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有一個議題頗引人注目，即“政商關系新生態：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經濟要發展，政商交往就要有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型政商關系的倡導，不僅傳達了中央高層治理不良政商關系的態度和決心，也回應了民眾對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現實關切，更為所有的黨員干部深刻認識如何構建政商關系新生態，如何為保穩定、謀和諧、促發展貢獻應有力量，指明了方向，助力黨員干部認真領會“各安其位、各負其責、各得其所”。
魏國升，男，1967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工商管理、農學雙碩士學位。現任遼寧省朝陽市地稅局社保科長。在近 20多年，一直有機會和各種各樣的商人和企業家打交道，對政商關系有深入思考和獨特理解。先后發表、出版《8.9＞632的啟示》、《振興老工業基地必須做好社保工作》、《社會保障及保費征繳問題研究》及《中國經濟發展與行業學術論壇（稅務卷）》等多篇論文、著作。
第一章
新生態，重構政商新關系
不可不知：古今中外的政商關系
政商關系，一般來講是指政府部門與商人或者企業家之間的關系。良好的政商關系，應該是基于法律基礎之上，彼此平等、相互支持的關系，這種關系因為透明而不陰暗，因為不存在官商勾結而清廉；反之，那些糟糕的政商關系，則是一種建立在官商勾結基礎上的，以追逐特殊利益為目的的關系，表現形式無非是權錢交易、勾勾搭搭，讓人不齒，最終對彼此都無益，對企業和社會發展會形成危害。
1.古代中國“官商勾結”的模式，創造了無數財富神話
從歷史來看，中國始終未能發展出一種良性的政商關系。一直以來，政商關系都是中國最奇妙的關系：輕也輕不得，重也重不得；遠也遠不得，近也近不得。
在奴隸社會時期，王亥作為商部落的統治者，帶領族人飼養、放牧牲畜，以改善族人的生活。為了解決牛、羊過剩的問題，他們跟四周部落開展以物換物的貿易活動，使得商部落迅速強大，“商人”由此產生。而作為最早進行商業貿易活動的人，王亥便成了“商人”的始祖。
到了封建社會時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中，沒有官員的庇護，商人一天也不能生存。“士農工商”的排名，使得官總是壓過商，很多商人不得不選擇“商而優則仕”的道路，進而開始官商勾結，其模式不過是政府壟斷鹽鐵、礦山、海貿等暴利行業，或授予商人經營，或直接被官員占有，這種模式創造了無數財富神話。
中國古代頂級的商人當屬范蠡。范蠡，約生于公元前536年，約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古代商人的鼻祖，范蠡又名陶朱公。他以經商致富，廣為世人所知，后代許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稱之為財神爺。
范蠡曾經任越國大夫、上將軍。在他的輔助下，越王勾踐勵精圖治，終于完成了復國大業。之后他認為在有功于越王的情況下難以久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加之他深知勾踐其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難與同安樂，于是他審時度勢，急流勇退，棄官從商。遂與西施一起泛舟齊國，改名換姓，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二次創業”，勠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并經商，貴出賤取，沒過幾年，便致產無數，成為當時的巨富。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他的賢明能干被齊王賞識，齊王把他請到國都臨淄，拜他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范蠡不愧為杰出的政治家，深知政商不可兼得。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安心做陶朱公。
戰國時期的呂不韋是中國商業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原是一個商人，靠著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很快積累起千金家產。但他一直不甘于現狀，直到一天他見到在趙國邯鄲做人質的秦王孫——子楚之后，馬上意識到最好的投資機會來了。秦昭王當時年事已高，子楚雖為秦太子安國君之子，可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子楚既非老大，也非最有能力，按正常推理這并不是最佳投資。但呂不韋不這么想，在見到子楚后，他委婉地說自己可以讓他當上秦王的想法，并指出，要想脫穎而出，不僅需要好名聲，同時要搞定其父寵妃華陽夫人。過去子楚也幻想過自己能成為太子，但從沒人指點出如此詳盡的計策，大喜過望的子楚當即對呂不韋叩頭致謝。
于是，呂不韋馬上給了子楚五百鎰黃金，讓他廣結賓客；同時又拿出五百鎰黃金購買名貴珠寶，以子楚的名義孝敬給華陽夫人。見華陽夫人見錢眼開，他便從利害角度出發，說服了華陽夫人支持子楚做太子。
在華陽夫人的枕邊風下，安國君很快答應讓子楚做繼承人。六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國君登上王位三天就死了，子楚順利繼承秦王位，呂不韋也從一個普通商人躍升為秦國相國。
