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的挑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6月，“新興經濟環境下的知識創造和創新的全球化”論壇在中國香港舉辦，來自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位學者發表了演講或參與了會議討論。會后若干學者在自己演講的基礎上以英文形式寫成本書的各個篇章，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中國創新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具有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對于探索中國創新面臨的挑戰及難題、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創新的挑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知名學者論道中國創新難題。
緊扣“創新”熱點問題，涵蓋全球知名學者觀點，提出大量本土對策建議。
樂文睿（Arie Y. Lewin），杜克大學戰略和國際商務榮休教授。是國際商務學會的會士，并獲得過管理學會開拓者獎和杰出服務獎。
馬丁?肯尼(Martin Kenney），加利福尼亞戴維斯大學的社區與地區發展教授，也是伯克利國際經濟圓桌的高級項目主任。
約翰?彼得?穆爾曼（Johann Peter Murmann），新南威爾士大學商學院戰略管理教授。其著作Knowledge and Co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evolution of Firm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獲得2004年的熊彼特獎。
張志學，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組織與戰略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審校者序
前言
第1章 中國創新的挑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Arie Y. LewinMartin KenneyJohann Peter Murmann
為什么要寫一本關于中國創新面臨挑戰的書？
學者對于中國前景的不同觀點
各章內容概覽
最后的一些思考
參考文獻
第2章 新結構經濟學——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及中國經濟的未來 林毅夫
為什么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發展經濟學？
什么是新結構經濟學？
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應用
新結構經濟學為其他經濟問題提供的啟示
中國的增長奇跡還能持續多久？
結論
參考文獻
第3章 中國空洞的中心及不可見的社會力量對其繁榮發展計劃的影響 Gorden Redding
引言
合作性的作用
中國創新的挑戰
結論
參考文獻
第4章 中國未來之路：韓國經驗的啟示 Michael A.Witt
引言
國家商業體系
當今中國和1980年韓國的商業體系
1980年以來的韓國軌跡
對中國和未來研究的啟發
參考文獻
第5章 中國產業的創新和技術專業化與中等收入陷阱 Keun Lee
引言
為什么創新是衡量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標？
中國的創新能力
中國的技術專業化
結語
參考文獻
第6章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基于技術創新增長的前景展望 Douglas Fuller
引言
中國過去成功地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關鍵轉折：在中國好政策是如何成為阻礙的
有助于進一步發展政策的制度和結構性障礙
對中國未來技術發展持樂觀態度的理由
研究議程：研究中國新方法的一些新啟發
結論
參考文獻
第7章 改革中國知識產權制度以促進創新 劉美娜 黃燦
引言
以專利質量為代價的政策
中國高校的專利活動與技術轉讓現狀
實用新型專利保護制度的有效性
結論
參考文獻
第8章建設中國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 John Child
引言
中國的中小企業是創新之源
影響中小企業創新的因素及其與中國的關聯
政策建議
未來的研究問題
參考文獻
第9章 跨國合作伙伴關系是中國的創新之源
Simon Collinson
引言
國家創新體系和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情境
重組優勢作為創新能力的來源
中國國際合作伙伴關系的研究
中國航空航天業的跨國合作伙伴關系
討論
參考文獻
第10章 全球創新：中國企業的優勢與挑戰 Yves DozKeeley Wilson
中國企業和全球化創新： 挑戰傳統智慧
優化創新足跡
加強交流和吸收能力
優化合作
研究方向
結論
參考文獻
第11章 創新的全球來源及分拆：新興國家的機遇和挑戰 SilviaMassini Keren CaspinWagner ElizaChilimoniuk Przezdziecka
引言
創新的全球來源
在全球化創新來源背景下，中國正趕超印度？
對STEM人才需求的在線市場的興起：解決創新問題和分布性創新人才的平臺
結語
參考文獻
第12章 超越印度：中國商業服務外包產業面臨的制度障礙 夏衛東 Mary Ann Von Glinow 李英俠
全球外包業的發展歷程
中國和印度：外包產業的發展道路和市場定位
中國商業服務外包發展的制度障礙
政策發展建議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結語
參考文獻
第13章 中國企業組織創造力的障礙 張志學 仲為國
引言
中國企業的增長模式
企業領導者的理念
組織創造力的阻礙
中國企業提高組織創造力的實踐
培養企業家精神和提高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第14章 中國創造力和創新的制度與文化背景 趙志裕 劉世南 關欣儀
