”，也是“人性的成全”——被重新理解的人性。對這樣一種人性最有力、最形象的表達，可以在《蒂邁歐》的一個著名比喻當中找到（90a4-b1）：
[理性靈魂]居住在身體的頂部，把我們從大地上提起，朝向與我們親近的天空，仿佛我們是一株不是長在地上，而是長在天上的植物。確實如此，因為我們的靈魂最初產生自天上，其中神圣的部分正是從那里吊住頭顱，也就是我們的根，從而讓我們的整個身體保持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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