在相國的位置上，呂不韋也有一番成績。他先后消滅東周，攻占韓、趙、魏三國大片領土，為秦國統一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最后其因權勢太大，被秦始皇嬴政流放到四川，自盡而終。
應該說，呂不韋雖有政治才能，但其本質上更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他的買賣就是“立太子”，真是把政商之間扭曲的關系發揮到了頂峰。
漢代的鄧通本是不學無術的貨色，但是憑借著與漢文帝的親密關系，依靠當時的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漢文帝還專門做了背書：“能富通者，在我也。”——想不富都不行。武帝時期的桑弘羊，靠著推行幣制改革，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總管大漢財政23年。再及至后來，宋代淮揚鹽商，明代崛起的晉商，再到徽商，無一不是因為得到了朝廷的權力許可才成為名揚史冊的商業巨賈，也足見官商一體、“官商勾結”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
2.“紅頂商人”胡雪巖和盛宣懷，對政商關系的影響極其深遠
在歷史上，由于權力壟斷，在幾乎每一個擁有豐厚利潤的所謂“老字號”企業背后，幾乎都有一個或者幾個甚至一群官員的身影。清朝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和盛宣懷這兩個經典人物，更是把官商勾結演繹到極致。也正因為此，商業在中國長期受到抑制。
胡雪巖（1823—1885），安徽績溪人。他原本出身貧寒，無根無派，只因為聰慧，結交了清廷大員，才從一個跑堂的伙計變成資產3000萬兩白銀的“官商”。
胡雪巖深諳“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精髓，他先是借助浙江巡撫糧臺總辦王有齡開了阜康錢莊，之后，隨著王有齡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了許多店鋪。
1861年11月，太平軍攻打杭州時，胡雪巖又以左宗棠為靠山，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食接濟清軍，獲得左宗棠的信賴，被委任為總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錢糧、軍餉，大獲其利，短短幾年家產已超過千萬兩白銀。
1866年，胡雪巖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同年，胡雪巖還為左宗棠西征籌備軍餉，先后6次替清朝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累計1870萬兩白銀，為成功收復新疆立下了汗馬功勞。至1872年，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遍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白銀，田地萬畝。由于輔助左宗棠有功，慈禧太后賜他黃袍馬褂，升遷至“布政使銜”從二品官階，被人稱為“紅頂商人”。
當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官場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時，固然可以收割權力的超級紅利，但未來卻充滿諸多變數，因為一旦官場重新洗牌，他們的路也就走到盡頭了。曾國藩死后，李鴻章為了遏制左宗棠的勢力，決心“排左必先除胡”，打擊胡雪巖。1882年，胡雪巖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收購生絲數百萬擔，壟斷絲業貿易。洋人非常惱怒，聯手拒購生絲。在雙方決斗的關鍵時刻，傳來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中法戰爭爆發等消息，讓胡雪巖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李鴻章授意盛宣懷制造了一系列擠兌風潮。一時間市面劇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人人都傳胡雪巖積囤生絲大賠血本，挪用阜康錢莊存款，導致各地皆發生擠兌風潮，致使胡家的錢莊相繼破產。事已如此，胡雪巖已無回天之力。
1884年，胡雪巖這位縱橫政商之間，權傾一時、富可敵國的一代巨賈，頃刻間身敗名裂，傾家蕩產，孑然一身。“看他樓起，看他樓塌”，短時間之內事業家業俱毀，人間天堂地獄如夢幻般迅速演繹。1885年12月6日，胡雪巖在孤寂潦倒中離世，終年62歲。
胡雪巖在商場馳騁多年，靠官府后臺一步步走向事業的頂峰，風光無限，其最終的失敗，卻也是由官場后臺的坍倒和官場的傾軋所致，做了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實在令人為之扼腕嘆息。
盛宣懷，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響當當的大商人，他曾經創造了中國的很多“第一”：參與創辦第一個民用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1880年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1886年創辦中國第一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1895年辦成中國第一所正規大學——北洋大學堂；19世紀90年代后期建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干線盧漢鐵路；1897年創建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904年春在上海創辦紅十字會，并被清政府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