引言
創新的類型
人力資本與制度支持的作用
創新的制度約束
創新的文化約束
結論
參考文獻
第15章 重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Rosalie L.Tung
引言
跨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
為何需要重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跨文化管理的未來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第16章 中國創新的挑戰：總結與反思 Arie Y.Lewin Martin Kenney Johann Peter Murmann
參考文獻
第1章 中國創新的挑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Arie Y. LewinMartin KenneyJohann Peter Murmann
翻譯：劉圣明
摘要：中國的發展模式即將接近極限。世界銀行發出警告，認為中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也意識到必須通過大幅度提高創新能力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章將介紹在轉變多種可用資源、創造創新型經濟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復雜局面和巨大挑戰。本章也將介紹在過去40年中，中國是如何從經濟上孤立無援的境地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本章還列出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場景。第一種較為樂觀的場景認為，中國能夠建立更強大的創新機制并且步入高收入國家之列。第二種比較悲觀的場景則認為，在沒有巨大變革的情況下，現有的政策和經濟制度將會把中國拖入中等收入陷阱。本章也將介紹國際前沿學者的14篇文章，以此集中地、坦率地討論中國社會各個方面將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這些文章將描繪在個人、企業和整個行業的態度及能力變得更具創新性的過程中，制度、歷史、政策、文化和競爭扮演的角色。
為什么要寫一本關于中國創新面臨挑戰的書？
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從被世界經濟孤立到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在未來有希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認為，從購買力平價上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從以農業為主發展成為以工業為主，農業人口也由80%以上減少到30%以下。眾所周知，1978年的改革開放解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且使之能夠流動到自由貿易地區，并因此形成了從事出口的低成本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在這方面，中國大陸借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樸正熙總統時代的韓國以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臺灣的策略。出口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并且為基礎設施建設、新城市發展、住房以及供應商的投資提供資金支持。中國也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資（FDI）并且有一系列要求分享和轉移所需要的技術的政策。正如出口不斷增加一樣，社會對各種新型便利設施的需求也不斷增加，一個新型的消費型社會由此誕生了。其結果是在諸如建筑、高速鐵路、重型機械、船舶制造、煉鋼等行業生成了一批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這也為成熟工業中的高精尖產業能力奠定了基礎。
盡管消耗不斷增加，但是中國也持續地受益于國內的高儲蓄率。儲蓄率在1981年（改革開放后的第三年）大概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這一比例在1988年達到了30%，并且在1988年之后平均達到40%。這種高儲蓄率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例如，中國家庭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不確定性，國有企業減少所帶來的政府對醫療、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參與的降低，以及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百姓已經不能再只是指望政府提供社會福利，特別是退休后的福利。計劃生育政策增加了獨生子女照顧年邁父母的負擔，也使得他們需要準備退休金。中國的父母也有儲蓄的動力，以便使子女在國內或者出國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此外，產權制度不完善、金融制度的不健全以及財富投資選擇的單一性也使得中國人把錢存在銀行中。
不管造成高儲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它都為中國政府在基礎設施、住房、新城市建設、國有企業發展、太空項目、國家防御等中的投資提供了保障。然而，最近居高不下的儲蓄率也促使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它減緩了消費型經濟的發展，而消費型經濟是有可能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從過度依賴出口和基礎設施建設轉變成終端消費的。
