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上臺之后，積極推行文帝的政治主張，即削弱諸侯王控制的地方王國政治權力和控制中央政府的軍功集團勢力。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申屠嘉之后的政府已看不到與高祖劉邦一起打天下的軍功大臣，取代他們的是軍功大臣的后代。這成為文帝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一般情況來說，真正沖鋒陷陣的軍功大臣不在世上，承襲他們威望的軍功二代并沒有什么實際戰功。在這種情況下，文帝決定削弱軍功集團的實力，讓皇權成為政府中唯一的權威。
根據文景二帝的政治愿景，與高祖劉邦同時代的王公貴族以及軍功大臣都去世之后，他們的權威就不復存在，不可能復制到他們的子女身上。因此，第一代王公貴族和軍功大臣去世之后，文景二帝開始醞釀收回高祖劉邦當年放出的權力，即實施中央集權制。文帝時代，這一工作開始展開，并獲得一定成績：文帝聽從賈誼的建議，一上臺便將常住長安的王公貴族及軍功大臣全部遣散出城，回歸自己的領地，并采取了相關遏制政策，讓他們無所作為。后來，景帝時代的“七國之亂”爆發，殘酷的戰爭和屠殺讓諸侯王國勢力受到空前打擊。此時，地方王國獨霸一方的局面漸漸消失，中央開始深入干預地方王國的政治事務。
就軍功集團控制的中央朝廷來說，文帝時代并沒有什么大動作，但到景帝時代，這一政治議題被推出，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行動。景帝晚年，周亞夫受冤，被逼死在獄中。以此為標志，軍功集團成為強弩之末。到劉舍下臺，衛綰擔任丞相，軍功集團勢力基本上從權力中心退出。皇帝牢牢控制著丞相任免大權，不再聽從軍功老臣的建議。由此，大漢朝開始了一個由皇帝控制一切政治決策大權，以皇帝為中心，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露出雛形。
這一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人認為大漢朝已發展至一個相對完美的階段，并無什么重大政治難題。事實上，中央集權制基本形成之后，還有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問題困擾著景帝，那就是社會上日益盛行的游俠之風。就漢朝管理高層的看法，游俠生性傲慢自大，過分追求自由，是造成國家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景帝也深深明白：憑借當前的力量，還不能完全消除游俠之風，因為這些游俠遍布全國，很難控制。更甚者，它是高祖劉邦時代就盛行，是他老人家默許的。要想徹底打破這一定律，需要更大的整治勇氣和執行能力。它如同“白馬之盟”一般，是景帝認真思考的問題。就現實來看，他依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
人人都知道，高祖劉邦是憑借自己游俠的身份和游俠的處世哲學贏得天下人的信任的。他一生追求游俠生活，而且對戰國時代的游俠之風產生高度迷戀情緒。無論是在打天下還是建立大漢朝時，高祖劉邦都堅持一個習慣，那就是逢年過節祭拜他的偶像信陵君。就個人行為而言，這是高祖劉邦對游俠之士的尊敬，頂禮膜拜；就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大鼓勵，鼓勵天下人崇拜游俠，追求游俠人生。當天下百姓知曉劉邦是個游俠崇拜者時，自然會掀起一股游俠熱，并深深地影響著這個社會。諸侯王中，相當一部分人崇拜游俠，甚至走上游俠之路。
呂后時代，齊人田生長期游走天下，之后因乏資游玩，便用計取悅于營陵侯劉澤，劉澤高興，以兩百金為壽禮，贈送給他。在吳國，國王劉濞喜愛游俠之士，想方設法將以文辯著稱于世的齊人鄒陽和吳嚴忌、淮陰枚乘招至門下，讓他們為王國的管理出力。后來，鄒、吳、枚三人因不能堅守而離開吳國，選擇在梁孝王的封地游蕩。梁孝王比前面兩位國王更熱衷于游俠之士，網絡天下英才，原來秦國以東地面上的游俠紛紛前來梁國，尋找“快活似神仙”的游弋生活。在這股游俠之風的吹動下，連朝廷棟梁司馬相如也追求起游俠生活來，他絞盡腦汁向皇帝辭去武騎常侍之職，隨眾游士飄搖在梁國地面上。在江淮一帶，淮南王劉安也禮賢下士，招來數百游士，終日在府邸高談闊論。史書上曾這樣描述：“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
