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缽盂位于潮汕平原練江中游北岸，北沿五公里是唐朝古寺“靈山隱寺”。村前有大靈潭，潭狀似銅缽盂而得名。該書主要描述了潮汕奇特的僑批文化及其歷史沿革——從元代到1976年的僑批演變史。全書以潮汕銅缽盂為主背景，呈現了汕頭潮陽清末民初四大家族在百年中國革命史中的嬗變，特別是對潮陽的風土人情，潮州歌冊，銅缽盂（今潮陽銅盂）、光德里（今潮陽成田）郭、馬、周、鄭四大家族的人物命運做了真實的描寫。
《銅缽盂》三版序——今天出發，于前天抵達，從銅缽盂，從光德里
自《銅缽盂》寫作完成并首發，至今已將近一年。這一年中，發生了太多的事，這些事令人感動。一部小說的出版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盡管在寫作之前，獲得這重點那扶持，自然很重要，其實，這與寫作本身并無太大關系。創作過程及出版前后的事端，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我知道僑批這個題材緣深厚重。此前少人問津，無可借鑒。此間全憑一些史料和大量實物，無端悟覺，而又不能不預先有某種設定，創作常處于瓶頸之中。一些難題由時間壘成，要等待時間化解。擇其要點，先按時序簡略述之。
小說題材先由顧作義先生提議，形構主題。再，周鎮松先生鼎力扶助；蔡東士先生既題書名，又全力推舉，并薦至影視。又珠影黃、梁先生，好友黃、李、陳、林、郭等先生，四面八方，紛紛來誼。
特別要說的是，已籌備了三個月之久的首發式、研討會，時間確定在一月十三日召開，無法更改，各方人馬，全部就緒。百余作家、評論家，來自全國。小說也經過三審四審，塵埃落定。豈知即將開機印刷之際，忽然又有說法。說作品有幾處表述，似有問題，要改，否則不便開印。此刻，離首發僅有幾天時間。我有充足理由及理論保證，不愿改，改了，小說就失去葆有的思想和精神。盡管我非常明白，最終妥協的一定是我，可是，我絕對不愿違心。
翌日，我必須要做出決定并改定。已是最后期限，我一籌莫展。至少不能辜負汕頭市委宣傳部同志們三個月來的辛苦工作。我的作品微不足道，但有幸與潮汕人、潮汕文化，與僑批結緣，絕無辜負之理。小說必須如期印出。結果已明白無誤地擺在那里。
就在此刻，廣東省委宣傳部王處長來電，說《銅缽盂》審讀意見出來了。他停頓一下。我有一種墜入判決的心情。他說：“祝福您，郭老師，評價很高。”我問：“沒有問題?”他回答：“沒有問題。”我們又交談了一會兒。他說，可以把審讀意見發給我。
我先給責編打了電話，轉告宣傳部意見：沒有問題。但空口無憑，要等紙面報告出來。
審讀意見史無前例，九千多字。客觀、細致、大氣，而且充滿理論精神。一句話：專家風范。我也寫過許多審讀意見，通常千字以內。宣傳部審讀意見，是專家組的審讀結果，自然由專家寫出。我讀出了文氣的某些風格，心照不宣。致謝于虛空中的實存，我的同道們。
《銅缽盂》出版三個月后，即修訂再版(精裝本)，現再由花城出版社收入文集出版，與第二部《仁記巷》一起刋印發行。這次三版，作了較大的補遺與修訂，對其中錯漏，又仔細勘正，以求精益求精。
《銅缽盂》是寫作計劃五卷本“中國往事”之第一部，先以《銅缽盂》《仁記巷》《光德里》三部曲面世，其它兩部為《桃花島》《十里紅妝》。
《銅缽盂》于2016年1月在汕頭首發，并召開研討會，蔡東士先生為本書題寫書名并參加會議。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評論家和作家百余人，對拙著深入研討批評。吳亮、程德培、張志忠、王干、高惠芹、金敬邁、黃樹森、蔣述卓、章以武、范若丁、徐肖楠、陳劍暉、宋劍華、曾令存、田瑛等均發表中肯的意見(見《憂傷銀信——《銅缽盂》評論集》)。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銅缽盂、仁記巷、田中央、光德里這些地名，始終遙遠且漂浮，卻又如影隨形地纏裹在我的靈魂里。