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同于德魯克早年社會學的著作，也不同于其后幾十年間撰寫的諸多廣為人知的管理學著作（但絕非僅限于商業管理，而是將管理視為一項具有特定原則、使命和社會功能的工作），《已經發生的未來》預見了人類所生活與經歷的三大主要領域的變遷：從“后現代”世界的思想轉變到所面臨的諸如知識型社會、經濟發展、政府衰弱、東方文化變化等的現實挑戰，再到人類存在的精神實質。書中首次定義并假設了“后現代”世界：社會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大到我們已經跟過去的那個時代告別，邁進一個新時代。
本書提出并回答了以下問題：有哪些業已開始的重要變化，會讓未來極大地不同于多數人依然視作理所當然的現在？這些變化都發生在哪些領域，其中重要的變化是什么？它們各自都意味著什么，有什么含義？面對這些變化，有什么是我們需要學習或摒棄的，有什么是我們能做的？
《已經發生的未來》又一次證明了德魯克的遠見卓識，書中“早期診斷”的種種預言后來幾乎都被一一證實：從19世紀的機械進步轉向系統化、有目的、有組織的創新；知識轉而成為新的主要資源；由各種組織構成的多元化社會的興起；現代政府在有效行使職責方面將遇到危機；全球化經濟和全球化社會的到來。而唯一一項未被完全證實的預言，恰恰是在本書出版以來，受關注也被討論得zui多的一項：一種新的世界觀，一種新的整體主義哲學即將迅速興起！
◆ 總序 ◆
我總是感覺自己沒有資格為德魯克先生的著作寫序，但是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的邀稿盛情難卻，此外，作為德魯克先生生前少數耳提面命過的中國人之一，我也有責任和大家分享我從他那里得到的啟迪。
改革開放初期，德魯克夫婦來過中國。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從戰爭創傷的心理陰影中復原的艱難過程，他遇到的中國人充滿活力和樂觀精神，這一點令他驚訝不已。10多年前我剛認識德魯克先生時，他告訴我，世界在蘇聯解體后，只有美國一國獨強的局面是不健康的，應該至少還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國互相制約，在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這幾個正在上升的大國中，只有中國有這種可能。他還說，中國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向壞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中國迅速培養大批有道德和高效的管理者至關重要。這也是他后來全力支持我創辦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的原因。
德魯克管理學院開辦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學院的教授建議我們走精英教育的路線，收取昂貴的學費，德魯克先生反對這么做。他對我說：“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才，但中國像任何國家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國最大的弱點是作為一個大國，沒有足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你們有一大批能干的人，這些人在實際磨煉中學會了怎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并取得成效。他們可能只受過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別聰明和優秀，卻知道如何精巧地處理事情。這樣的人可能有幾百萬，他們可以領導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組織，他們將建設一個發達的中國。”
這段話透露出德魯克先生對肩負中國未來的管理者，特別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組織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為其中的一員，每當我回憶起這段話都深感責任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而且這些變化影響所及，已經沒有國家、種族、文化和行業的界限。這時德魯克學說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顯得重要。德魯克先生主張以創新這類演進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劇變時期能提供更多的創新機會），他力圖避免戰爭、革命和“運動”及其背后的強權與暴力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續和變革之間尋求平衡，創新是保持動態平衡的變革手段，而延續的基礎則是維系人類社會存在的那些價值觀，包括同情與包容、誠實與正直以及讓個人享有自由與尊嚴的同時承擔起責任。