這種危險的快速增長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成本，包括：大量流動人口的產生，留守兒童問題，難以獲得社會福利、醫療保障和教育的家庭的產生許多流動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或者新的經濟特區，他們被登記為城市居民卻并沒有在法律上享有當地居民的社會福利、醫療保障和教育福利。合法的流動人口在新的城市注冊，理應有權享有這些社會收益。，極為嚴重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經濟變革的過程也導致了資源分配的浪費、突出的過度建設（盲目的道路建設、沒有旅客的新機場、空閑的工廠、城市中無人居住的樓房，等等），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對居民的隨意安置——這些既是財政收入的快速來源，也形成了大面積的腐敗。總之，這些因素可能會給將來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自1978年以來，中國對教育包括高等教育進行了巨大的投資。1991年，中國的研發費用為150.8億元人民幣（28.3億美元），約占GDP的0.7%；到2013年，研發費用增長到1.185萬億元人民幣（1 914.4億美元），約占GDP的2.01%。這種快速增長不僅得益于對研究事業的資源投入，同時也得益于每年8%的增長率（World Bank，2015）。因此，從購買力平價上看，中國在研發上的投入已經排名世界第二并且有可能超過美國（OECD，2014）。從這里也能明顯看出中國政府對增加經濟創新能力的承諾（國務院，2006；World Bank，2013）。這些大量的研發投入中74%來自公共經濟部門，但是，這些投入能否轉化為提高中國經濟附加值和生產力的創新值得質疑。
盡管中國的很多研究還沒有達到真正的世界級水平，但是毫無疑問，目前中國研究領域的快速發展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是空前的（Fu, 2015）。例如，從技術成就上來看，中國是第一個掌握人造衛星技術（BBC，2003）以及超級計算機的設計和建造技術的發展中國家，并且產生了世界級的通信企業。
自從Robert Solow （1957）發表了開創性的文章后，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被廣泛接受（Aghion, David，and Foray，2009; Kim and Nelson，2000; Landau and Rosenberg，1986; Nelson and Romer，1996）。毫無疑問，卡爾·馬克思在研究“生產力”的過程中就已經多次提到技術的重要性，因此中國共產黨鼓勵研發并不意外。然而，同樣清楚的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創新體制并不是有效的。意識到模仿對于國家早期建立先進的經濟體系的重要性（Westney，1987），Ashby (1956)的必要差異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強調了創新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創新可以通過新技術的獲得或者它在新生態系統中的本地轉化進行。在早期，大多數創新依靠“模仿”來作為創造新能力的基礎（對于企業層面的探討，參見Ansari, Fiss, and Zajac，2010）。中國非常善于通過多種方法采納和模仿技術，比如通過FDI、技術準入以及海外技術的獲得等。能否成功地獲得和吸收更先進的技術或者進入高附加值的科技領域取決于提供必要轉化能力的社會技術條件（Cohen and Levinthal，1990; Lewin, Massini,and Peeters，2009）。在現實環境中，存在很多嘗試將技術或者更簡單的如機器等物資轉移到未準備區域的例子。然而，由于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大部分都徹底失敗了，其原因在于缺乏吸收的能力或者技術的鴻溝差距太大（Lee，本書第5章）。因此，任何想通過知識創造和創新來推動增長的經濟變革都依賴于先前對人力、組織以及基礎設施的投資，只有如此才能夠激發和利用創新作為經濟增長及發展的引擎。
當人們認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政策達到極限這一觀點的時候，習近平當選為國家主席。支持經濟發展奇跡的兩個支柱所發揮的效用正在不斷減少，并且已經疲軟。第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地區的轉移已經結束。盡管3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但是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因為年齡、健康和缺乏教育而未能轉移的人群（參見Du, Park, and Wang， 2005）。第二，一直以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資率已經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了，因為絕大多數的建設項目已經完成，導致這一方式的收益在不斷降低（甚至可以說沒有收益了）。為了保障和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在持續進行高壓反腐（盡量減少公眾的參與）以及急切地希望保持發展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政策制定者們面臨的困境非常令人煩惱。中國過去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向民主化制度轉變的必要性可能威脅到共產黨的權力：在官方看來，中國大陸不適合去效仿韓國和中國臺灣這樣民主化轉化的案例。面對資本主義民主化改革的倡議，中國過去3 000年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67年的執政表明，中國人民知道在中央集權的政府下生存的必要性。猛然向資本主義改革可能會重蹈1991年戈爾巴喬夫改革下蘇維埃政權崩潰的覆轍。因此，雖然1978年后對采取市場機制來調節經濟活動特別是混合了政府驅動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方式已經被廣泛接受，但是政府制度的改革一直備受爭議。