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曾國藩到底緣何自殺
近購得岳麓書社新出的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偶一翻檢，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看到其與曾國藩的一段對話，饒有況味：
師（曾國藩）曰：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又言：韓、岳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仿佛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
余（趙烈文）笑言：師事成矣，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
師曰：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
余曰：成敗之數，運氣與人事相參……彼運命二字，懷才不得志者以之自靖可矣。君相造命，務名實以鼓人才，止可存之于心，以濟人事之窮，若昌言之，則人皆自恃，孰為陳力耶？
師曰：此言甚是。然天下大事，運氣主其六，人事主其四，至富貴利達，則運氣所主尤多。
二人本欲對談兩宋故事，卻不覺言及湘軍崛起之因。趙以為曾之成功，非在戰場，實在官場；而曾自認己之發跡，六分天定，四分人為。曾、趙熟稔多年，共患風雨，私聊自不必恭維客套，虛與委蛇，故頗道出湘軍縱橫不敗之內情。為何功夫在場外，成敗歸運氣？耐不住好奇，筆者細閱《曾國藩全集》相關奏稿、書信及時人文存，確如趙氏所言，曾之勁敵，除了各路“亂匪”，更多乃無形之官場明潛規則、世故人情。甚至情勢倒逼至極，曾兩度欲投水自盡，“但思以一死塞責”。讀罷其數百通函牘，筆者不禁掩卷苦笑：究竟何種困境，能令曾文正公老爺子只求一死？
“此余區區之本意也”
曾氏心生死念，既有近憂，更有遠因。所謂遠因，大致為二，首當其沖的便是不受咸豐帝待見。曾國藩入仕初期，可謂一帆風順，十年七遷，未到不惑之年，已躍居禮部侍郎之高位。曾仕途如此順遂，除卻個人勤勉外，關鍵奧秘在于有政壇大佬提攜，此君即穆彰阿。穆氏權傾一時，“終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達二十余載。也正因久掌權柄，穆氏“門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曾國藩自是其中一員。清末民初不少野史掌故都曾收錄穆氏深夜點撥曾國藩奏對面圣之秘辛，雖此事未必符合史實，但二人關系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權力場難有不倒翁，穆彰阿又豈能幸免？咸豐即位僅十月，便以“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傾排異己……固寵竊權”諸罪革去其一切職務，永不敘用。靠山一倒，曾國藩雖未受牽連，但在咸豐眼中，“穆黨”舊部，焉堪重用？故彼時曾已降至權力邊緣，其處境不尷不尬。
宦途頓挫，若識時務，曾氏當沉潛蟄伏，待風聲過去，方相機而動。孰料曾國藩卻頂風作案，雷倒了朝野內外。眾所周知，新君登基，為展現新氣象，總會下令臣僚封章奏事，擺出虛心納諫之姿態。咸豐上臺后亦如法炮制。既然此乃歷任帝王因循之慣例，注定形式大于內容，不能當真。曾國藩不是頭一天出來做官，自然懂得個中虛實。然而，他偏偏甚不知趣，上了一道名為《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的折子，著實戳穿了咸豐的“政治秀”。曾折開篇以“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辯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為前提，指出咸豐的三個毛病：一是貌似敬慎，實則流于瑣碎，終致“謹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二是表面好古，其實徒尚文飾，長此以往，不免“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三是自稱廣大，“亦恐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剛愎自用、“朕自持之”的后果，便是“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后已。”文末，曾氏又添上麻辣一筆：“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則難違力矣”。
遞上此折，曾國藩也頗后怕，擔心因“其言頗過激切”，“恐犯不測之威”。不過他欲“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圣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只可惜在咸豐看來，曾氏之區區本意，不僅滿紙不敬，更如一把利刃，劃破了“皇帝的新衣”，怎不令人惱火！據說咸豐披覽未畢，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幸好祁寯藻、季芝昌替其求情，否則曾國藩這只“憤怒的小鳥”，定要被朝廷拔盡羽毛。