這些價值觀并不是他的發明，它們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種代表人類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德魯克先生還通過自己的著述和咨詢工作，示范一種他稱為“后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思考方式，這就是從理解全局或整體出發，尋找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達到把握和解決個別問題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沒有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理論說教，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演繹，樸實無華地表達出來。
我想上述貫穿在德魯克學說中的精髓，可能正是人們稱其著作為“經典”的原因。經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人們一讀再讀，常讀常新。它不會代替你做出決策，制訂方案，但是它會幫你理清思路，從任何新事變中發掘本質，找到它們的歷史淵源。
迄今為止，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可能是在國內翻譯出版德魯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認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這給它帶來的經濟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這給成千上萬渴望學習和成長的管理者以及知識工作者所帶來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華章的工作人員由此所獲得的成就感。讓我們衷心感謝他們，并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創辦人
德魯克百年誕辰全球紀念活動共同主席
◆ 新版序 ◆
首次出版時，本書曾被歸為“未來主義”著作之列。不過我并不相信“預言”和“預測”，在我看來，它們不但無用而且極易不攻自破。將本書視為一項“早期診斷”或許更為合適，針對20世紀50年代晚期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的狀況，本書提出了以下問題：有哪些業已開始的重要變化，會讓未來極大地不同于多數人依然“視之如常”的現在，不同于我們多數人都當作“理所當然”的現在？事實上，我最早為本書想到的書名是《已經發生的未來》，后來因為太長不適合放在封面而作罷。
本書的寫作基于一項假設，即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著重大變化，大到我們已經跟過去的那個時代告別，正邁進一個新的時代。而這，便是將本書的副書名定為“對即將到來的后現代世界的一份報告”（A Report on the New Post Modern World）的原因所在。“后現代”一詞出于本人杜撰，據我所知，其第一次出現便是在本書中。在該假設之上，本書提出并回答了以下問題：這些變化都發生在哪些領域？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什么？它們各自都意味著什么？有什么含義？面對這些變化，有什么是我們需要學習或摒棄的？有什么是我們能做的？
本書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我的前期著作。在出版本書的8年前，我已經出版了致力于分析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的新型工業社會的三本著作，它們分別是《工業人的未來》（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會》（1949年）。就在寫作本書之際，我也同時開始了對工業社會最基本要素（管理）的研究，并于1954年出版了我本人在該領域的第一本著作《管理的實踐》，這也是最為基礎性的一本著作。緊隨其后，我又寫了《成果管理》（196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和《管理：使命、責任、實務》（1973年）。前兩本書分別代表了我本人在“戰略”和“領導力”上的首度研究，后者則試圖將關于管理的各個主題糅合于一本書當中，其中既將管理視為一項專門工作，也將其視為一項主要社會功能。隨后，我寫了《創新與企業家精神》（1986年），此書第一次將企業家精神視為系統化原則，并將創新視作一項有組織的、系統性的、具有目的性的工作。最后，是于1991年出版的《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該書首次將項目管理、領導力和企業家精神的概念用在非營利部門及其制度上。
故而本書既不同于我早年關于社會分析的著作，也不同于其后30年間撰寫的諸多熟為人知的著作—那些關于管理，但絕非僅限于商業管理，而是將管理視為一項具有特定原則、使命和社會功能的工作的著作。不過，本書為我隨后撰寫的所有關于社會的著作提供了格式和方法，這些著作包括《斷層時代》 （1969年）、《看不見的革命》 （1976年）、《管理新現實》 （1989/1990年）、《后資本主義社會》（1993年）。這些著作全都是關于社會基礎方面發生的根本性變革，全都在繼續由《已經發生的未來》所開創的工作，亦即將業已到來的未來展現給大家。
