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隊，運動隊》是著名作家林那北最新散文集。林那北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帶讀者回到“文革”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重溫成為那個激情噴張時代典型代表的宣傳隊和運動隊的故事。文中配有大量作者珍存的圖片，令文字的時代感清晰地躍然紙上。穿梭在字里行間，作者不僅書寫著一段自己的難忘回憶，也在書寫著一代人的回憶。或者，與其說是回憶，不如說是銘記，銘記屬于那個特殊時代的密碼。
《宣傳隊，運動隊》乍一看是林那北一本非常私人的隨筆集，里面不僅將自己的成長經歷真實呈現給讀者，還將自己的家人朋友故事一一展現，用自己和家人的經歷，透露出生長在“文革”特殊年代里，人與人之間復雜多樣的情感元素，和屬于那個年代生人的溫度與氣息。
在百度上輸入“宣傳隊”三個字，顯示的結果是這樣一行字：“本詞條內容尚未完善，歡迎各位編輯詞條，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這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種節氣剛剛過去一天，沒有雨，但也不見陽光，從早上起一直是陰沉沉的，而云之后卻隱約有光。光不閃現，卻是銳利的，銳利得刺眼。這是一種有著陰險氣質的天氣，是非不清，過于曖昧，讓人渾身像蒙著一層塑料布，汗都在將出未出之間徘徊。
我把眼光從電腦屏幕移到窗外，長吁一口氣，仍然放不下剛才的詫異：居然“本詞條內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從前……這個“如果”像一坨重物就這樣迎面撲來了，它是時光深處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帶著芬芳與果實，并且色彩宣傳隊明麗。時光往前推移，三四十年前，宣傳隊這個名稱有幾個人不知道呢？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這是它的全稱。唱歌跳舞彈奏器樂可以宣傳思想，這似乎有點奇怪，但那時沒有人追問，不敢問，也不覺得需要問。有一個疑惑其實一直在我心底盤旋：那時的人比現在單純嗎？
所謂單純不過是用一種簡單的方式，沒頭沒腦地信任這個世界。世界那時候其實非常斑駁雜亂，斗來斗去已經連綿幾年，包括我父親在內，他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為“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戴上高高的紙帽，胸前掛起大牌子，上面寫著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類，還用紅筆重重畫上叉，然后游街、批斗、關牛棚。
他從牛棚里解放出來已經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生活被一截兩斷之后又徐徐往下進行。進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長，之后是另一個公社的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衛生以及全公社“知青”上山下鄉這樁事，沒提升，也沒降職。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審查、檢討都如同一場游戲，而他看上去也絲毫沒被損傷，終日依舊不管東西南北地亢奮，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聲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勢，仍虎虎生風，仿佛被批被斗都不過是向水里扔了一塊石子，水波微微漾了漾，很快又了無痕跡。為什么會這么達觀呢？肉體上也許真沒太大損害，可關于尊嚴的那種痛，是觸及一個人心底最徹骨的寒冷，怎么可能轉眼消失？相比較而言，似乎上吊的鄧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藥的楊朔、跳樓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長江等人更合情合理。當然反過來我又慶幸父親能夠那么迅速地自愈，終于守得云開見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了，周圍的人反正也沒幾個是風平浪靜度過的，彼此彼此，難兄難弟，生活還得往下繼續。關于宣傳隊，我打算就從這個時候說起。
一、到鎮上
如果不是到相關部門查看父親的部份檔案，我不可能知道他結束牛棚生涯、恢復工作的具體時間，估計他自己也記不得了。即使記得，我現在也無從問起，兩年前他已經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的父親，那時四十歲剛出頭，有些清瘦，偏于清秀。打量著身邊往來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歲男人，我終于忍不住揣想起父親的當年：也是那般自得與躊躇滿志？
他留下來最早的一張照片是中學時代，著童子軍服，濃眉大眼，五官俊朗。關鍵是頭發，頭發四六開，那工整得極不自然的一根根發絲明顯是以火鉗子精心夾過的。另一張“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他的分頭略有改變，成三七開了，穿灰色嗶嘰呢料中山裝，圍雙色羊毛圍巾，而中山裝的口袋上則非常隆重地插著一支鋼筆。母親多次半開玩笑地嘲諷她丈夫，說他很騷，從年輕到老都“愛裝”——福州話里就是愛打扮的意思。而我有時也會以認真莊嚴的表情，隆重表揚父親很“馬叉蟲”——這三字合起來也是騷。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綢緞唐裝，上有福祿壽喜團花圖案，是我去浙江出差買給他的家居服，他覺得有范，昂然穿上街頭，回頭率百分之兩百。后來唐裝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復自夸過，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領出來的。再老一點，他穿西裝系領帶都上了癮，任何正式場合其實都與他無關了，如此正式穿戴無非為了坐在家里看看報紙和電視新聞聯播。冬天時則穿黑呢大衣、戴黑禮帽，手上再加根拐杖。我不知深淺，覺得一根拐杖令他頓時老邁幾分，他卻鏗鏘反駁道：“蔣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根文明棍哩！”我如夢初醒，把他的穿著聯系起來看，原來他心中藏有這么一個大偶像啊。但他年輕時，在意外貌還是封資修思想，所以不敢放膽打扮，能夠派上用場的只有一條在當時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圍巾。而那把鋼筆則是另一種裝飾：建國初期通過掃盲班才識點字的工農干部在農村占多數，父親在福州英華中學讀過書，鋼筆是他表達有文化、與老大粗們有區別的重要標簽。
羅列父親的這些外部特征，是為了說宣傳隊。注重穿著打扮，又自以為有文化，父親的文藝腔一直不得要領地保持到生命的終點。在當時，則轉化為對宣傳隊的豪情壯志。
“文革”開始時奶奶已經被送回她娘家，我們姐弟三個也先后跟隨，到了父親恢復工作，又母雞帶小雞般一起跟來了。這是個江水環繞的千年古鎮，需要坐船抵達，上了岸也仍見四處婉轉豐沛的河水，水系縱橫，流淌汩汩有聲；據說歷代曾出過五十七位進士，也算文風鼎盛。我那時只有七八歲，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樣，好動，熱愛上樹下河，坐沒坐相站沒站樣，到處惹事生非，總之無一處值得父親引以為榮。父親好像也沒這個愛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沒空瞥過來。他太忙了，沒完沒了地開會，沒完沒了地下鄉。交通工具缺乏，公社總共僅兩輛永久牌自行車，首先保證革委會主任使用；余下的這個副主任騎走了，那個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兩天。
隨奶奶到鎮上的第三個晚上，公社宣傳隊有演出，當地人稱為“晚會”，能進場就是待遇。我應該不是跟著父親進的影院，反正是去了，里頭連過道都站著人，但很有序，每個人臉上都是莊重而歡欣的，像融入一樁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燈光，或者說被燈光所吸引。光泛黃，一盞盞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銳利，卻因為數量足夠多，便有了一種鋪天蓋地的豐盈感，像無數的手從上面伸下來，團團護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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