經此一事，曾明悉咸豐難孚眾望，估計自己也上了皇帝的黑名單，于是上書道：
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云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
此可謂悔過自責之舉，亦可見其對時政已頗心灰意冷。
“為京師權貴所唾罵”
曾氏晚年將其一生恥辱歸結為“三罵三敗”：
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繼為長沙所唾罵，再為江西所唾罵，以至岳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戰敗挨罵，倒是常情。那被京師權貴所罵，究系何事？其實說來也簡單，曾國藩做了一回“瓷器店里的公牛”，犯了官場忌諱，惹惱同僚一片。其實，曾氏對于官場顢頇敷衍之風氣，早已深惡痛絕：“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于優容茍安，榆修袂而養姁步，倡為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后，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也許“體制化”程度尚不夠充分，曾不時有犯傻冒泡之舉，其中最典型的一則，莫過于審理琦善案件。
琦善因鴉片戰爭聞名于世，也肇禍于此，被道光抄家革職。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不久他便東山再起，出任陜甘總督。咸豐繼位后，朝中有人參劾琦善，說他對待雍沙番族“妄加誅戮”。于是，琦善再度獲罪。雖身陷囹圄，但琦善官場口碑卻好得出奇，并且其能力也深受同僚認可，如張集馨盛贊其“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刑名錢谷、吏治營務，無不諳熟……諸事得體。”故會審官員有意回護，希望大案化小，替其開脫。就在眾人已成共識之際，唯有“愣頭青”曾國藩強要出頭，打破了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后可。
結果可想而知，琦善最終發配吉林贖罪，作為宦海“異類”的曾國藩，自然落得個孤立慘淡之下場，“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前腳被皇帝封殺，接著又遭同僚唾棄，這諾大的京城，曾國藩看來是呆不下去了。“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可慚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唯有外放，才是解脫。
“處于不官不紳之地”
總算天隨人愿，咸豐二年六月，曾盼到主政江西鄉試之差，終可告別在其看來陰霾重重的都城。
怎奈好運僅是乍現。行至安徽，曾便收到母親去世之噩耗，只得返鄉守孝。或許他未曾想到：這只是霉運的開始。
是年底，被太平天國起義搞得焦頭爛額、心急火燎的咸豐帝，情急之下詔令曾辦理團練。對此“臨危受命”，曾國藩心中實有一萬個不愿意：“再四思維，以墨绖而保護桑梓則可，若遂因此而奪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敘則萬不可。區區愚衷，不得不預陳于圣主之前。一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當專折陳情，回籍守制。”
宦途歷來變幻莫測，豈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那般容易？復出初期，曾國藩便發覺自己如同泥牛入海，難于自拔，他最大的感慨便是：“置此不官不紳之人”，“處于不官不紳之地”。說白了，曾國藩這個所謂幫辦團練大臣，既非朝廷官職，鎮不住湖湘官吏，更不是士人領袖，擺不平州縣鄉紳，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尷尬才怪？
既然官不疼，民不愛，曾理當放下身段，四方示好，如此方能聚合官紳，和衷共濟。孰料曾又“不走尋常路”，上任伊始，便拋出一封《與各州縣書》，滿是嗆人的火藥味：
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者，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黨，有報復之懼；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于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于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即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后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
