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這種方式使個體與世界建立起一種奇妙的關聯。個體通過寫作傳遞情感、表達意愿，與此同時，個體也通過這種方式與世界進行著各種層面的協商。從這個意義上看，女性寫作的歷史就是女性與世界進行對話的演進史。在這一對話關系中，女性向這個世界展示了自身對社會秩序、倫理道德及生命和價值體系等諸多方面的主觀感受，同時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情境下形塑自我、完善自我并不斷重新建構自己的主體性。盡管這種對話關系不斷受到強權、暴力與偏見的侵擾，女性始終沒有放棄自己進行言說的權利，她們在寫作中執著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對自身歷史的書寫中勇敢地成為自己。
法國是現代女性主義的發源地之一，法國的女性寫作也經歷了獨特的發展歷程，法國女性的寫作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法國現代女性意識的發展史。現有的資料表明，自公元6 世紀高盧地區的女詩人拉德貢德（Radegund，約520578）開始，法國的一些貴族女性就開始嘗試通過寫作這種活動來表達個人的情感訴求和政治立場。盡管這種早期女性寫作活動并非以作品的公開傳播為目的，卻是女性在家族、社團及更大范圍的社會組織中施加影響的主要方式，其存在形式本身即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
此后直至14世紀，女性自我言說的潛流在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13641430）這里才重新進入公眾的視野。她在其極具個性化的書寫中強化了性別的視角，顯露出更為強烈的主體自覺意識。更值得關注的是，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通過其作品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命題，如女性的本質是什么、女性可以做什么、女性可否如男性一樣行使自主選擇的權利等，后世的研究者甚至據此視其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權主義者。在她身上，我們還能看到后世職業女性作家的身影。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不僅以寫作為途徑全面介入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更為法國女性開創了為自己寫作這樣一個傳統。
與此前的歷史時期相比，法國女性在文藝復興時期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但就這些特定類別的教育而言，其結果是使女性在家庭及社會中的角色被固化下來，女性的性別角色及其附帶的義務也不斷被強化。因此，女性一方面受制于由自身的性別角色所帶來的束縛；另一方面卻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增長了智識，具有更多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表達的技巧。可以說，文藝復興時期批量造就了法國的知識女性群體，這為后來女性寫作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在這一時期女性寫作依然不是受到官方許可的公共行為，但至少從這時開始，法國女性寫作從表現形式到具體內容方面都顯露出更加多樣化的面貌。這一時期女性寫作的主要形式集中體現在抒情詩、書信等體裁上，這些作品在情感指向、性別意識和身份認同等方面都具有更加清晰的辨識度。也是在這一時期，女作家瑪麗·德·古爾內（Marie de Gournay, 15651645）在作品中首次闡述了兩性平等的觀點，提出男女兩性應在各方面享有的權利。可以說，女性的寫作活動不僅使法國知識女性群體的個性化意愿得到了充分顯現，而且她們也以女性特有的智慧和思想光芒豐富了人文主義的內涵。
在結束了宗教戰爭和政治動蕩之后，法國自17世紀初開始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發展時期，沙龍這種非官方的社交場域也在此時大放異彩，并在此后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對法國的文化形態和社會思想發展持續發揮著影響。作為一種私人空間與公共場域的結合體，17 世紀的沙龍在路易十四統治后期已取代宮廷成為當時文化社交的中心，而一個沙龍的成功與否則完全取決于其女性主持人所具有的才智和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沙龍一直是發布和品評文學作品、交流新思想、討論社會重要議題的主要場所，在特殊時期，沙龍甚至也成為革命的推進器。正是在沙龍這個特殊場域中，當時的法國知識女性通過自身的學識和鑒賞力直接介入時代發展的浪潮中。作為沙龍的標志性活動之一，寫作是必不可少的交流形式。女性的自主意識在寫作活動中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她們在沙龍中分享自己的作品，也從沙龍中獲得對作品的直接反饋，這種交互式的對話直接推動了女性寫作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女性在沙龍中所獲得的自由表達的權利隨后被讓渡到具有公共性的寫作活動中，這使女性具有了與男性所主導的社會話語形式進行非對抗性對話的可能性，為后來法國女性走向革命、政治領域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路徑。