它們似乎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時某個真實卻又陌生的人的名字。它們像一份沒有文字的遺囑，在黑夜降臨，幽靈一般地游走于空濛之間。我一旦捕捉這些影子一般的幽冥，它們即刻便附著于具像的物體，古舊高聳的泥夯寨墻，東西南北四個對開的寨門：人和紅事從南門迎進，鬼與白事由西門而出，紫氣東來，而北門吐納風雨……長長的仁記巷，八座駟馬拖車、樓臺、門楣皆鐫刻“資政第”“汾陽世家”。巷中滿是名人大家的墨寶畫痕：康有為、梁啟超、左孝同、張大千、吳昌碩、李瑞清、于右任……前清遺老、民國大師的遺跡滿目皆是，高高的碉樓、墻壁上民國政府鐫刻的抗日標語，其鮮藍的顏色依然如昔、閃著幽藍的光影、凝凍住亂世的時間，最后幻化為一個個人物——郭仁卿、周季禮、林達，包括郭信臣——我的曾祖父……
光德里，它自然是革命圣地田中央村的一個別名，它無法獨立存在，卻又因一些不可褪去的事件或名字，而成了一個獨立的符號。正如田中央碩果僅存的那座站立了兩個世紀的碉樓，與壁上彈洞一起，形勝著普林斯頓、黃埔軍校以及那些近現代史上人們無比熟悉的名字：周恩來、蔣介石、林彪、顧維鈞……這些可以將生命交付主義與理想的人們，最終又歸結到某個人物身上——我的外祖父馬燦漢。
無數從銅缽盂、從仁記巷、從田中央、從光德里走出去的我們的祖輩先賢們，包括我的父親母親、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從明清到民國、乃至國共兩黨，從銅缽盂、仁記巷、光德里走出了許許多多的英杰，他們全是一些游走于大世界、無國界的仁人志士。他們垂死方生，幽閉于銅缽盂、光德里的深巷老宅之中，靈魂不散，我時時與他們擦肩而過，在匆忙中倏忽對視，彼此相遇掀起的和風，揚起巷中多年沉積的塵土，空氣里便有了清末民初的味道。
一切無需虛構，緣于想象與追憶。
《銅缽盂》自然是寫實的，人物與事件皆有。可一切又處于想象之中，想象中的時間。它們如紀實一般，鮮活地凸現在歷史之中。
那些我從未經歷，也不可能經歷的歲月與人事，仿佛都如曾經經歷過一般，從銅缽盂仁記巷和光德里，自然而然地流入我的文字、我的敘事里。無須經歷，卻已閱歷，令人驚駭，讓心靈顫栗。我沒有去過別處，也沒有進入那個空間，但我實實在在地明白并知道：我在今天出發，卻已于前天抵達。
吳亮這樣談《銅缽盂》：“融傳奇、話本和地方志于一爐，想象與追溯呈現為同一種回憶運動，郭小東的《銅缽盂》在幽深歷史與人物列傳，兩個方向平行地展開蕩氣回腸的敘事，那些可以被復原出來，是曾經有過的，所以它是一縷照亮黑暗的光芒，也是對無法追究之債務的清償。轉身向后，無休無止。《銅缽盂》如同一群難以驅逐的幽靈，從這個悲劇式的神奇故事去看，郭小東一個人完成了一種輪回，向前的個人、家族以及地方志的重塑。”
吳亮又說：“此次在僑批博物館看到這些僑批物件，所謂‘僑’就是‘回來’，在小說中，信件成為重要的承諾和信息。郭小東的小說，試圖把個人經驗與國事、百年歷史聯系起來，全書敘事宏大，干脆利落，在書里，可以看到很多真實的人事，與郭小東家族的人物交織在一起，是一部非常抓住人的作品。”
吳亮說出了我的創作密碼。我一直把“銅缽盂”看作深潛于潮汕大地，又懸浮于潮汕天空的水、云、雨和陽光。我不將它看作一個具體的地方，不視為一個實有的地名。它只是一個讀起來有些親切，十分古舊，同時和那些遍及潮汕大地的祠堂寺廟有千絲萬縷關系的語詞。
我努力實現的是，將它作為大潮汕及其族群的一個文化符號。任何漢語的狹隘解釋，在它面前，都必須收斂起對地域的偏見理解。它承載著潮汕民間風習中復雜多義乃至多神教的文化羈縲。它所能挑動的不僅僅是有文化邊界的地域概念，而且是能夠覆蓋并消解過濾的歷史文化進程。
仁記巷的巷口連著鬧市，本來兩米見方的巷口，被兩邊小“士多”的雜貨堵成一個窄窄的門道，稍不細心，很容易就錯過了。只要穿過這個窄門，長長的仁記巷便是另一個世界，與街市無關的世界。
悶熱的街市流風，在這里變作幽幽的陰涼。巷道兩邊的排水明溝，雖然遺落著老屋剝蝕丟落的彩瓷瓦當，卻阻不住有汩汩的清流涌出。