此舉無疑給湖南各地官吏迎面一記耳光，看似義正言辭，實則等于替自己挖坑埋雷。在湖南練兵，得罪了地頭蛇，日子焉能好過？
接著，曾便在審案局一事上令全湘官紳為之側目。既然認定本地官僚掩飾彌縫，毫無作為，曾索性越過重重“官網”，越俎代庖式的設立審案局，“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于立辦，無所掛礙牽掣于其間。案至即時汛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這種雷霆萬鈞的手段，招致官紳一致反感，據說一時“曾剃頭”“曾屠戶”等諢號傳遍湖南。
面對各種蜚短流長，曾國藩居然還憨傻地一再解釋：“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生用法從嚴，非漫無條律，一師屠伯之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于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難安”。況且在曾看來，他出手并不狠辣，“實則三月以來，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數”。
其實曾越位執法，動了無數當地官吏的利益奶酪，案子就是錢，審案就是生財之道。你曾國藩可以“不要錢，不怕死”，但在諸位官員心中，“不要錢，不如死”。他們不在乎曾殺了多少條人命，而在意自己丟了多少兩銀子，故群起造謠阻撓，無非是要奪回撈油水的權力。
很快曾即洞悉了官吏們的小九九，若服軟讓步，或許與人方便，于己亦方便。誰知曾自詡“強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為茍利于國，茍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大有霸王硬上弓之慨。剛到九月，已“前后殺戮二百余人”，確頗令人發指。曾氏之所以有如此酷烈之舉，或可用“踢貓效應”解釋。所謂“踢貓效應”，即人與人之間的泄憤連鎖反應。人的不滿情緒，一般會沿著等級和強弱組成的社會關系鏈條依次傳遞，由金字塔尖一直擴散到最底層，無處發泄的最小的那一個元素，則成為最終的受害者。一般而言，人的情緒會受到環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當一個人的情緒變壞時，潛意識會驅使他選擇下屬或無法還擊的弱者發泄。這樣就會形成一條清晰的憤怒傳遞鏈條，最終的承受者，即“貓”，是最弱小的群體，也是受氣最多的群體，因為也許會有多個渠道的怒氣傳遞到他這里來。以此對照曾氏，本已賦閑在鄉，卻楞被咸豐起復，而以“不官不紳”之身份，自然飽受湖南官紳冷嘲熱諷，“處于志疑之位，仰逼俯侵，動多觸礙”，而處決匪寇，便成為其傾瀉內心郁憤的最佳途徑。由此看來，“剃頭”“屠戶”之名，也殆非虛言。
然“踢貓效應”非但于事無補，反易招致更大的矛盾。很快，曾國藩就遭遇了平生第二場“唾罵”，即“練兵風波”。復出之初，曾已對湖南兵勇甚為不滿，“蓋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賊而勇于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到頭來，便出現“敗不相救”之惡果，“彼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授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頃者。以仆所聞，在在皆然。”故此種狀況，“雖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易張，斷不能辦此賊也”。于是，曾氏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練勇，重整軍紀，這勢必又將手伸進了他人口袋。先是長沙副將清德帶頭鬧事，抵制曾國藩會操規定。曾氏亦不示弱，一個折子革掉了清德。
這個看似立威之舉動，實僅是一場大戲的序幕。不久，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鮑起豹便借綠營與湘勇械斗之機，鼓噪軍人圍攻曾國藩公館。綠營兵破門而入，“毀壞館室，殺傷門丁”，曾氏之命眼瞅危在旦夕。而與之一墻之隔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居然裝聾作啞，置若罔聞，任憑一群兵痞羞辱朝廷二品大員。直到曾氏連連叩門求救，駱方現身解圍。
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此番遭遇，曾國藩于十幾年后依舊心有余悸，稱：“欲誅梗令數卒，全軍鼓噪入署，幾為所戕。”
明擺著，長沙待不下去了，在眾官紳眼中，曾氏就如同一只不通人性的惡犬，非滅之，即逐之。
曾氏唯有避走衡陽。
躲過了刀光血影，卻始終難擺脫官場之掣肘。而其中最大的冤家即湖南巡撫駱秉章。離開了省城，軍費便成為懸在曾頭上的首要大事。曾絞盡所有腦汁，使遍渾身解數，籌款事宜依舊一籌莫展，“特經費不敷，藩庫既無可提用，勸捐又百無一應，以是遷延瞻顧……真所謂局促類轅下駒者也”。迫于無奈，曾只得向駱求援。