如今距本書首次出版已經35年了，而這份早期診斷中的內容是否已被證實了呢？本書的最大發現便在于對各種轉變的預言：從19世紀的機械進步轉向系統化、有目的、有組織的創新；知識轉而成為新的主要資源；由各種組織構成的多元化社會的興起；現代政府在有效行使職責方面將遇到危機；全球化經濟和全球化社會的到來。自提出以來，這些預言當中僅有一項未被證實，或者說只是被部分證實，其余均已被一一證實。
而這項尚未被完全證實的預言，恰恰是自本書出版以來，最受關注也被討論得最多的一項：一種新的世界觀，一種新的整體主義哲學即將迅速興起！事實上，在過去的35年，許多學科都發生了我所預言的即將迅速到來的變化：由信奉笛卡兒世界觀下的“整體是部分的機械加總”，轉而認為“整體具有特定的配置或格式塔，并不等于部分之和”。這些學科包括：生物遺傳學、生物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等生物學科，如今正將其關注點轉向“人格”的心理學，氣象學及地球科學，新近興起的生態學，數學中的混沌理論及復雜性理論。
不過，盡管這么多學科都發生了這一轉變，但哲學依然絲毫未受影響。更有甚者，哲學中的哲學語言學和結構主義甚至滑向了更為極端的笛卡兒原子論—僅承認部分的存在，徹底否定整體。有這樣一個古老的說法：哲學總是追隨主流科學世界的范式，并將其轉化為世界觀和形而上學。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伊曼努爾·康德對艾薩克·牛頓的追隨，只是前者要比后者晚了五十多年。按照這一規律，新的哲學要到2000年左右才會出現，出現的時間比我失之心急的預言整整要晚四十多年。
但是作為一份診斷報告，相比于失之心急的預言，更嚴重的問題是對重大發展方向完全視而不見。在本書中，信息革命便是這樣一個被忽視了的方向。盡管后來的這些年我一直與作為主流計算機廠商的IBM有著緊密的合作，為他們做講座，并與他們一同對外宣揚計算機不僅僅是一個小玩意兒，它必然會帶來一場關于工作、組織和思考方式的革命，將作為一場從經驗到信息的根本性變革的標志而存在。但在寫作本書時，這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陌生領域。故而盡管后來我獲得了對信息革命極富洞見的聲譽，但在寫作本書時對該領域根本一字未提。一直等到下一本關于社會分析的著作—1969年的《斷層時代》，我才會開始對信息革命進行分析。
鑒于上述種種缺憾，如果將其視為一份“早期診斷報告”并給之打分的話，本書根本就得不了“A＋”。但由于在其主題（對社會變革的預測及重要變化的識別）上的表現還算過得去，打個“A―”大概還是可以的。
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本書有一方面一定讓他們大吃一驚，那就是通篇都洋溢著的樂觀態度。事實上，為了寫作這篇新版序而重讀本書時，這一樂觀傾向同樣讓我自己感到驚訝。盡管討論的是諸多重大主題以及蘊于其間的重大挑戰，但本書無疑處處充滿了自信，無論論及的主題是經濟發展、政治結構與組織，還是科學與教育。本書的樂觀并非出于對問題和挑戰的淡化，而是將其視為一項需要被完成的工作，而非負擔和危機。
就在本書出版的6年之后，隨著肯尼迪總統的遇刺，我們進入了一個長長的，充滿了痛苦、危機、失望、恐慌的時代，而這一狀況并不僅僅只發生在美國社會。但是若將這長長的時期視為進入本書所提出的“后現代”世界前的轉換期，將這35年間所經歷的恐慌和危機視為轉換期內必然存在的波動，或許并不算過于樂觀。真希望本書再次發行之后，整個世界即將邁進的時代，能證明35年前寫下的此書中的樂觀不是幻想。或許，這同樣不算過于樂觀。
彼得·德魯克
于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
1995年11月
◆ 序言 ◆
后現代世界
在過去20年的某個未知時刻，我們不知不覺地走出“現代”，來到了一個尚未被命名的新時代。我們的世界觀業已悄然改變，我們有了新的認知，也獲得了新的能力。前方有一個新的世界在等著我們，那里充滿了機遇、風險和挑戰，有著新的人類賴以存在的精神內核。
盡管前些年，舊的世界觀還在自詡為“現代”和“新潮”，如今其隨風而逝的命運卻早已注定。它們依然主宰著我們的語匯，無論在政治還是科學領域，事關國內還是國際事務。可無論在政治、哲學、藝術還是科學界，各個團體基于舊世界觀的標語和口號，盡管還能激起熱血和情緒，但已經無法匯聚為統一的行動。在行動上我們已經被逼著去適應“當今”這個“后現代世界”的嚴苛標準，但對于這一新的格局，我們至今還沒有相應的理論、概念和標語，沒有任何相應的知識。
事實上，當下40歲以上的人對當今這個時代的感覺，就恍如在另一個世界長大成人之后，再移民到一個全新的陌生國家一樣。從17世紀中葉開始，在過去的整整300年，整個西方便一直生活在“現代”當中。而在過去的100年里，這種現代性更是在哲學、政治、社會、科學和經濟等多個領域擴展到了全球，成了第一種真正通行的世界秩序。但是如今，“現代”世界已成往事，而新的世界雖然已然到來，卻時隱時現，仍未確立其地位。
故而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其實是個轉型期，是新舊世界相互交疊的時代。舊的“現代”世界雖趨消亡，但依然是我們的表達手段、期望標準和確保秩序的工具。而新的“后現代”世界，雖然缺乏定義、表達和工具，但已經在有效地掌控著我們的行動及其影響。