我們可以發現，法國女性寫作在17和18世紀呈現出異常多樣化和極富個性化的特點。女性在寫作中不斷突破各種限制，從各個方向開拓領地，寫作成為女性發掘個體內在世界并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的一種重要手段。到18 世紀中后期，法國已經涌現出最早一批職業女作家，于她們而言，寫作既是謀生手段，也是個體存在形式的別樣選擇。對于那些參與到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中的女性而言，寫作更是體現其自身的主體性、確保自己的聲音不被遮蔽的必要方式。在1789 年法國大革命那段時期內，各個領域都活躍著眾多知識女性的身影，她們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在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中的立場，以具有獨特視角的個人書寫回應著宏大的歷史敘事。在革命、政治與個體性所形成的張力中，法國女性寫作的公共性意義不斷增強，其具有的現代性特質也愈加強烈。
如果說18世紀的法國女性通過具有公共性意義的寫作活動完成了對自身的另一種啟蒙，那么19世紀的法國女性則通過寫作宣告了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女性主體的生成。自1804年《法國民法典》將女性的從屬地位制度化以來，法國女性一直在以各種形式進行抗爭，致力于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歷經數十載，到19世紀末為止，法國女性在部分領域取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權益，從法律意義上被許可成為職業作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權益之一。與這一進程相伴生的，是女性寫作的繁盛發展。從參與寫作的人數、作品的數量和體裁種類上看，與此前的各個時期相比，19世紀無疑是法國女性寫作的黃金時期。她們一方面繼承了自中世紀以來形成的女性寫作傳統，另一方面也在其中注入了新的時代元素。19世紀法國女性作家的群體規模空前壯大，而且在來源方面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在女性作家群體中既有如斯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l, 17661817）、喬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等出身于貴族階層、擁有良好教養的探索者，也有如弗洛爾·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 18031844）這樣來自社會底層、在逆境中掙扎求生的覺醒者，更有如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 18301905）這樣的革命家和女權主義者。她們在創作中勇敢地跨越了性別角色的樊籬，突破了社會固有意識形態的限制，以女性作家獨有的思維形態和表達方式詮釋了現代女性的主體特質，探索了女性存在形式的多種可能。
20世紀的法國女性逐漸在法律上取得了選舉權、財產權、婚姻自主權等一系列重要權益，女性主義運動的蓬勃興起也使與女性相關的各種問題逐漸被提升到政治生態格局與學術研究的重要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寫作也不再局限于從單一性別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是具有了更加多元化的格局。20 世紀女性問題的研究者對既往淹沒在男性話語體系中的女性意識進行了清理，一方面意在去除男性話語體系對女性主體的遮蔽，另一方面通過發掘過往歷史中被遺失的女性作家，梳理女性寫作的歷史，重構女性寫作的傳統。
20世紀法國女性的創作主題依然是女性自身的各種問題，但與此前相比，此時她們的關注點不再只局限于探討兩性關系框架內的女性境遇，而是認為女性應該作為一個獨立主體，而不是與男性相對而言的一種性別而受到關注。女性完全可以通過寫作來解構處于二元對立中的兩性秩序，與此同時建構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使更廣泛意義上的女性共同體成為可能。在對寫作形式的不斷嘗試中，當代法國女性作家越來越深入整個社會文化生產機制的內部進行探尋，她們不再止步于僅僅提出問題，而是要從根源處探究女性問題的來源，在性別要素與其他多種文化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建構起新的話語模式，以此完成對女性主體的重構。
第一章 法國女性書寫的初現 1
第一節 瑪麗·德·法蘭西 3
第二節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7
第二章 法國女性書寫的勃興 15
第一節 瑪格麗特·德·納瓦爾 17
第二節 佩奈特·杜·吉耶與路易絲·拉貝 20
第三節 瑪格麗特·德·瓦盧瓦與瑪麗·德·古爾內 26
第三章 17 世紀的法國女性作家 33
第一節 瑪德萊娜·德·斯居代里 35
第二節 德·塞維涅夫人 42
第三節 德·拉法耶特夫人 45
第四章 法國現代女性作家的出現 49
第一節 夏特萊夫人 50
第二節 杜·德芳夫人與朱莉·讓娜·埃萊奧諾·德·萊斯皮納斯 53
第三節 德·朗貝爾夫人與瑪德萊娜·德·皮西厄 56
第四節 職業女作家的先聲 60
第五節 革命、政治與女性寫作 65
第五章 法國現代女性作家的生成 72
第一節 斯達爾夫人 73
第二節 喬治·桑 77
第三節 女權主義與女性寫作 84
第四節 19 世紀的其他女作家 94
第六章 多元共生時代的身份認同和自我選擇 98
第一節 柯萊特 99
第二節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103
第三節 西蒙娜·德·波伏瓦 110
第四節 西蒙娜·薇依 117
第五節 女性主義的三駕馬車 120
第六節 20世紀的其他女作家 129
第七章 作品賞析 137
第一節 《安吉堡的磨工》 137
第二節 《哈德良回憶錄》 144
第三節 《第二性》 153
結語 166
主要參考文獻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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