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求經典圖書掌中寶：1750-1950的中國》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
《汪中求經典圖書掌中寶：1750-1950的中國》就1750年～1950年這200年的歷史粗略地梳理一遍，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進行了反思，并且與同時期的西方世界進行了相應的比較，相信讀者一定會生出許多感慨。
開篇 1750年的中國
第一章 江山無限（1751～1799）
1.春到江南
2.中國式財富
3.鐵甲“西師”
4.“一把心腸論濁清”
5.暗流涌動
6.英咭唎貢使
7.和坤之死
第二章 遍地烽煙（1800～1860）
8.白蓮教
9.鴉片貿易
10.與英國人的戰爭
11.火燒圓明園
12.半夢半醒
13.天國之夢
14.風雨飄搖
15.震蕩的歐洲
第三章 扶危求變（1861～1895）
16.致力中興的儒家士子
17.火紅的1860年代
18.舍本逐末的洋務運動
19.古老的傳說：為家族復仇而來的女人
20.北極熊
21.晚霞映照馬尾
22.“小日本來了”
第四章 生存與毀滅（1896～1911）
23.瘡痍滿目
24.書生們的維新運動
25.逆流
26.留學生
27.“請你宣誓”
28.沉疴難起
29.辛亥年
第五章 城頭變幻大王旗（1912～1928）
30.“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
31.“吾皇萬歲”
32.你方唱罷我登場
33.彷徨與吶喊
34.新生力量
35.血雨腥風中的青天白日旗幟
第六章 黎明初現（1929～1950）
36.用槍桿子說話
37.1930年代的世界和中國危機
38.南京，南京
39.谷底
40.戰火新生
后記
參考書目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現就是蠲（juan）免賦稅。這是歷代封建帝王維系民心的慣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此時的清帝國國庫充盈，錢銀頗豐。皇帝財大氣粗，所到之處，信口蠲免。南巡途經山東、江蘇、浙江四省各州縣的應征額賦，皆蠲免十分之三，受災歉收地區達到十分之五；同為江蘇省省會江寧（南京）、蘇州，浙江省省會杭州，是皇帝巡行駐蹕之地，三城和附郭諸縣在皇帝南巡之年的應征地丁銀兩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諭，總共蠲免賦稅折合白銀在1000萬兩以上。對于乾隆這個滿洲肥佬來說，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銀自是不在話下。
江浙向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學者之多，數十倍于其他省份。只清一代，全帝國的狀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兩省；歷任現任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等帝國重要官員，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淵藪（s6u），不容統治者有絲毫忽視。于是，籠絡江浙地區知識分子成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務之一。
1757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年份。一下江南之前被委以總攬軍務的大學士史貽直，此刻正賦閑在家。兩年前，他因為子謀職而觸犯圣怒，被削職后原品退休還籍。正在巡視途中的皇帝當然不會忘記這位在江南地區有著廣泛人脈的老臣。召見的圣旨傳到的時候，70多歲的史貽直正在江蘇溧陽老家的后花園里侍弄花草。他絲毫不敢怠慢，急忙擺置香案，整頓朝服，面北行禮如儀。然后吩咐備轎，遵旨趕往沂州迎駕。乾隆皇帝見到這位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仍畢恭畢敬的三朝老臣，此前所有的怨怒頓時煙消云散，不久即復召史貽直入朝拜相，仍授大學士，加太子太傅。1765年，皇帝四下江南，史貽直已于前一年去世，安葬在溧陽老家。皇帝不辭辛勞，特意繞道前往拜祭，以示優恤。
這種用老人、死人來告誡和撫慰后來人的馭人手法，盡管早已被歷代帝王們用濫，但在講究忠孝的中華帝國依然屢用屢效，妙不可言。和史貽直同樣幸運的還有江蘇長洲（今吳縣）的沈德潛、浙江嘉興的錢陳群兩位老大人。此二人皆在朝廷為官多年，作為御用文人，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器重。后因年事漸高，退休歸鄉，悠游故里。二人又都為詩書大家、文壇泰斗，在江南乃至全國文人士子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皇帝每次到江南巡視，二位大人都受到特別的恩寵，每次都被特召迎駕。每迎駕一次，就能升官一次。不但自身所受恩寵異于他人，而且還寵及子孫。真是皇恩浩蕩啊！兩位老大人在“謝主龍恩”的時候，激動的老淚禁不住縱橫揮灑。不過，沈德潛在去世以后未能享受史貽直那樣的殊榮——于他恩寵有加的乾隆皇帝日后突然翻臉，對九泉之下的沈老大人大張撻伐，令本想入土為安的沈老先生不能安息。此為后話。
