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世，成為市井間無數人流言蜚語的話題，她充滿青春氣息的美麗，在他人的眼里，被認為是刺眼的不安分的象征。一個上海弄堂里的異數少女，卻出人意料地走出了一條艱難卻純凈的人生道路，以潑辣而旺盛的生命力，頑強地“灼灼其華”。
《桃之夭夭》娓娓敘述了上海市井之間，一個叫郁曉秋的女子半生的自尊和隱忍。在王安憶幾近細碎煩瑣的寫實手法下，上海這座城市，特別是上海的小市民世界，不再是故事的背景，而成為有血有肉的生命本身。
王安憶，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移居上海。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中長篇小說《小鮑莊》《紀實與虛構》《長恨歌》《我愛比爾》《米尼》《妹頭》《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啟蒙時代》《月色撩人》《天香》等；散文集《我讀我看》、《尋找上海》、《烏托邦詩篇》等；演講集《小說家的13堂課》。
曾多次榮獲國內外各大重要文學獎項，在海內外都有較大影響，為當代最杰出的華文作家之一。2011年獲提名布克國際文學獎，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第一章
梨花一枝春帶雨\010
第二章
新剝珍珠豆蔻仁\031
第三章
千朵萬朵壓枝低\063
第四章
豆棚籬落野花妖\095
第五章
插髻燁燁牽牛花\131
關于她的出身，弄堂里人有許多傳說。
她的母親，一位滑稽戲演員——人們都這么以為，并不知道更早的說法是，文明戲演員——十三歲時，跟一個遠房表哥在大世界文明戲班里唱幫腔，串串小孩子的角色。她的長相是清麗的，疏眉淡眼，眼型很媚，細長的眼梢甩上去。倒也不是吊眼，而是人稱的“丹鳳眼”，笑起來先彎下去，再挑起來。嘴唇薄，上唇角略有些翹。當時正逢周璇紅出來，別人就叫過她一陣“小周璇”，因她的長相有點像周璇，又會唱，但不是像周璇那樣嬌嫩的“金嗓子”，而是沙喉嚨，班子里人戲稱她“水門汀喉嚨”，與她細巧的長相并不符，很是潑辣。難得的是，她會唱各地小調，會說各路方言。申曲、灘簧、滴篤戲、小熱昏、評彈、淮揚大班、京劇里的老生；蘇、錫、杭、甬、紹、豫、魯，甚至于廣東戲和廣東話。沙沙的嗓音，高得上去，低得下來，初聽嚇一跳，再聽聽，卻覺得收放有余，一點不吃力；而且口齒清楚，吐字伶俐，很得觀眾喜愛。十五歲時，聽說有新辦的戲劇學校招生，她和班上幾個小姊妹一起去考。那個年齡，總是到處留心機會，不甘心現狀。如她這樣，紅都紅過了，自覺得諳透粉墨生涯，就要闖一闖了。那時節，正流行女學生的風格，她剪了短發，發梢燙鬈了，向里彎，戴一副黑邊眼鏡，身上穿一件洋裝連衣裙，蘋果綠的縐紗，泡袖，鑲蕾絲，腳上穿橫搭袢的方口黑色牛皮鞋，就像女學生演劇里的葡萄仙子。不過，她的手腕上掛了一個白色的珠包，里邊放手絹、粉盒、一支鋼筆、一枚骨刻
圖章，還有一包香煙。這一點角兒的派頭并未使她變得老成，反而有種天真的滑稽。她生來小樣，與那些十二三歲的考生坐在一處，并不顯得年長。考官中有一位，穿了米色西裝，腳上皮鞋锃亮，卻很“冬烘”地手捧一只水煙袋，像捧鴉片煙槍的手勢，呼嚕嚕抽得水響，沿了坐成排的孩子踱過來。踱到她身邊時，操一口蘇白問道：小姑娘叫啥個么事？她即用蘇白回敬：小狗小貓也有個名字，如何叫“啥個么事”？那考官定住眼睛，看她一時，踱了過去。因戲劇學校實際是京劇學校，招募的是京劇人才，所以她并沒進得去，不過，那個問她“啥個么事”的考官，就此認得了她。在難料的世事中，他們將再次碰頭，那一回，他于她可真是有著救命恩人的意思了。
