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烏黑色的照片，橢圓形的，貼在一個發黃的硬本子上。照片上有個嬰兒，身體的大部分都坐在帶齒形花邊的坐墊上。坐墊有好幾個，重疊在一起。她穿著一件繡花襯衣，只有一條系帶，很寬，上面打了一個大大的結，幾乎掛在肩后，像一朵碩大的鮮花，又像一只巨大的蝴蝶翅膀。嬰兒瘦瘦的，臉被照片拉得很長，分開的雙腿向前伸，一直碰到了桌邊，高高的前額垂著褐色的鬈發。她圓睜雙眼，死盯著你，仿佛要吃了你似的。這個嬰兒像玩具娃娃般張開雙臂，似乎在動。簡直要跳起來。照片的下方，有攝影師的簽名—“里代爾先生，攝于利勒博納”—小本子的封面左上角也有簽名，姓名首字母龍飛鳳舞。本子已經裂開一半，封面臟極了。
小時候，我還以為—別人一定這樣對我說過—那就是我。可那并不是我，而是你。
不過，我也有一張同一個攝影師拍的照片。我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褐色的頭發也是鬈鬈的。但我看起來很胖，眼睛深陷在圓圓的臉中，一只手放在雙腿間。我已經記不清當時看到這兩張迥異的照片是否感到震驚。
快到萬圣節的時候，我去伊夫托的公墓給兩座墳墓獻菊花，父母的墳墓和你的墳墓。一年年過去，我忘了墳墓在什么地方，但我以那個高高的十字架為參照物，它很白很白，從中央小道一眼就能看到。它矗立在你的墳墓上，就在他們的墳墓旁邊。我在每座墳墓上放一束顏色不同的菊花，有時在你的墳墓上放一盆歐石楠。我把花盆埋在石板下方專門挖出來的花壇里。
我不知道人們在墳墓前是否會浮想聯翩。我在父母的墳前逗留了一會兒，好像在對他們說：“我來了。”告訴他們這1年我的經歷，我做了什么，寫了什么，想寫什么。然后，我走到右邊你的墓前，看著墓碑，每次都會讀一讀上面的金色大字。那些字亮晶晶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粗糙地覆蓋在原先的字上面的。原來的字沒這么大，現在已經看不清了。做墓碑的石工擅作主張，把碑上原有的字鏟去一半，姓名底下只留下這句話，當然是因為他覺得這句話最重要：“1938年圣周四去世”。第一次去給你掃墓時，讓我吃驚的也是這句話。好像刻在墓碑上的這行字證明，你是上帝的寵兒，你是神圣的。我來掃墓25年了，從來沒有跟你說過一句話。
根據身份登記信息，你是我姐姐。我們同姓，我“婚前”姓迪歇納。在父母那破爛得不成樣子的戶口本上，我們倆一上一下地出現在“婚生子女出生與死亡”一欄上。你在上面，有利勒博納（濱海塞納省）市政廳的兩個印章；我只有一個—我的死亡情況將填寫到另一個官方戶籍簿上，它證明我出生在某個家庭，姓改了。
但你不是我姐姐，從來不是。我們沒有一起玩耍過，吃過飯，睡過覺。我從來沒有碰過你，擁抱過你。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顏色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你沒有身體，沒有聲音，只是若干張黑白照片上的一個平面圖像。我想不起有你這么一個人。我出生的時候，你已經死了兩年半。你是上天的孩子，是看不見的小女孩，從來沒有人提起過你，大家談話都避開你。你是一個秘密。
你已經永遠死了，在我10歲那年的夏天，你死著進入了我的生活。你在一個故事中出生和死亡，就像《飄》中斯嘉麗和白瑞德的小女兒邦妮。
那一幕發生在1950年的暑假。那是表姐妹們從早到晚一起瘋玩的最后一個夏天，鄰居的幾個女孩和一些來伊沃托度假的城里人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我們扮演商人和成年人，在父母的商店后院，在院子里搭建的許多小屋里用瓶架、紙板和舊衣物給自己造房子。我們站在蹺蹺板上輪流唱歌：“皮埃爾老師你們家那邊天氣很好”“我的緊身帶和我的長裙”，就像在參加電臺聽眾評選賽。我們逃出去摘桑葚。家長們禁止男孩跟我們玩，理由是他們老是玩粗魯的游戲。到了晚上分手時，我們個個都臟得像泥猴。我洗洗胳膊和大腿，很高興第二天又能重來。一年后，女孩們全都將四散而去，或者生了氣。我感到很煩悶，只好看書。
我想繼續寫那年暑假，讓它慢些離去。把那個故事寫出來，就是與模糊的過去一刀兩斷，就像動手沖洗在柜子里保存了60年、從未沖洗過的照相底片一樣。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傍晚。故事始于一條狹窄的小路，那條路沿父母的雜貨店兼咖啡店的后院延伸，叫作學校路。之所以這樣叫，是因20世紀初，種著玫瑰花和大麗花的小花園旁，曾有一家私人幼兒園。墻邊安裝了高高的鐵柵欄，墻腳雜草叢生。墻對面，是一道又高又密的籬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母親就常跟一個來自勒阿弗爾的年輕女人聊個沒完。那個女人是帶著她4歲的小女兒來公公婆婆家，也就是S.夫婦家度假的。S.夫婦的家離學校路十來米遠。母親也許是從商店里走出來繼續跟這個女顧客聊天的。在那個季節，商店是永遠不關門的。我在她們旁邊跟那個小女孩玩，她叫米瑞伊。我們跑啊，追啊，想抓住對方。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警覺起來的，也許是因為母親的聲音突然低了下來。我開始聽她說話，聽著聽著好像都喘不過氣來了。