事實上，林毅夫(本書第2章)提倡的政策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性，這樣做是為了提高中國產業的附加值。相似地，阿里巴巴、百度、網易、新浪、搜狐、騰訊和小米這些企業的崛起也標志著信息服務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中國擁有除美國之外最成功的互聯網生態系統。然而，在很多互聯網相關的行業，中國政府都不對國際市場開放。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有著充滿活力的創業生態，預示著中國可能成功具備創新和創業能力，而這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很明顯，中國渴望——事實上也堅信——自己能夠形成創新型經濟。自2005年以來，中國在國內研發上的投入激增，以每年約20%的速度增長（從2005年的550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2 578億美元）。但是，正如許多政府官員意識到的那樣，中國必須消除很多現存的限制創新和創新發展的政策，同時轉變目前以大學為主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教學和研究的現狀（World Bank，2013）。
學者對于中國前景的不同觀點
學者對于中國在一黨執政的體系中實現知識型和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難度有不同的看法。
樂觀的觀點
樂觀的觀點可以參見林毅夫撰寫的本書第2章的內容。中國有著悠久的創新發明歷史，毫無疑問中國人民也具有創新性。在西方崛起之前，中國是世界科技的領導者，在璀璨的眾多發明中，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發明要領先西方一個多世紀（Needham，1954）。13、14、15世紀仰慕中國科學技術的像馬可波羅這樣的西方旅行者們的記載就是很好的證據。然而，Gordon Redding（本書第3章）指出，這種幾個世紀的領先也伴隨著之后幾個世紀的停滯不前。但是，林毅夫認為，自從1978年鄧小平（雖然沒有正式頭銜但是事實上的領導者）主導的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具備創新的能力（參見Breznitz and Murphree，2011）。與過去討論中國能否變得具有創新性相比，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究竟能夠變得多么具有創新性。更直白地說，中國能走多遠？
很多方法能夠衡量創新。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專利數量（詳細的討論參見本書第7章）。如圖1.1所示，中國大陸在美國專利和商標局(USPTO)注冊的專利數大幅增加，這與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中國臺灣和韓國開始時的增長模式非常相似。對于中國來說，這種專利增長能否繼續保持尚不確定，但是中國專利數量的大幅增加為樂觀的觀點提供了支持。
中國已經意識到發展和建立以創新為中心的增長模式的重要性。最近，李克強總理重申了這一國家層面的優先考慮，他呼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鼓勵科學技術的創新，并且認為創新是中國發展的“金鑰匙”。他強調了重點科技領域突破的必要性，以及鼓勵更多的人從事科學技術類的商業活動并且把聰明才智轉化為生產力的必要性，同時他也強調中國必須通過掃除“阻礙創新創業的障礙”來為這些企業創造公平、公正的環境。
大學的升級。第一所現代西方大學建立于19世紀90年代。在1911年大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國民黨統治的新政府將學習科學知識作為優先考慮，并且把中國學生送到美國和日本（Hayhoe，1989）。
在掌握更大的權力之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中國科學院主攻基礎研究，很多研究機構承擔應用類研究項目，而大學主要負責教學和培養人才（Liu and White，2001）。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整個教育格局，特別是對于中國的大學和研究院而言。如本書中很多章節所指出的，在1978年，即“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后，中國開始由鄧小平領導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不僅僅落后于美國、歐洲和日本，也落后于周圍的“亞洲四小龍”。之后，一系列鼓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推動中國全面科學技術進步的政策開始頒布。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認為科學研究和產業需求之間的連接薄弱，并采取了新的政策去鼓勵中國科研機構致力于社會經濟的發展（Chen and Kenney，2007）。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國家財政危機使得大學預算大幅減少。但是，90年代，在大學和科研院所擴建的大環境下，國家對重點大學的科研基金大幅增加，特別是通過1998年開始的“985”項目，主要圍繞實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對入選的學校進行重點研究資助（增長趨勢見圖1.2）。關于“985”項目對高校研究發表影響的探討，參見Zhang、Patton和Kenney(2013)。這也反映在2006年國務院認定的16個國家科學工程項目中。每一個項目都解決了重大的技術問題，對中國經濟、國防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2004—2013年，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花費總體上平均每年增長18.9%—20.55%——分開看的話，9年中研發經費翻了將近5倍。