從以上事實上我們能看出，高祖劉邦喜愛的游俠之風在漢朝得到發揚。劉邦認為，戰國時代是游士社會發展最發達的時代。他建國之后，有意無意間在培養這種社會形態，也是因為這層關系，高祖劉邦大膽放權給地方，使地方獲得足夠的自由。這樣才自由放任。到“文景盛世”之時，漢朝游俠之風盛行，并不比戰國時代弱。高祖劉邦的理想社會即如此。
就當時的社會來看，游俠是一個高文化、高修養的群體，而且思想深度也超出常人許多，是進步的群體。諸侯王受高祖劉邦影響，認為收納游俠是提高聲望，加強家族管理，甚至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因此，諸侯王紛紛發出邀請，表示對游俠的關懷和敬慕。天下游俠紛紛投靠他們鐘愛的主子。依靠他們的權勢、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或為自己謀求生路，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表面上，游俠很忠誠于自己的主子，事實上，他們始終堅持一種“擇木而棲”的態度，常常易主。鄒陽離開吳王劉濞時，他寫給劉濞一封信，是這樣說的：“圣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常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意。”其中語氣，與戰國時代的游俠之風如出一轍。
以上游俠都是在文墨上表現出不一般的品格和才情。下面，我們來看看游俠在軍事上的影響力。早在“七國之亂”爆發之際，周亞夫任太尉，率領大軍攻打吳楚聯軍。史書上有這樣一段記載：“吳、楚反時，條侯（周亞父）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猛，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猛，吾知其無能為已。’”劇猛是漢朝著名游俠，這次平亂中，周亞夫得到劇猛，并認為得劇猛者得勝利。由此可見，劇猛當時地位之高。由此也能折射出，漢朝前期游俠在國家人才結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惜的是，游俠有游俠的生活特征，他們只忠誠于給自己好處的主子，至于國家大局，他們往往漠不關心。這也是景帝對游俠產生嫉恨的原因。
景帝年間，符離王孟，以游俠身份著稱于江、淮之間；濟南瞷氏、陳周膚都是天下著名游俠。景帝聽取朝臣的報告后，認為這些人桀驁不馴，不但不能為國家所用，反而會傷害國家政治。因此，景帝曾多次派人誅殺這些著名游俠，理由很簡單，他們只效忠于給衣給食的主子，輕視皇權。就這一點，可以從當年著名辯士蒯通的辯詞中窺見一斑。他曾在韓信帳下做游客，力勸韓信與劉邦抗爭，與楚、漢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劉邦得到消息后，下令逮捕蒯通，以油烹之。臨死之前，蒯通為自己鳴冤，并說出這樣一段辯詞：“秦失去天下，所有人一起去搶，自然是腿腳麻利的先得到。那個時候，臣我只知道有韓信，不知道有陛下。”可見，當時的蒯通只知道效忠自己的主子，卻沒有長安觀念，甚至認為韓信是天下之主，劉邦在他之下。這就是游俠的思想特點，對于景帝來說，剛剛建立中央集權制，這種人是絕對不容許存在的。
平定“七國之亂”之后，京城長安游俠之風竟然也掀起一個小高潮。當時，立戰功的外戚竇嬰被封為魏其侯，開始熱衷于收養游俠的事業。因為受到景帝的尊敬，所以他在行為上更肆無忌憚，史書記載：“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之亢禮。”在朝廷大臣眼里，養士不過是家常便飯，不值一提。
這些情況不得不讓景帝產生高度警惕，他要專權，天下就必須有一個效忠的對象，那就是皇帝。游俠之風的盛行，讓景帝絞盡腦汁也沒有解決。因此，我們說文景二帝苦心經營起來的中央集權制只實現了一半。大部分知識分子還走在游俠道路之上，沒有納入國家層面的“正軌”上。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去世。在大方針已落實的情況下，中央集權制基本形成，但它的社會基礎不牢固，主要表現就是社會游俠之風盛行。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景帝時代也有社會不“景”氣的局面。帶著這些問題，歷史上最強勢的皇帝之一上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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