我無法重述她講的故事，只是，故事的內容和她說的話穿越了那么多年，直到今天仍好像在我耳邊回響。它們瞬間影響了我的整個童年生活，就像一團沒有聲音也不熱的火，但我繼續在她旁邊跳來跳去，圍著她轉，低著頭，免得引起任何懷疑。
（現在，我覺得她的那些話撕破了一個朦朧地帶，一下子攫住了我。結束了！）
她說，除了我之外，她和丈夫還有一個女兒，戰前在利勒博納死于白喉，當時才6歲。她描述了那個女兒喉部的皮膚及窒息狀況，說：“她像個小仙女一樣死了。”
她復述你臨死之前對她說的話：“我要去看望圣母瑪利亞和仁慈的耶穌了。”
她說她丈夫從熱羅姆港的石油提煉廠下班回來時，發現你死了，“他都快瘋了”。
她說“這跟失去伴侶不一樣”。
她說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不想讓她傷心”。
最后，她說你“比那個人更可愛”。
那個人，指的是我。
當時那一幕，跟照片一樣留在我心里，都沒有變。我還看見那兩個女人在馬路上分別所站的準確位置。我母親穿著白色的罩衫，不時地用手帕擦眼淚。那年輕女人的身材比一般顧客要漂亮，她穿著淺色的裙子，頭發往后梳，綰成一個低矮的發髻，橢圓形的臉非常溫柔（記憶在所遇到的眾多人群中隨機抓取，然后像打牌那樣把同樣的花牌配成對子，但我現在把她與魯昂附近伊瑪爾夏令營的一個女校長混淆了。1959年，我曾在那里當輔導員。她的圖騰是螞蟻，老穿著白色和米色的衣服）。
首先，一種有形的幻覺向我證實了那個情景的真實性，我“感到”自己緊緊地圍繞著那兩個女人跑來跑去，“看到”學校路上80年代才用來鋪瀝青馬路的燧石，“看到”了斜坡、柵欄和逐漸減弱的光線，好像必須吞掉世界上所有的背景才能支撐即將來臨的東西。
我無法準確地說出那個夏日的星期天具體是幾
號，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8月。25年前，我在讀帕韋澤的《日記》時，發現他已經于1950年8月27日在都靈的一家旅館房間內自殺。我趕緊核實，發現那天剛好是星期天。從此，我就認為是同一天。
我一年年遠離它，但這是一個幻覺。在你我之間沒有時間相隔。有些詞永遠沒有變化。
“可愛”。我好像已經知道這個詞不會用在我的身上。根據我的行為，父母平時是用這些詞來形容我的：“膽大妄為”“臭美”“貪吃”“無所不知小姐”“令人討厭”“你著魔了”。但他們的指責對我影響不大，反而讓我確信他們是愛我的，他們無微不至地關心我，不時地送我禮物，這些都是證明。獨女，被寵壞了，因為只有一個孩子，總是在班上輕而易舉地拿第一。總之，我感到自己有權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可愛”。在上帝眼里，我也并不可愛，正如7歲那年，我第一次懺悔時，B神父向我斷然指出的那樣。當時，我承認了“獨自和與他人一道有過不良行為”，等于今天正常的性覺醒。他說，那些行為正讓我走向地獄。后來有一天，寄宿學校的女校長也向我證明了這一點。她用明亮的眼睛斜睨了我一眼，說：“哪怕在班上門門功課都滿分，也不一定能讓上帝高興。”我對宗教那套東西不怎么感興趣。我不信教，但沒有人覺察到—當我在教堂里跪在紅色的亮光前，女校長對我耳語要我“向仁慈的上帝祈禱”時，我頑固地保持沉默。那種命令我覺得很幼稚，與大權在握的母親身份不符。
“可愛”，也意味著親熱，愛撫，“親切”。在諾曼底，人們就常常用這些詞來形容孩子和狗。我跟成年人保持距離，喜歡觀察他們，聽他們說話，而不是擁抱他們，所以他們認為我不可愛。但對他們兩人來說，我敢肯定我是可愛的，甚至比別的孩子更可愛。
60年后，我還不斷地遇到這個詞，不停地想弄清它于你、于他們而言是什么意思。那時，它的意思馬上就跳出來了，瞬間改變了我的地位。在他們和我之間，現在有了你，別人雖然看不見你，但你被摯愛，而我被排斥，被推開了，以便讓位給你。我被推到陰影里，你則在永恒的光芒中高高地翱翔；我一直認為自己是獨生女，不存在相互比較的兄弟姐妹，而你出現了。如此情況，如何用詞語表達，如何區分、排除？更多/更少，或者/和，之前/之后，存在或者不存在，生或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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