盛宣懷與胡雪巖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雪巖的后臺是左宗棠，盛宣懷的后臺是李鴻章，而左宗棠與李鴻章又有極深的矛盾。如此有成就的企業家，命運一樣沒有好到哪里去，他當上郵傳部尚書后，因謀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四川保路運動，資政院因此要求將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雖然沒有殺他，只將他革職，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待下去，逃亡日本了。
由以上可見，中國歷史上的富豪，很多是像胡雪巖和盛宣懷一樣，沿著官商結合之路飛黃騰達。盡管每一個富豪發家都各有各的因緣，但無法避免的是，他們幾乎個個都是順著官商勾結的梯子，爬到輝煌的頂峰，成為顯赫一方的人物。乃至于直至現代社會，很多大老板還是念念不忘“經商要學胡雪巖”，對胡雪巖等頂禮膜拜，推崇至極。
3.“大破大立”時代中國，政商關系面臨重建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費正清，在1945年發現一個讓他倍感困惑的問題，那就是：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經過一番研究后他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世所共睹的成績。新時代的企業家群體也由此誕生，并迅速壯大，愈發成為中國經濟乃至政治領域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官員“傍大款”依靠利用商人，商人以結識權力、依附權力為榮的習慣性思維仍然根深蒂固，使得政商關系依然存在嚴重的官商勾結現象。
隨著十八大后一波波反腐行動的深入，一張張黑色政商關系網暴露于陽光之下，幾乎每個落馬的貪官背后都有一個或者幾個商人，這些商人因信奉“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使企業隨著官員的升遷而迅速崛起，創造“商界傳奇”，但也跟著官員的下臺而分崩離析，導致破產。大量的案例表明，中國當前的政商關系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新常態的“新”就是“有異于舊質”，“常態”就是固有的狀態。新常態的提出，也意味著中國經濟要擺脫“舊常態”。所謂舊常態，就是指一段時期增長速度偏高、經濟偏熱、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因素累積，并帶來環境污染加劇、社會矛盾增加以及國際壓力變大的嚴峻挑戰的狀態。
新常態必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歷史契機。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的講話中也用“新常態”向世界描述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新表現，包括增速變化、結構升級、動力轉變，特別闡述了新常態派生新機遇，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發展前景更加穩定。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機遇與挑戰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新常態化過程中也會伴生新矛盾和新風險。但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勢在必行，以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為創新拓寬道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從而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有專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是前三十年“大破”，后三十年“大立”。從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到2015年的30多年，是“大破”的時代，經濟上破掉了計劃經濟，政治上破掉了思想禁錮。
伴隨著經濟發展新常態，顯然，以往的潛規則已經行不通，“大破”的時代已經過去，“大立”的時代正在到來。中國通過打虎拍蠅、刮骨療傷、全面深化改革，開始整治社會毒瘤與潛規則，重建國家規則和秩序。
毋庸置疑，在新常態下，必須改變過去那種落后的政商關系，構建一種新型的政商關系——政商新生態。當然，這不僅要面對來自一些傳統思維的挑戰，還要面對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以及各種各樣的腐敗行為等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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