仁記巷的架勢，也與所有的街巷不同。屋厝的正門并不面巷。面巷的卻是屋前花園的側門，八個側門各各相對。八座有前后花園、三進天井并伴有伙巷與后庫偏院的駟馬拖車，其花園側門面面相觀。小巷里的深宅大屋，雖各自獨立，卻相互眷顧，四通八達。
仁記巷和巷中的官廳深宅，是我曾祖父郭信臣一生的作品。這作品著于1906年。這一年是個不同凡響的年份。之前的1905年，科舉廢除；之后的1907年，孫中山在國內策動了七次武裝起義，包括廣州起義和黃岡起義，全以失敗告終。
這些起義包括之前的“戊戌變法”，都與仁記巷有牽連。每座門樓的內外敕石、門匾、題字以及壁畫，都留下重重的痕跡。
康有為、梁啟超、左宗棠、盛宣懷、張謇、于右任、張大千、李瑞清、吳昌碩等民國梟雄，他們的筆墨畫魂，隨處可見，鏤刻著那個年代的鮮明印記。這些印記，很容易撩撥起一個時代的風云際會。
行在巷中，三千年的春風秋雨，刀槍劍戟，無時無刻，無法消抹。“大夫堂”“資政第”“元亨利貞”刻字題款，無處不在。它以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姿態，毫不聲張地蟄伏潛藏在那里，似有話說，卻又似乎在等待與聆聽。巷口原安有柵門，木柵早已流失，空留石檻上的臼洞。
這是一條行人罕至，空屋幽深，靜默蕭然的鬧市深巷。每座老屋，大約都有一兩位不肯離去的老人，守著日漸破敗的老屋。連偶爾出沒的貓狗，也老得出奇。
仁記巷真的很老了，雖然雕梁畫棟依舊。可是，它不得不老去。歿了主人的老屋，不但冷清、落寞，如深山幽谷一般，了無人聲足音，連夕陽也懶得留駐那火紅的余暉。
仁記巷的黃昏，要比咫尺之外的鬧市遲到一些。直到霓虹燈亮瞎了夕陽，仁記巷益發敞現深不可測的黑暗。
我無數次地回到銅缽盂，回到仁記巷……
今日的銅缽盂，已經十分繁華，你甚至無法想象半個多世紀之前它的樣貌。那不是幾個抽象的語詞可以概括殆盡的。
古橋流溪，田洋里漂著幾座老屋，還有幾條窄窄的石板路，曾走過轎子和馬車。今日的這種街市和嘈雜，是那時的人們無法想象的。
盡管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銅缽盂已被稱為“小上海”。不過是有幾部電話，幾個連通海內外，直至歐美的僑批局，有小范圍的自來水分布，帶著上海模式的潮汕酒樓，兼做幾款西餐。酒樓門口多了兩個看門的，似現在的咨客，卻不是女的，而是彪悍卻十分謙恭的印度阿三。
這些排場，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依然古舊的潮汕惟一而銅缽盂獨有的，頗讓人刮目，如在異邦。
我時常去銅缽盂，去看那座原來在村口，現在在城中的碉樓。
碉樓很矮，三四層樓高。它曾經是銅缽盂的象征，是那時最高的建筑物，現在它卻顯得很矮，藏在視線之外。碉樓不太像一般防守的碉樓，卻有一點教堂的味道。沉重同時尖厲，卻一點也不猙獰。說的是它與別處的碉樓不同。
別處是平頂的，它卻在平頂上加蓋了類似中國的涼亭，而涼亭的尖頂又使碉樓看起來像教堂。特別是墻壁上殘存的民國國旗圖案和抗戰的標語：一寸山河一寸血……
銅缽盂這座碉樓在獨一無二中更有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意味。我將永遠也悟不出這種別味。
在《銅缽盂》完稿之時，我又去了銅缽盂。在銅缽盂“汾陽世家”老屋，在曾祖父使用過的明式家具面條柜里，偶然發現一暗格，內中藏一木匣，精美絕倫。匣中嵌一海南花梨木珠、紫檀條框小算盤，一紅木織梭，一沾有朱砂的小楷毛筆頭，一亞洲犀牛角印章，刻有“寶源圖書”字樣。匣面上端漆有:××××××結婚留念，落款為:×××仝賀，名字系人為剔去，已經無法辨認。惜矣！正中是大篆“文房四寶”。美輪美奐！
為何剜去人名？留木匣且內藏玄妙曼物，擔心什么？又心存僥幸地想傳留什么？愛悔交加之時，己在己丑，便為庚寅。
我無須明知。