研究基金的增長可以從中國學術成果的發表中反映出來。學術成果發表的增長如圖1.3所示。國內學術成果發表大幅增加持續到2009年，但是之后開始變得水平化了，因為中國政府改變了政策，轉為鼓勵在國際一流期刊上發表。這可以從科學引文索引(SCI)和工程技術文獻索引(EI)中發表的文章看出。由于國際期刊有著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因此被引頻次的增加是反映中國科研能力在質量和科學相關性上有所提高的一個有效指標。
如劉美娜和黃燦在本書第7章中所展示的，大學專利數量已經大幅增加。然而，這其中大部分的專利價值很低或者說毫無價值。增加的專利大部分是迫于政府結果導向的壓力以及為了獲得獎勵而進行的，并不具有特別大的科學或者技術意義。大學的技術轉讓也有很多缺點，例如知識產權保護不健全、缺乏高質量的和商業相關的研究，以及中國企業自身缺乏吸收能力（Chen et al.，2015）。當然，專利和許可只是研究型大學為創造創新型經濟所做的全部貢獻中的一小部分。但由此可以看出，盡管中國大學的研發在數量和總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這些研究能夠提高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之前還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世界級科研項目也培養了一批具有科研能力的骨干人才，這也間接地有助于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風投資金的增加。自2008年之后，中國已經有世界第二大的風險投資（VC）市場，并且在2000年之后，中國風險投資企業在美國注冊的數量要遠多于其他國家（參見Jin, Patton and Kenney，2015）。Douglas Fuller(本書第6章)指出，相比于在中國的外資風險投資企業，中國本土的風險投資企業很大程度上更不愿意投資初創期的企業，它們更希望進行較為安全的晚期投資（參見本書第7章）。Fuller指出，即使還存在很多阻礙，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吸引國內外投資最活躍的風險投資市場之一。
國內風險投資金融生態的活躍也得益于中國政府采取的保護本國電信和互聯網產業、免于與外部競爭的措施。中國大部分的電子和互聯網市場都嚴格限制外國企業的進入，這也為本國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種保護措施積極的一面是有利于建立一個強大的創業生態體系。但是，除了少數的視頻游戲制造商之外，中國互聯網企業很少有成功國際化的。因此，中國的風險投資產業盡管非常龐大，也是非常獨立的；盡管在國內市場非常成功，但是卻缺乏國外影響力。我們不確定這種關注內部的方式在未來能否形成有世界競爭力的風險投資金融技術或者新的商業模式，但是從最近混亂的股票市場來看，未來的風險投資市場前景堪憂。
與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中國有很多機會和優勢，我們此處列出最重要的幾點。
市場規模。對于之前全球創新的領導者而言，國內市場的大小非常重要。19世紀末的殖民活動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開辟新市場（Hobson，1902; Lenin，1916）。當然，中國是殖民活動的受害者，這也是對之前的殖民者抱有敵意的一個根源。海外市場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國國內消費和生產市場同樣引人注目。對中國來說，出口總量從只占GDP的89%增長到2006年驚人的35%，在此之后于2014年回落到226%。這并不是說出口在總量上下降了，而是因為國內市場增長得更快。
如Yves Doz和Keeley Wilson（本書第10章）所說，中國國內市場規模令人難以置信。從2010年開始，中國汽車銷量全球第一，盡管這一數字從2015年開始下滑。2013年，中國賣出了2 300萬輛汽車，這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Hirsch，2015）。手機銷售也是如此：即使銷售量緩慢下降，2014年中國消費者購買的手機占到了全球銷售總量的近1/3（Kharpal，2015）。在幾乎所有的生活消費品和服務行業都重復著汽車及手機的銷售情況，例如互聯網、電腦、太陽能電池、家用電器以及一些制造產品如機床和建筑設備。中國對很多行業來說也是支柱性市場，例如因為有著龐大的老齡化群體，中國市場對于醫藥行業也尤為重要。
即使國內市場在不斷擴大，它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過去消費者接受低質量的、廉價的商品，但是現在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和設計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Doz and Wilson,本書第10章)。例如，蘋果企業目前在美國之外最大的市場就是中國（Popper，2015）。中國人對產品質量的需求也擴展到電子產品、化妝品、食品等一系列產品上。這種對高質量產品和滿足更多消費者選擇的需求為中國制造商提供了寶貴的升級與獲得市場的機會。因此，中國制造在未來的發展也將走上康莊大道。
科學技術人員。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和教育系統以及對科學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強調（增加大學培養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能力），意味著中國建立了龐大的STEM人員隊伍。如圖1.4和圖1.5所示，STEM畢業生數量非常多，并且增長速度也遠快于其他發達國家。如本書第11章所述，雖然對STEM本科和博士畢業生的質量一直有爭議，但是，從美國大學愿意接受大量的中國學生進行深造這一點來看，畢業生中的一部分無疑有著非常高的質量。這表明，中國很可能為各行各業提供科技人才。然而，對工程師聰明才智的干擾政策讓我們無法得知這些工程師的創新性到底如何、未來又會變成什么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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