本書是關于我們正生活于其間的這個新的“后現代世界”的一份報告，僅此而已。它只分析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在，并不會對未來有任何涉入。事實上，在寫作本書時，我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去猜測接下來將會發生什么，以及預測將來會出現什么。我只是分門別類地呈現后現代世界的觀念和價值，并沒有將其整合為一種合乎秩序的整體。等到這些我不愿和沒有做的工作都已經被人完成之際，一個具有其獨特特征和世界觀的新時代才算真正到來。而如今，我們只是處在新舊世界的轉折處而已。
寫作本書時，我將自己的目標定位為“理解而非創新，描述而非想象”。當然，這只是些細微而次要的工作。更為重要的工作，就交給能通過精妙的想象、創造和革新給出合理的新型組織、哲學和制度的人才吧。
本書涵蓋了很多內容，但還算不上全面。整體而言，我試圖在三大領域展開討論，每一項都是人類生活和經歷的重要構成部分。
新世界觀、新觀念和人類的新能力
本書的第一部分（第1～3章）探討了哲學領域的轉變：從由機械因果主導的笛卡兒世界觀，轉向由模式、目的和過程主導的新世界觀。而后本書轉向了新世界觀在創新領域的應用，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的機遇、風險和責任，其間同時涵蓋了技術創新和社會創新兩類活動。隨后，本書分析了將具有豐富知識和高度技能的成員組織起來共同努力實現目標的活動。正是這類活動，為大型組織提供了一種新的核心制度，同時也提供了社會秩序的一種新理念，在這種理念下個人和社會成了相互依賴的兩極。
新領域、新任務和新機遇
本書的第二部分（第4～9章）描述了四類新現實，每一項都是西方世界的人們需要面對的挑戰。第一類現實是知識社會的興起，在這樣一個社會里：受過教育的人才是生產力的真正來源；每個人都在試圖獲得更好的教育，至少以入學年限看是如此；一個國家是否能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取決于其整體教育水平。這對社會和個人意味著什么？對教育又意味著什么？
第二類現實是經濟發展（“消滅貧困”）成為人類新的共識和目標，以及如何克服國際、種族、階層間的斗爭來實現這一目標。第三類現實是國家及其政府的衰落，“現代政府”已然輝煌不再，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事務的處理上它都正在日趨無力。第四類現實是非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衰退，西方模式將成為可行的社會模式。
而后，在一個只有寥寥數段的總結部分中，本書提出了下列問題：這四類現實對西方國家意味著什么？如何影響其政府和政策制定的方向、目標和原則？
人類的境遇
本書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第10章）主要關注人類生活的新精神實質，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稱之為形而上學。在這方面，我們所要面對的現實是：知識和權力都在變得絕對化，都獲得了無以復加的破壞力。而這帶來的結果是，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我們將第一次被迫去思考知識和權力的本質、功能，去思考如何對其加以控制。
盡管力求忠于事實，但就像任何一個身處陌生國度的人一樣，我也會時常誤解當前這個新時代。盡管力求客觀，但作為有著西方背景的人，我同樣具有歐洲人尤其是“盎格魯-美國人”中的保守主義者所特有的偏見：相信自由、法律和正義，相信責任和工作，相信人既有獨特之處也有天生缺陷。此外，我也明白自己在知識和理解力上的局限，這一缺點是我在從事所有創造性工作時需要面對的缺點。不過，我依然希望本書已經實現了其目標：報告我對新時代的見解。依然希望讀者在以下兩個方面均有所認識、有所觸動：新的陌生時代已經明確到來，而我們曾經很熟悉的現代世界已經成為與現實無關的過往。
查看全部↓
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小傳 (1909—2005)
管理學科開創者，他被尊為“大師中的大師”、“現代管理學之父”，他的思想傳播影響了130多個國家；他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家”，他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深遠，他的著作架起了從工業時代到知識時代的橋梁。
1909年彼得?德魯克生于維也納的一個書香門第，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1937年與他的德國校友多麗絲結婚，并移居美國，終身以教書、著書和咨詢為業。
在美國他曾擔任由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組成的財團的經濟學者，以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業的管理顧問。為紀念其在管理領域的杰出貢獻，克萊蒙特大學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為表彰他為非營利領域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國際慈善機構“救世軍”授予德魯克救世軍高獎項“伊萬婕琳·布斯獎”。