我的曾祖父郭信臣，于土改時自殺，時年九十(小說中減去十歲)。彼時凈身出戶，身無長物。面條柜連同駟馬拖車若干座，決意贈與大眾。而面條柜幾經流亡，在民間游離65年，卻無人發現暗格。木匣在黑暗漂搖中，擔驚受怕了65年，竟安然幸存。也許它是在等著我的到來。
木匣為做古董生意的族叔海生發現，我當時亦在現場，那時并未打開，不知內中有物，我便讓族叔帶走。豈知經族叔等研究鑒賞，竟為信臣遺物。多人欲高價買走，族叔以為，此乃曾祖父魂魄未散，在此老屋中流連經年，意欲與重孫相遇相通，物歸原主為敬。
此乃曾祖唯一遺物，閱世十分傳奇，并于以他為主角的長篇小說《銅缽盂》出版之時現世，令人驚詫！
祝允明手卷曹植詩《箜篌引》附之自識：
“冬日烈風下寫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誰也”。
有暗格鋪陳，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有三百年歷史的破柜中，飽含溫馨記憶經年，悄然躲過刀斧、戰火，土改、運動，開放、改革，地震、洪災等等，掙扎了65年，然后等著我極其偶然的到來，無法想象。
此時，始知《銅缽盂》乃與神通。
此長篇《銅缽盂》才剛收官，彼“銅缽盂”正在開啟。已死方生之謂也。
風不可形就，而惟可神就者風。又名等風來去兮。不知知者誰也。
2016年冬至
郭小東，一級作家，文科二級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中國知青部落》《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1966的獒》《紅廬》《風的青年時代》《非常迷離》《非常迷惑》《罪惡》《紅色娘子軍》《想象中的時間》《中國敘事中國知青文學》《中國知青文學史稿》《中國當代知青文學》《逐出伊甸園的夏娃》《文學的鑼鼓》《轉型期文學風度》《諸神的合唱》《雨天的曼陀羅》《南風的憂郁》《知青人信札》等著作，作品多次獲獎。
平原已經無路可走，阡陌隱入山嶺，丘陵中是蜿蜒的河流和濕地，地平線上紅霞漫天，又是一個澄澈然而多事的秋天。四顧無人，野渡偶有孤舟。平原上一年一度的地凈人空，一年一度短暫幾日的清閑，連沉在黑暗中的瞽師，也心曠神怡。他嗅到了空氣中炊煙與稻草的氣味，那種新割的莖稈還泛著青澀的稻草焚燒的味道。
瞽師曾是出過洋的客頭，他知道故鄉的味道。于是平原和丘陵，便有二胡憂傷的弦聲。弦聲中的吟唱，把鄉愁與無奈唱得嘹亮，唱得衷情滿懷：
打起包袱過暹羅，賺有錢銀多少寄，好返唐山娶老婆……
他拉出了一個熱烈的過門，如千軍萬馬征戰一般的豪情，弦絲切切，情急如風。瞽師左手持琴，大拇指按出一個高八度，他的中指，一直在最高音階處上下滑動，右手執著的馬尾弓，始終頓挫于短短的區位，弓弦急促地拉動，幾次險把作“馬”的貝殼彈出，那老舊的“弦馬”稍稍易位，讓急急風的無字長嘆，隨著秋風秋陽穿行。突然，弓弦馬尾斷飛，“弦馬”跳到空中，天籟戛然而止。世上再無絕唱，瞽師氣絕而亡，獨留瞽女受苦。
酒紅色馬，從地平線上緩緩而來，像一簇光。長長的古驛道，空曠冷寂，晚秋的涼風掀起白衣騎者的風衣，白色風衣在風中展開，如盛開的白牡丹，紅馬白花在驛道上飄動了很久。
晚秋的風中有一種味道，稻草和干柴燃燒成炊煙的味道。那味道在天空中游走、飄飛，粘連起晚秋的村落。
那時的潮汕平原一馬平川，從光德里的碉樓上，可以看到海邊無邊的沙灘和鹽堿地、紅樹林和紅色的竂居。掠過低矮的“四點金”和“駟馬拖車”群落，甚至可以見到大海深處歸帆的三桅船。三桅船土紅色的風帆，半截隱在波浪里，半截在天空中，像浮于云中的仙人。
其實，光德里離海尚遠，至少有五十里地。那時，天地澄明。
人在馬上，居高臨下中的平原，盡展它荒涼同時富庶的每一個細節。如練的練江、如榕的榕江、如韓的韓江，各自從不同的地方流來，清澈見底，游魚可鑒。在一年一度洪水未到之際，至少三條江河所圈起的廣袤土地，生機勃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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