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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并不存在。每當我們談論它時，大部分討論都自相矛盾。我們擔心它在衰落或是萎縮—僅僅和十年前相比，今天自認為中產階級的人已有所減少，照這樣的勢頭，那些勉強夠得著中產階級的人很快也會跌落下去。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受到新聞標題的鼓動，照它們的意思，只要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產階級其實處于上升趨勢，在印度、巴西和南非這類地方，對幸福志在必得的人們正使中產階級的隊伍日趨壯大。這里埋伏著一個古老的語言陷阱：當我們追問中產階級的數量時，我們同時也確認了這一觀念，即中產階級就擺在那里，人們或是躋身其中，或是跌落其外。

事情并非如此。想要看清這一點，不妨看看近些年來試圖找尋中產階級的各項研究。翻閱政策與咨詢公司、智庫、發展機構、營銷公司、政府機關和央行發布的研究與分析，你會發現，中產階級的標準有多少，研究結果就有多少。統計學家身負重擔，要找到普遍適用的測量尺度。富裕國家的人們享有的居住、工作與消費水平，是全球大部分人口夢寐以求的—包括那些最可能被當作全球新中產階級的人。有哪種分類能把這些人同時包括在內呢？

分類方式倒是不少。其中之一是職業：所有技術型的專業人員、經理和專家，或是所有從事非體力勞動的人，都算得上中產階級。乍聽之下合乎直覺，直到你想起眾多學非所用、苦苦掙扎著的白領職員，或是相反，想起那些一聽就不符合以上職業標準卻報酬豐厚的非專業人員。另一種流行的中產階級標準是對貧窮的相對免疫：根據這種定義，中產階級享有足夠的資源，來保護自己免于朝不保夕的饑餓或是匱乏。然而同樣，我們都聽過那種明明是中產階級，卻因個人、國家或是全球市場危機，而在一夜間從富裕淪為赤貧的恐怖故事。有些分析師著眼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將收入超過其家庭日常所需，因而可以購買非必需品的收入者視為中產階級。這種定義具有誤導性，它假定了收入是穩定的，可以量入為出，但在現實世界中，家庭的收入與開支是高度不規律的。另一些分析師則用絕對收入水平（absolute income levels）來定義中產階級。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相似的，即便是根據國家物價指數作調整也無可避免。金錢的相對價值是一回事，人們能用它買什么則是另一回事，影響因素包括當地的物質資料條件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需要人們面對的政治氣候。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可以擁有相近的收入水平，但他們的生活標準差異是如此巨大，很難把他們設想為同一群體。還有一些人將中產階級定義為中等收入者（middle income）：所謂中產階級，就是指收入在其國家處于中間水平的人。這種定義排除了跨國對比的可能性，同時，一國之內所謂中等與略低收入之間的差距之小，很難令人信服地將這兩者區分開來。最有趣的一種標準來自精明的量化分析師，他們稱其為主觀標準：讓人們自己開口就行了。這種方法總會讓分析師栽跟頭，因為一般說來，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標準下屬于中產階級的人多得多。全世界都是如此，無論是高于或低于特定中產標準的人，都會自我定位為中產階級。

如果說分析師對中產階級的定義不一，那么公共部門與商界的代表則沒有這樣的疑慮。這些權威人士展現了廣泛的共識，認定中產階級確實是個好東西，不約而同地哀嘆它的萎縮，或是慶祝它的增長。就政客而言，無論是左是右，是保守人士還是自由主義者，都青睞所謂的中產階級，聲稱他們提倡的政策代表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智庫和咨詢公司幫助政客，吸引自認為是或有志于成為中產階級的人們。當他們提出擴大中產階級的策略時，營銷人員則在為企業高管出謀劃策，以迎合中產幻想。再加上專業文獻和新聞報道的影響，各方面都將中產階級和種種社會、經濟上的欲求之物聯系在了一起。特別是，他們把安全、消費主義、企業家精神和民主挑選出來，當作中產階級生活的支柱。在他們的描繪中，這些特性是相互關聯的，每一項都自然連接到另一項，共同構成經濟發展、現代化和集體福祉的良性循環。

然而，對于被假定為全球中產階級一分子的人們，一些社會科學家費心研究他們的生活，繼而對以上特性提出了嚴重懷疑。據社會科學家所述，將這些人群團結起來的并不是繁榮，而是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負債資產和強制過勞。他們傾向于儲蓄多余的現金，或是投資房產、保險，而不是將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品。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更喜歡拿固定的薪水，而不是冒著風險尋求當企業家的利潤。如果有人追求后者，那更多是由于缺少穩定就業而被迫做出的調整。社會科學家們強調，這部分人群在政治上采取實用主義，支持能保護他們利益的政黨與政策，而非全盤支持民主—只要看看拉丁美洲最近的歷史，就不難發現這一點。

這意味著，“中產階級”是個非常模糊的范疇，不僅邊界不清，就連它是不是正面的范疇也還存疑。然而，這種模糊性并未阻礙它的廣泛流通。這一概念風行各國，不僅體現為政治與經濟領袖關于中產階級利益、品質與抱負的斷言，更體現為全世界各行各業的人們對中產階級身份的渴求。現在，當人類學家遇到這樣一個備受推崇卻定義不明的范疇，當她看到政客、發展機構、企業實體（Corporate actors）和營銷專家都在積極運用這一范疇概念，她很可能會想到一件事：意識形態。

我在以色列和德國研究了與中產階級普遍關聯的諸多議題，不時也會觀察全球范圍內的類似案例。觀察中，我發現這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這促使我更直接地去質詢：我所觀察的人們的身份是如何被確定的？我問自己，如果中產階級事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意味著什么？它服務于何種目的？它如何產生，又因何而如此不可抗拒？我用這本書來回答這些問題，同時探尋這些問題的潛在含義。

尤為特別地，我在書中的論點是講給一群身涉其中的讀者，原因如下。今時今日，“我們”（we）這一代詞疑點重重，且總是引出一個針鋒相對的“非我”（not-me）。各式各樣的政客、商人、牧師和活動家為了他們宣稱的共同目標，任意祭出“我們”，來集結不同群體。在和“非我”的對峙中，人們會更自發地說出“我們”，這些“非我”可以是與99% 的“我們”相對立的1% 的權貴，也可以是一群被認為威脅著我們的身份、我們的所有之物的反眾（counterpublic）。但我在此想討論的是另一種涵括，它既非出于策略性目的、亦非出于對假想敵的抗爭而強加于人的概念或是集體性的稱呼。相反，它是一個低調的、自我滿足的“我們”，它強調的是我們的一種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