起初曾致函駱氏，行文頗為客套隱晦，僅僅傾訴勸捐之苦，“侍總以無餉為慮。各處之兵勇到齊，恐不能敷兩月之用，奈何奈何！”希望駱領會其意，慷慨撥款。誰知幾日過去，駱尚無回音。曾于是再度寫信試探：“藩庫究存銀幾萬兩？亦懇便中示及”。偏居一隅的曾國藩居然還惦記省府銀庫，駱秉章自然不接話茬。不久，聽聞廣東有八萬餉銀將運往長沙，曾不再遮掩，立即提筆“務求老前輩截餉四萬，委員送衡”。到嘴的肥肉，豈可拱手讓人？駱氏依舊呈模棱兩可之情狀。此刻之曾國藩，急于等米下鍋，全然已無先前書生扭捏之態，函牘頻傳，向駱索餉，其口氣亦愈發強硬直接：
敝處截留之四萬金，望即日飭解來衡。
其截留四萬，亦求委員集解到衡，萬勿遲延。如不蒙允準，侍自當屢次奏請。
惟奏留之四萬，未見尊處咨復，不知已定解否？務求嚴催。
惟截留之銀，未據解到，盼極焦極！
……
已把面子視若無物，已將截餉歸為己物，軟磨硬泡、死纏爛打、耍無賴、曬可憐，此即曾氏要錢之術。這招果然奏效，駱秉章拗不過曾，終于為求耳根清凈，將銀餉如數撥出。
只是四萬兩不過杯水車薪，不及一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眼看春節將至，官兵之犒賞與口糧又是一筆巨款，卻尚無一絲著落，真可謂年關難度！苦水滿肚的曾國藩，不禁在致好友劉蓉信中寫道：“又無軍餉可恃，細思真愁人也！”
好一個人“愁”字，實在是曾國藩1853年經歷之濃縮概括。
“謀而無與同，失而無與匡”
這一年多，始終令曾國藩縈繞于懷的，除了“愁惱”，還有孤獨。
后世言及湘軍，總喜用諸如曾國藩領袖群倫、左劉彭群賢畢至等詞匯形容，此皆倒果為因之說法。其實曾氏草創之初，可謂形單影只，如同寒夜中獨行的孤鴻。
曾國藩之所以奉旨出山，好友郭嵩燾之功堪稱泰半。收到寄諭后，曾草疏懇請“終制”，并無起復之意。恰郭嵩燾來曾府吊喪，聞知曾力辭朝廷之命，便勸道：“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從戎，古制也。”然曾仍不為所動。于是，郭便做其父曾麟書思想工作，曉以“力保桑梓之誼”，終使曾國藩改變初衷。誰知此時郭嵩燾未輔助摯友，而是避居山中，袖手時局。郭氏此舉怎不令曾國藩心生被坑之感？曾自然不愿郭穩做局外人，“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天紛紛，鳥亂于上，魚亂于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于是曾三番五次邀其出山，甚至以背離家國大義相警告：
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義，自有名教之責任。其應竭力報國，概不當以仆之死生為斷，而當以己身之死生為斷。仆而未死，則助仆共謀；仆而既死，則或獨力支撐，或與人同舉，直待尊命無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
這段文字，稱得上慷慨激昂，不容辯駁，卻依舊未能讓郭心生微瀾，應命出山。
再一個讓曾又愛又恨的人，便是左宗棠。曾對左，可謂一見傾心。當時曾于奔喪途中經過長沙，“日與張石卿中丞（張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于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正是基于這種極佳印象，幫辦團練后，曾國藩向左宗棠拋出了橄欖枝，“弟智慮短淺，獨立難搘，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顯然，曾氏許諾左只負責出謀劃策，軍中庶務可一概不聞不問，算得上誠意拳拳。沒成想左一封書信便明確回絕。其實左于彼時，并無入世之念，“年來心血耗竭，不欲復參戎幕……自此匿跡銷聲，轉徙荒谷，不敢復以姓字通于塵界矣！”更殊為關鍵的是，心氣甚高的左宗棠，認定“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實未入己之法眼。曾、左二人，可謂郎有情，妾無意，這亦為之后彼此交惡隱埋伏筆。
于是乎，“季翁堅臥不起，郭筠仙亦無意再出，蕭可卿已年逾六十，不愿即戎，譚湘溪老母在堂，家無昆弟，歐赤城新有母喪，王元圃去秋沒矣！”無人愿出，無人可用，曾國藩真的是“一個人在戰斗”！
“但思以一死塞責”
次年開春，曾國藩拖著心神俱疲之軀，率領缺餉乏將之兵，順江而下，進軍長沙。孰料與太平軍甫一交鋒，曾便在靖港敗得一塌糊涂。據其弟子黎庶昌所記：“四月……初二日，……公自成師以出，竭力經營，初失利于岳州，繼又挫敗于靖港，憤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援救以出……公之回長沙也，駐營南門外高峰寺。湘勇屢潰，恒為市井小人所詬侮，官紳之間，亦有譏彈者，公憤欲自裁者屢矣。”往昔論者，對曾氏自殺，無非如下五種解釋：憤愧交加、一時情急、驚嚇過度、前途絕望及裝腔作勢。雖各有道理，但似皆未能點中要害。其實曾氏兩日內三度欲了卻生命，可借用精神分析學之父弗洛伊德的“強迫性重復”原則，即人固執地、不斷地重復某些似乎毫無意義的活動，或反復重溫某些痛苦的經歷和體驗。靖港潰敗，“水勇竟至潰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曾深覺“愧憤之至”：
