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基于丁文江在中國科學和其他方面的卓越貢獻，學界對他有不少敬稱，如“中國的赫胥黎”、“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學術界的政治家”等。若要全面評述丁先生的生平、思想、學術、事功，非一篇導言所能承擔。這里，主要圍繞“丁文江與科學”、“丁文江與政治”兩個方面（即其一生事功中兩個最主要的方面），略作評述。
一
地質學是中國最早發達的一門科學。地質學史的第一頁，即中國科學史的第一頁。作為公認的開創中國地質學的最重要的先驅與丁文江一同創業的章鴻釗說：“……回想到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時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為第一人了。”（章鴻釗：《我對于丁在君先生的回憶》，載《地質論評》，第1卷，第3號，1936年6月）；翁文灝則說：丁文江“是中國地質學界中第一個獵人”（翁文灝：《對于丁在君先生的追憶》，載《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年2月）；友人葛利普說：“建造中國地質學之基礎，及擘畫其發展之途徑，丁文江博士實具最大之功績”（葛利普：《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載《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年2月）；學生輩的楊鐘健說：“推動中國的地質學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楊鐘健：《中國地質事業之萌芽》，載《地質論評》，第12卷，第1、2合期，1947年2月）。，丁文江充分利用其辦事才具 按，這里所謂辦事才具，可用葛利普的話做個注解：過人之能力，遠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與勇氣，識見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實。（參見葛利普：《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載《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年2月。），成功營造了地質學在中國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而地質學的成功，不僅催生了幾門相關科學，也為其他科學的發展、進步發揮了表率作用。作為“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丁文江把提倡、推動科學研究視為己任，在這一點上，沒有第二個人可與之相比。由他挑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當時即被認定為開辟新紀元的“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筆戰”參見梁啟超：《關于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宣言》，見《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胡適：《孫行者與張君勱》，見《科學與人生觀》。；而從整個中國科學化運動的角度講，它是最有力亦最有影響的科學精神宣傳運動。1934年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后，不僅把這個國家最高科學機關建立在長久、合理的發展基礎上，而且以科學的態度、高遠的眼光，布局、規劃整個國家的科學研究事業，其貢獻之巨大、影響之深遠，早已彪炳史冊。要之，在丁文江身上，恰到好處地匯集了“科學研究的先行者”、“科學思想的傳播者”、“科學事業的組織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是當之無愧的民國科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人物。
先從地質學說起。
丁文江開創中國地質事業，先從培養人才做起。1911年，中國習地質者，僅章鴻釗、丁文江二人。章氏早在1911年就擘畫了地質調查事業的周詳計劃，但因缺乏專門人才，所有計劃均無從著手。1913年1月，丁文江一到北洋政府任職，即把培養地質調查人才作為第一要務，一手創辦了以造就地質調查員為目的的地質研究所。該所開我國成功創辦地質教育之先河，它培養的18名畢業生，均成長為中國地質界的臺柱；它的辦學經驗，則很好地傳承于不同時期的中國地質教育部門。
其次，丁文江作為地質調查所的創辦人、首任所長，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使之成為中國地質學得以持久、合理發展的重心，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最有成績的科學研究機關。科學研究重在實踐，地質科學尤然。作為中國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丁文江格外重視野外調查和動手能力，他不僅以身作則，萬里長征 1919年丁文江自謂：“……然此七年中，文江南游于滇黔，東游于皖浙，西至晉秦，東北至魯，今年復游歐美，計先后居京師，實不及四載……” （丁文江：《〈地質匯報〉序》，地質調查所印行，1919年。），并嚴格地將其工作方法、工作作風傳之于他的團隊翁文灝回憶說：“在君先生的實地工作，不但是不辭勞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調查地質的人，一手拿錐打石，一手用指南針與傾斜儀以定方向測角度，而且往往須自行測量地形，繪制地圖。這種方法，在君先生都一絲不茍的實行，而且教導后輩青年也盡心學習。”（翁文灝：《對于丁在君先生的追憶》，載《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年2月。）。經數年努力，丁文江終于可用事實駁斥外國人說中國人不擅長野外工作的偏見。參見丁文江：《〈地質匯報〉序》。毋庸諱言，限于當時的人力、財力，丁文江領導的區域地質調查的范圍，僅限于北方五省，調查的資源也僅限于煤、鐵。但是，在地質調查所，研究的氛圍是濃厚的，研究的標準是可靠而又嚴格的。丁文江對學術著述要求極為嚴格，絕不輕易發表地質報告。他認為：“所貴于官書者，以其精且備也”，他最恨“割裂抄襲以成書，標竊一時之聲譽”（丁文江：《〈地質匯報〉序》）。