他曾連續20年每月為《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文章，一生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共發表38篇文章，至今無人打破這項紀錄。他著述頗豐，包括《管理的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責任、實務》《旁觀者》等幾十本著作，以30余種文字出版，總銷售量超過600萬冊。其中《管理的實踐》奠定了他作為管理學科開創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為全球管理者必讀經典。
他曾7次獲得“麥肯錫獎”；2002年6月20日，獲得當年的“總統自由勛章”，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高榮譽。
20世紀80年代，德魯克思想被引入中國；2004年，德魯克管理學全面進入中國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魯克在加州克萊蒙特的家中溘然長逝，享年95歲。
總序
新版序
序言 后現代世界
第1章 新世界觀1
第2章 從進步到創新13
第3章 超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50
第4章 新領域91
第5章 知識型社會94
第6章 向貧困宣戰127
第7章 絕境中的現代政府151
第8章 變化中的東方175
第9章 未竟之業186
第10章 人類今日之境遇190
譯后記200
查看全部↓
《已經發生的未來》：
若以19世紀的標準來看，這些人本應當被當作成功人士。相比于絕大多數獨立執業的律師，這些人的收入至少是其兩倍。他們的工作都很穩定，通常還是某一法律領域的專家。換而言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跟《推銷員之死》中疲憊不堪的失敗“英雄”威利·洛曼（Willy Loman）的問題并不相同。
不過，盡管這些大型事務所中的中年律師有著很高的收入、穩定的工作和豐富的法律知識，但他們依然是一群備受挫折、心懷怨言、了無生趣的人。盡管其地位將近不可取代，但他們卻對自己從事的法律工作怨氣滿腹，越來越不想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合伙人。盡管后者在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時，迫切需要將所里的全部法律資源集中起來，以制定出適當的法律策略。
年輕時，這些人可能很享受大型律師事務所中的激烈競爭氛圍。在這種氛圍當中，所有新人都接受著合伙人的持續監督，都在為獲得認可和晉升而爭相努力，都渴望著有朝一日飛上枝頭。而到了中年，晉升空間已經到頭，競爭關系則發展到了“生死相搏”的境地。
明智的事務所會盡力避免這一問題出現，而方法則是將那些年過40依然無望成為合伙人的員工處理掉。要么在客戶的法律部門給他們找個好位置，要么幫他們建立自己的事務所，要么讓他們加入一些能成為其合伙人的小型事務所。這確實是一種高度負責的做法，很值得稱道，但依然難改其承認失敗的真實面貌。對于企業中那些本該迎來其事業巔峰的高級專業人才，如果能讓人心安的唯一舉措只是將他們處理掉，那么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組織理念一定大有問題！地位是置身大型組織所能獲得的最大好處。在大型律師事務所里，面對的都是許多獨立律師聞所未聞的大案要案，能對大企業的行為和財富施加真正的影響。盡管自己只是一名雇員，但須按照他人的決定行事，毫無獨立性可言。
另一個好處是獲得大量機會——自我實現而非升遷的機會。相比于之前的社會結構，大型組織確實能創造更多的升遷機會。但在大型組織中，不管置身于由上到下的哪個管理層級，專業人才都能在其職位上獲得尊嚴、地位和自我實現。
但是，即使級別相同，也會在尊嚴、地位和成就感上，有一定程度的微妙差別。在軍隊組織，大多數少校退休前不會再被提拔，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將軍。然而，同為少校，一位是營級指揮官，曾與他同級的戰友新近晉升上將；另一位是氣象官，少校是現有體制下能及的最高軍銜，這兩位的感受肯定不同。第一位會覺得憤憤不平，甚至覺得自己優于被提拔的戰友，并將落選歸咎于陰謀、裙帶關系或上級領導有眼無珠。不過拋開他的個人感受不談，與上將相比，他的職能為從屬性質，影響力要小得多；而氣象官的工作需要尖端科學知識，并非從屬性質。在氣象官的領域，他雖享受不到上將待遇，卻履行著上將一般的職責。
在各行各業，具備一技之長的專家還有很多，工程師、藥劑師、會計、生產規劃員、銷售預測員、采購專員等上百種專家都在此列。
然而，提拔機會、高社會地位及豐厚報酬卻通常由管理者專享。接下來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就是確保專業領域的佼佼者也可擁有獲得提拔、認可、高社會地位的機會，雖然他們并非做出決策、承擔風險的管理者。與此同時，還要保證決策者有必要的權威和擔當，確保團隊齊心協力、行動一致。
……
查看全部↓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