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
［西漢之前］佚名
《樂記》作者到底屬誰，至今無定論。20世紀圍繞《樂記》作者的爭論，主要是由對傳統材料不同解讀所造成的。有三個問題影響了對其作者的判定。
一是典籍中對《樂記》作者的不同交代。《漢書·藝文志》認為《樂記》為西漢河間王劉德、毛生等編纂，書中說：“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而《隋書·音樂志》引南朝沈約于天監元年（502）給梁武帝《奏答》中的一段話，涉及《樂記》作者問題，《奏答》云：“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沈約的觀點與《漢書·藝文志》并沒有什么不同。
而唐人張守節認為，《樂記》為公孫尼子所撰。他在《史記正義》中說：“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見《史記》卷二十四《樂書》之張守節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重印本，第1234頁。張守節沒有做任何說明。其實，這是對《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語的誤解。沈約在《奏答》中，雖然指出《樂記》雜取了《公孫尼子》（《公孫尼子》一書，在《漢書·藝文志》中已有著錄）的內容，但并沒有說《樂記》為公孫尼子所作。沈約明明說：《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等取自《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公孫尼子》所指是書，而非人，不知何故，有些論者將其引述成“《樂記》取公孫尼子”如郭沫若：《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楊公驥：《公孫尼子的〈樂記〉及其藝術理論》，均將沈約的“《樂記》取《公孫尼子》”解為《樂記》為公孫尼子所撰。，以此作為公孫尼子作《樂記》的基本證據。
二是傳世版本問題。在《漢書·藝文志》的文字中，有關于《樂記》的兩個不同傳世版本問題，一是劉向的二十三篇本，一是王禹本。王禹本和劉向所傳的不同。有的論者根據這一線索，認為，王禹所傳的本子由劉德傳給王定，王定傳王禹，其名《樂記》，又稱《樂元語》，此書已經失傳。此書并不是如今流傳的《樂記》，今傳之《樂記》為另一書，它是劉向所校定的二十三篇。
按今本《樂記》被收入《禮記》一書，共十一篇（《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魏文侯》《賓牟賈》《樂化》《師乙》），而劉向《別錄》說《樂記》有二十三篇其他十二篇篇名為：《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招頌》《竇公》。，二十三篇的前十一篇和今本同，只是排序有異，后十二篇今亡佚。正因此，為公孫尼子作《樂記》留下了討論的空間。
三是從今本十一篇內容看，其中有與《荀子·樂論》《周易·系辭傳》以及《呂氏春秋》等內容相同或相似者，這就引起了到底是《樂記》抄錄上述著作，還是上述著作抄錄《樂記》的討論，不同的推論會直接影響《樂記》創作時代的判定，從而影響《樂記》作者的推定。如推定《樂記》抄錄《荀子》，即相應在作者判定上更傾向于劉德等，反之，則又可以傾向于作者是公孫尼子的判斷。
圍繞以上三個問題的不同解讀，20世紀關于《樂記》作者的討論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以郭沫若、楊公驥、周柱銓等為代表的公孫尼子說，二是以蔡仲德等為代表的劉德、毛生等編纂說。再一種觀點，既不認同公孫尼子說，又不同意河間王說，或以為乃是漢人所作，然所作者尚難遽然而定如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第一章第三節，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或以為公孫尼子可能有二人，一是作為儒家的公孫尼子，他是戰國時期人，一是作為雜家的公孫尼子，應是漢人。如此等等。
從現有的材料看，我比較傾向于劉德、毛生等編纂說。因為《漢書·藝文志》畢竟有明確交代，而且班固《藝文志》主要由劉歆《七略》刪削而成，而《七略》則是劉歆得其父劉向校書之論所寫成。可以這樣說，劉向校書所見的二十三篇本《樂記》，就是今本《樂記》所見原本，王禹所傳的本子雖是一個異本，有文字上的差異，但并非別有一書，否則，《藝文志》沒有必要將它與劉向本比勘而言。《樂記》與《荀子·樂論》《呂覽》《易傳》相同或相似處，是《樂記》一書性質所決定的，它本來就不是獨立創作的私家著作，而是綜合先秦以來論樂之說而成的。《奏答》說“捃拾遺文”，“編次”而成，是可信的。正因此，《樂記》可以視為西漢之前我國音樂理論的集大成著作，并非反映的是劉德一家的觀點。
本文所用底本為清孫希旦《禮記集解》本，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2010年重印。
樂本篇
（略）
［注釋］
（略）
［解說］
這個論述音樂的殘本，重點不在論述音樂的藝術特性，而重在討論音樂的社會功能，是文以載道觀念在音樂中的體現。“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是這部殘本的主要思想。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判定其具體的作者，但這部著作基本可以確定為儒家學派的著作，可以視為先秦儒家音樂美學的一個總結。從留存的這十一篇文字來看，其中含有豐富的思想，從一個側面展示出儒家美學的一些基本特點。現擇其要者，談談我的理解。
一、和諧說
《樂記》“和”的思想集中體現了儒家美學的重要觀點，這是《樂記》最有價值的美學內容。從儒家的道德哲學出發，《樂記》將音樂的社會功能放到突出位置，它之所謂“樂”并不是自娛自樂的藝術撫慰，而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樂”。所以，“和”的思想，也必然落實在社會秩序的和諧上。《樂記》和諧思想的獨特性在于，它將“和”的思想，做上下兩極延伸，上放到整個天地宇宙中來考察，下又將“和”窮至人深心中的和諧。所以其和諧思想包括三方面：上則人與天地的和諧，中則人與他人的和諧，下則人與自身的和諧，也可以分別稱作天地的和諧、道德的和諧、生命的和諧。
《樂記·樂禮》說：“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周易·系辭上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樂記》這段話顯然由《易傳》變化而來，但所表達的內容則與《易傳》有別，它主要是借用《易傳》的思想，對音樂做形上思考，從而為樂的和諧尋找哲學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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