同時，為謀長久發展，丁文江等也大量搜集圖書并建立地質圖書館，購置儀器完善實驗室，充實地質博物館，印行專門刊物《地質匯報》、《地質專報》，充分利用外國科學家來華工作之機，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等等。這些工作均系地質學發展、進步之必要條件。這里，以地質圖書館為例來略作說明。早在建所之初，丁文江就有規劃：所中附設圖書館，搜集地質圖籍，以為研究之資料。參見丁文江：《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載《政府公報》，第339號，1913年4月17日。蓋因科學研究非有相當之參考書籍不可，而這又絕非個人所能置備，必須有公共機關專門為之方可。地質調查所的藏書，主要得之于三途：征調、購置、交換。1913年2月3日，丁文江曾代工商總長草擬公函，向各省民政長征調地學圖書（以方志為主）。次年，因野外調查增多，丁又代農商總長草擬致稅務督辦、交通部、參謀本部、京師大學、北洋大學、京師圖書館、中國駐俄公使等公函，征集地圖。由此，方志、地圖收藏成為地質圖書館的一大特色。而購置地學書刊，更可顯現初創者之苦心孤詣。當時從國外購書的辦法是：凡美國出版之書，由留美人員葉良輔購置；歐洲出版之書，委托瑞典中央博物館的哈勒博士經理，并請周贊衡、朱家驊襄助；但因這類書籍和舊出期刊、雜志系出版多年，原機關已無存本，須向舊書店搜購，或須囑托專家輾轉訪覓，方能獲得。朱家驊回憶說：“民國九年，他（按，指丁文江）為地質調查所匯集有關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德文雜志圖書，要我替他在德國選購，這樣才和他開始通信。”（朱家驊：《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見胡適等：《丁文江這個人》，153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又可參考地質調查所編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概況地質圖書館》（地質調查所15周年紀念刊），27頁，1931年。 1919年，丁文江隨梁啟超赴歐考察期間，曾廣泛搜求、購置各種地學圖書；回國后，即開始籌劃興建地質圖書館。經過募捐丁文江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就能募集近4萬元之巨款，也與他數年來的廣種善因分不開。當時捐款的，主要是礦業界企業。其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為它們在經營過程中，經常得到地質調查所的無償幫助：不論是測量礦區，或是繪制地質圖、化驗礦質、決定打鉆地點，只要是真正辦礦的人，地質調查所都愿意幫助其工作、幫助其計劃，個人與機關都不收任何的酬報。（參見丁文江：《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載《申報》，1935年12月6日。）、設計等煩瑣工作，該圖書館于1921年落成。中國的幾代地質人都承認：中國地質學輝煌成就的取得，與這座藏品豐富、管理完善的專業圖書館是分不開的。楊杏佛曾指出，提倡科學，“當以研究為終始，然研究非盡人可能也。必有專家，有書報，有儀器，有金錢與時間，然后可行” 楊杏佛：《科學與研究》，見《科學通論》，217頁，上海，中國科學社，1934。。事實上，丁文江創辦地質調查所之種種步驟，與此說相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只有這樣，地質調查所才成為堅實的地質科學研究中心。
1922年，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等發起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丁在成立會上演講稱：
本會將為我們從事的科學的原理和問題，提供一個充分和自由討論的機會。而在我們的政府機關中，則必須集中精力于經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本會還為我國各地的科學家定期召開大會，這樣的交流和交換意見必然有益于所有的與會者，從而在我國的科學生活中形成一個推進的因素。丁文江：《中國地質學會之目的》，載《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卷，1～4期，1922年，8頁。
歷史證明，中國地質學會在中國地質事業中所發揮的推進作用遠遠超過了丁文江的期冀。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團體，該會定期召開學術會議，而會刊《中國地質學會志》以反映地質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為特色，被國內外廣大讀者視為中國地質界最高水平的學術刊物。中國地質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地質學已走上體制化發展的道路。
地質學的成功，直接催生了幾門相關科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地圖學。這幾門科學的進步，均與丁文江有密切關系。古生物學與地質學關系最近，因為地質學家要判定地層，對古生物化石的認定至關重要。1910年代，中國無古生物學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區采集的化石不得不送到美國去鑒定。地質研究所缺乏古生物學教授，丁文江就勉為其難地親自授課。有鑒于此，丁文江派門人周贊衡到瑞典學習古植物學，并設法邀請哥倫比亞大學古生物學教授葛利普、在英國獲地質學碩士學位的李四光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同時在地質調查所兼職），后來的中國古生物學人才多出自葛、李二人門下。他又在地質調查所創辦《中國古生物志》，使之成為享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刊物。所有這些，使古生物學在數年之內就發展成一門成熟學科。
在20世紀中國科學史上，有一件轟動全世界的科學發現，那就是1929年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而丁文江是主持這項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持人，他曾多次帶學生來這里實習。丁文江對地圖學也極其關注，前文已述，他從1910年代就開始廣泛征集各類地圖，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地圖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申報》地圖。關于丁文江倡導并主持此地圖的編纂，可參考拙編《丁文江年譜》的有關記述，這里不再贅言了。