惟才智淺薄，過不自量，知小謀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幫辦團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辭謝。臣以墨绖外蒞事，是臣之不孝也。去年奉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辭謝，輒以討賊自任，以至一出僨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躋卿貳。圣主即位，臣因事陳言，常蒙褒納；間有戇激之語，亦荷優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報萬一。何圖志有余而力不足，忠憤填胸，而絲毫不能展布。上負圣主重任之意，下負兩湖士民水火倒懸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賊，日日以家書勉臣盡心王事，無以身家為念。凡貯備干糧，制造軍械，臣父亦親自經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敗，尤大負臣父藎忠之責。此數者，皆臣愧恨之端。
此段出自曾氏未發之遺折。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所列愧恨數端，雖貌似字字自責，句句懺悔，實則皆有所指：不能于家盡孝、不入皇上法眼、不受官紳待見、不得至交援手。前已言及，曾國藩無日不飽受這些苦惱折磨。而一旦事敗，支撐自己信念的最后一根立柱也瞬間崩塌：苦心經營、抱以巨大期望的湘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怎能不讓人痛心疾首？朝廷對他處處猜忌與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與官紳們的處處刁難、嫉妒甚或構陷，摯友的冷漠、譏諷，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難當？一系列的不平遭遇和巨大挫折，讓曾長期郁積于心的情緒徹底爆發，他禁不住反復重溫那些令其不堪回首的經歷與體驗，終致無法承受，倍感絕望，選擇一死了之。由此可知，曾氏之自殺，緣由甚為復雜，非三言兩句所能道盡耳。
幸好湘潭那邊捷報傳來，吹散曾心頭愁云。其強打精神，再撰一折，向咸豐請罪：
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余，但思以一死塞責。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諒，置大局于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為肅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身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圖補救。
這番說辭，較之未發之遺折，則滿是老練世故之氣。
八個月后，曾國藩于湖口再度敗北，“公座船陷于賊，文卷冊牘俱失。公棹小舟馳入陸軍以免。調舟師悉泊南岸，與羅公澤南湘勇陸營緊相依護。糧臺輜重各船皆退駛至鄔穴以上，戰艦亦多潰而上溯者。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公澤南、劉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不過此次曾一不留下遺折，二不安排后事，只是上書自認“訓練不素、調度無方”，將內心之酸楚斂于無形。看來，其“強迫性重復”之心理，已好了一半。
若想不再頻受慘痛經歷之困擾，最佳良方莫過于自己內心足夠強大。之后的曾國藩也的確臻于此境，誠如他回憶所道：“吾初起兵，遇攻危，則有死心。自吾去祁門，而后乃知徒死無益，而茍生之可以圖后功也”。邁過了這道心理上的坎兒，曾國藩終于大徹大悟，實現了“三不朽”。
自此，昔日憤怒的小鳥沒了火氣，瓷器店里的公牛躬耕于田，不通人性的惡犬化為寵物，獨行的孤鴻回歸雁群，曾國藩蛻變為圓滑通透、和光同塵的老狐貍。道理很簡單，他明白真正的戰場不是前線，而是世俗文法所織成的彌天網羅。
就在趙、曾開篇那番對話三日之前，二人尚有一段甚為私密的交流。曾國藩“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之回答頗出人意表：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孰料趙烈文一語成讖，四十四年后，清王朝壽終正寢。
雖改朝換代，但繼起的革命者們發現，若想真正實現民主共和，他們所要戰勝的，除了各路軍閥列強外，更頑固而龐大的，依然是無形之世俗文法而已。歷史，似乎又跳回到了曾國藩時代。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王陽明先生的一句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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