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春與秋
孔子問禮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碰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在2500年后的今天來看，亦頗具啟示。
——題記
公元前500余年的某一天，兩位衣袂飄飄的智者翩然相遇。時間，不詳；地點，不詳；觀眾，不詳。但是，他們短暫的對話，卻留下一段妙趣橫生的傳世佳話。
其中的一位，溫而厲，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長，耳垂肩，深藏若虛，含而不露。這也許是他們的第二次會面，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2500余年的歲月中，我們將漸漸知曉這場對話對于世界歷史、對于人類文明的偉大意義。
一
他們，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孔子是2500年來儒家的始祖，老子是2500年來道學的濫觴。司馬遷對兩人有過明確考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史記·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將去向年長的老子求教。
貴族世家的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盡管他被后世尊奉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但身世并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頂，所以他的母親為他取名曰丘。與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頗為含混，除彌漫坊間的奇聞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騎青牛西出函谷關，從此一去不復返。
2500年來，人們對他們的會面頗多好奇，也頗多猜測和演繹。《禮記·曾子問》考據孔子十七歲時問禮于老子，即魯昭公七年（前535），地點在魯國的巷黨，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史記》載，他們的第二次相見是在十七年之后的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地點在周都洛邑（今洛陽），孔子適周，這一年他已經三十四歲。第三次，孔子年過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地點在一個叫沛的地方。《莊子·天運》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體時間不詳，只有《呂氏春秋·當染》簡單的記載：“孔子學于老聃、孟蘇、夔靖叔。”歷史不可妄測，但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這樣的記載雖然未必逼近真實，卻足見后人的善意與期待。
孔子對老子一向有著極大的好奇。我們不妨想象這樣的場景——兩位孤獨的智者踽踽獨行，他們的神情疲倦而詭譎，赫然卓立，沒人理解他們的激奮，更沒人理解他們的孤獨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點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向，頗得孔子的贊許。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態人情的風俗畫，生命的充實和歡樂盎然風中。陽光明媚，春意歡愉，人們沐浴、歌唱、遠眺，無憂無慮，身心自由，我們似乎從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詩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這春末的暖陽中，他看到的卻是不同的景象：“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在他的耳邊，是呼喊聲、應諾聲、斥責聲，世事喧囂紛擾，世人興高采烈，就像要參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臺覽勝，媸妍良善邪惡美麗猙獰，又有什么分別，誰又能夠分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如此憂傷而又抒情的語氣，在老子散文般的敘事中，并不少見。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復抒寫自己“獨異于人”的孤獨與惆悵，在“小我”與“大眾”之間種種難以融合的差異中，老子在反思，在猶豫，在踟躕，在審視眾生，在考問自己。這孤獨和惆悵曾吸引過年幼的孔子，而這一次，他想問的是，孤獨和惆悵背后的機杼。
歷史的天空，就在這一刻定格。
一個溫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個智慧狡黠，其文瀟灑峻峭，秋般飄逸。他們是春秋時代的春與秋。2500年前的這一刻，他們終于相遇。司馬遷以如椽巨筆記錄了這歷史的一刻：
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橫生的描畫，讀來令人浮想聯翩。
老子直言不諱。他認為孔子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其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老子聽說，善于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么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他建議孔子，拋棄他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于孔子、對于世人，都是沒有好處的。
寥寥數語，意味雋永。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碰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
孔子問禮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時光遠去，短暫的四次會面，諸多細節已不可考，其對話卻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內容。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數次向老子討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與此同時，孔子的提問也敦促老子的反思。司馬遷評價老子之學和孔子之學的異同，歷數后世道學與儒學對于他者眼界、胸懷的退縮，悵然若失：“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二
這次問禮對于孔子，是晴天霹靂，更是醍醐灌頂。
孔子辭別老子，沉吟良久，對弟子們感慨：“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能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鳥能飛，魚能游，獸能跑。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會游的可制成絲線去釣，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而龍，御風飛天，何其迅疾。回味著與老子的對話，孔子說：“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
1600年后，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引用詩人唐子西的話來表達他對這位坦蕩求真、不懼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老子與孔子性格迥異。老子致虛守靜、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然而，老子作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為攝相事的魯國大司寇，兩者自然都有輔教天子行政的職責，救亡圖存的使命將他們聯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傳》評價，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翻開春秋時期的社會歷史，不難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戰亂。諸侯國君的私欲膨脹引發了各國間的兼并戰爭，諸侯國內那些權臣之間的爭斗攻殺更是異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大特點，“《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諸侯割據，禮教崩殂，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墜落，世襲、世卿、世祿的禮樂制度漸次瓦解，各國諸侯假“仁義”之名競相爭霸，卿大夫之間互相傾軋。值此之時，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謂不哀不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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