浙江學者杭世駿，就沒有史貽直他們那樣的幸運。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編修、后來官至御史的書呆子，才學過人而又頗有傲骨。當年因主張“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招致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罷歸隱。乾隆巡視江南，三次“召見”他。第一次，皇帝問：汝性情改過嗎？杭回答說：臣老矣，不能改。皇帝當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問：何以為活？杭回答說：臣開舊貨攤，買賣破銅爛鐵。皇帝大笑，賜書“買賣破銅爛鐵”。第三次，皇帝裝作沒看見，顧左右而言：杭世駿尚未死嗎？由此而觀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順的奴才，那些桀驁不馴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會得到欣賞，而是如破舊掃帚一般，棄置門后。皇帝陛下這么做，從來都覺得理所當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夢寐游。”“詩人”乾隆用這樣的詩句結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為皇帝的乾隆，“大頭癥”還沒有發泄完畢。他并不滿足僅僅用詩詞來表達自己對江南的眷戀之情，他要用實際行動來徹底發泄那頑不可治的“大頭癥”。于是，江南四大名園、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勝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進了圓明園，搬進了避暑山莊。
朝廷上下，反對南巡的聲音不絕于耳。一開始，乾隆皇帝還只是充耳不聞，到了后來，則義正詞嚴地加以斥責，再到后來，就只有獻媚取寵的聲音了。在皇帝看來，這不是巡游耗費銀兩的小事，而是帝王權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蘇州，看見一棵雙手才可合抱的靈巖梅，贊嘆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爾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樹狀，皇帝大驚，連問何故，博爾奔察回答說：恨它不生在圓明園，致使皇上遠途跋涉，歷盡江湖之險。受到臣子如此諷喻，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為此，他還為自己找了個借口：聯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種桑養蠶。大學士程景伊強烈反對，他沉痛地說，皇上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沒有蠶桑了，老百姓元氣一傷，幾代都恢復不了。經常在皇帝身邊的紀昀，也在提示乾隆，東南民眾的財力已經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頭癥”繼續發作。乾隆皇帝大怒：窮腐書生，也敢議論國家大事！
十幾年以后，死期將至的乾隆忽然英明起來，對南巡之舉作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為深刻的反思：
朕臨御六十年，并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
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
（引自《清史稿·；吳熊光傳》）
作為一國之主宰，能這樣反思自己的行為，實屬不易，然而，這遲到的反思已于事無補。
兩百多年以后，江浙等地的許多旅游公司念念不忘乾隆皇帝的“恩德”，在各旅游景點紛紛打出乾隆這張“皇牌”，其濃烈的“皇帝情結”和對“神圣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乾隆皇帝的南下大軍在北京江浙之間穿梭往返，為帝國的河工海塘和農桑事業殫精竭慮的時候，在遙遠的大不列顛，英國人卻另辟蹊徑，走上了機器化生產的康莊大道。
織布機上的飛梭越來越快，遠遠超過了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的穿行速度。織布效率的提高帶來了棉紗嚴重短缺的問題。當時普遍使用的手搖紡紗機只能紡一根紗，五、六名紡紗工紡出來的紗只能供一名織工之用。英國工商界聯合組織“倫敦工藝協會”于1760年設立一項特別獎金，重金獎勵紡紗機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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