以上科學活動均與丁文江、地質調查所有密切的聯系，此外，地質調查所還從事地震、燃料、土壤研究。所以，可以這樣說：地質學是中國科學中的“母科學”。
再說丁文江對傳播科學的貢獻。
1910年代，在中國，科學傳播的陣地有二：一為1915年在美國創刊的《科學》，一為同年在上海創刊之《青年雜志》（即后來的《新青年》）。前者的創辦主體是1914年成立的中國科學社，后者的主體則是以陳獨秀、胡適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藝群星們。《科學》的主要任務是傳播科學新知，該雜志聚攏了一批接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新留學生，包括任鴻雋、楊杏佛、胡明復、金幫正、鄒秉文、鄭宗海、黃昌谷等。他們在《科學》上廣泛、深入地闡釋了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極好地承擔起宣傳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思想的任務。只是，這個留學生刊物在國內幾乎沒有什么影響。與《科學》并時的《新青年》高舉“賽先生”大旗，對樹立科學的權威地位功不可沒。但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從來沒有像《科學》那樣認真地討論過“科學”是什么，所以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者們在充分研究了“賽先生”之后，常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新文化運動派筆下的科學只是停留在“口號”的層面上。參見王元化：《對于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見余英時等：《五四新論》，69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有的研究者則指出：“賽先生”還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科學，而是人們針對中國的社會狀況，選擇一些現代科學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闡釋，用來批判傳統思想，并以此來建構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參見任定成：《科學方法論的三個方向》，見《北大“賽先生”講壇》，207頁，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但是，異常吊詭的是，當時國人心目中的“科學”，卻主要是來自《新青年》，而不是《科學》。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是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第二，國人尚未見到科學所帶來的好處，對其意義和價值尚未能切身感受到，因而盡管有科學社諸君子大力宣傳，難免顯得空洞，難以產生共鳴。
丁文江并沒有參與《科學》、《新青年》的科學宣傳工作，其時，他正全力地從事著開創中國地質事業的工作。丁文江是先從事具體的科學研究并在從事的學科領域打開局面后，再宣傳科學思想、科學精神；而任鴻雋、楊杏佛、胡明復等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的科學家群體，是先做宣傳的工作，后從事具體的科學研究。丁氏從事科學宣傳工作，最有影響者，是他挑起并以主角的身份參與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是科學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已為眾所公認，對其研究亦層出不窮。對其具體論點，這里不擬申論，只想強調：這是最大規模的一場科學思想傳播運動。它的實際影響，遠遠超越了之前的《科學》、《新青年》所做的工作。自此以后，人們對科學的理解更加深透，科學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之所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原因是：
一，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陣營，既包括當年中國科學社的成員如任鴻雋、新文化運動派的胡適，還有當時中國從事具體科學研究的丁文江、章鴻釗、王星拱、唐鉞等人，這些本來在宣傳科學時互不連屬的人來了一個大集結。
二，丁文江參與論戰時，以他為代表開創的中國地質學的成績，已經得到國人的認可，人們已經看到科學帶來的好處與實惠——這可以從地質圖書館得到巨額捐款得以證實。由此，科學的威信開始在國人心中逐步加強。
三，這次科學宣傳活動，是通過“論戰”的方式進行的，彼此觀點針鋒相對，孰優孰劣，觀眾自然容易做出判斷。
科學派的大獲全勝，不僅最大限度地宣傳了科學思想，而且摧毀廓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懷疑科學的思潮。因為，在一戰后反思科學的大潮流下，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人的思想是會重創剛剛起步的中國科學化運動的。這時，丁文江振臂一呼，起而論戰，帶領一班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哲學家向張君勱發起全面反擊，進一步闡釋西方科學的基本含義和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影響，實在是中國科學運動的大勝利，值得研究科學史、科學思想史的人大書特書的。所以，丁文江挑起“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其功績絕不亞于開創中國地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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