她叫過一陣子“小周璇”，又叫過一陣子“小白光”，還叫過一陣子“小田麗麗”。她學誰像誰，但究竟是跟著人后頭，要仗著“小”，眾人看著可愛。她形容幼稚，到十七八歲時還可權充小孩，但到底是有點勉強了。她也想改改路子，拜了新師傅，給自己定了個名字，叫“笑明明”。“笑”是“小”的諧音，又含有“滑稽”的意思，還冒了正傳的名義，因是師傅名字里的一個字。她出了文明戲班子，去演獨角戲。那陣子正是獨角戲興盛的時節，文明戲倒日漸式微了。她在獨角戲班里，還是串龍套，不過卻沒了“小”的優勢，不如先前的風光。獨角戲是講究個“噱”的，她正青春驕人，內心多少是不愿拿自己做笑料，就放不下架子，“噱”不出來。雖然有了名字，卻掛不出牌去，她當然要感到落寞的。好在年輕，有姿色，再有一些兒過去的名氣，在世人眼睛里還是有風頭的，就可平衡得失。有個老看客，從她出道以來就鐘情她，就像等著她長大，再等著她失意，這時現身了。笑明明當然不會與他當真，倒也不是看他不上，而是不能這么輕易定終身。女演員的前途既是茫然的，又是可望的，總歸是個未知，誰曉得前邊有什么等著呢。但是，夜里散戲后，有個人叫了黃包車等在后臺門口，請去吃消夜，禮拜天里有人陪了去量裁做旗袍，替她付幾筆賬，一同去看電影、吃冰淇淋，聽她說說女主角的壞話，總歸是有面子的事。所以，兩人也好了一陣。茫茫人海，難得有人瞄準她，對她忠誠，很難不動情的。但至多相擁相抱，并未有出格的事。其實女演員并不像世人以為的那樣輕率，相反，可說是守身如玉。她們身在男女混雜中，又從戲文里習得風月，可能是見多不怪，但卻懂得身家性命全在自己一身，不可有半點閃失，于是分外珍惜。這位吃祖產的看客——凡是祖產到了上海地場，就像會縮水一樣越縮越小，后世子弟又沒練得任何看家本領，手頭就大多拮據——這位吃祖產的，盡心盡力，換來小女明星一點真心。兩邊都是平凡的人，必要遵守世故人情，并不抱有奢望，也都覺得蠻好。所以這是一段頗為平靜的羅曼史，包含著理解和體貼。這段羅曼史是以笑明明去香港為結束的。
香港永華電影公司到上海來招演員，她們一伙小姊妹也去應聘。那招生處設在跑馬場路上一條弄堂里邊，一間汽車間。一半在臺階底下，一半齊臺階，窗戶上架了窨井蓋樣的鐵柵欄。坐在里邊，只看見窗前人腿交互，擾亂著光線，里面的人臉都是花的。三個香港先生，擁在滿屋的俊男倩女中間，快要看不見的樣子。人多，也不及說上話，只是交上相片，走過場似的在香港人跟前照個面，就走出來了。一走出來，站在下午四時許的秋日陽光下，砂面墻上映了疏淡的枝條的影，好比是回到人間。第二次去，人就少多了，到的人都是接到通知的，女多男少，在房內坐成一個圈。導演——香港人中的一個，讓他們玩小朋友的游戲，拋手絹：一支歌唱完，手絹在誰手里，誰就立起來表演節目。開始彼此還拘束著，一旦玩起來，便放開了，有學貓叫的，有學狗爬的，亦有變戲法、玩雜耍的。笑明明認出其中有一個女生是某電影公司的女演員，演過一些配角。還有兩名少年男女，是國立劇專的學生，其時抗戰正劇，傳說劇專也要關門停辦了。正是在這樣動蕩的時局里，年輕人就更不知何去何從，無論是生計還是事業，都陷于渺茫。手絹傳到笑明明手里，她立起來，表演了一出著名的滑稽堂會戲《搓麻將》，一個人包演紹興、寧波、江北、蘇州四個角色，活龍活現。那三個香港人中間其實有兩個是江浙人，所以就聽得懂，即便聽不懂的那一個，但見嬌小玲瓏的一個人，能如此爽利有趣，也心服口服了。就這樣，笑明明成了有幸考取永華電影公司的四女一男中的一名，不日啟程赴香港。
那時節，香港在上海人的眼睛里，幾近蠻荒之地，落后得很。如笑明明這樣，只跑過上海周邊小碼頭的人，以為除上海外，都是鄉下，就更把它想成不知道多么土俗的地方。所以，她準備有兩大皮箱的衣服，因為要等幾件旗袍完工，還推遲一班輪船，落了單。但她到底是早出道，在大世界這樣的地方，什么三教九流都見過，就不怯場，一個人坦坦蕩蕩上了路。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姐出門，自然會有人來獻殷勤，兩個大皮箱，她幾乎沒有沾過手，就進了三等艙。有兩個去香港轉道夏威夷讀書的男學生、一個跑單幫的商人，甚至還有一個葡萄牙的白人，輪流陪她吃飯、說話、看海景和船上的電影。一周的旅途非但不寂寞，還過得很得意。只是越近香港氣候越潮熱，渾身黏滯得很，好像在澡堂里，卻沒有出頭之日。下了船，兩個大皮箱自然又上了出租汽車的后車廂，她只將自己翩翩然地入坐車后排，招手與客中伴侶告別，由他們中間的一個推上車門，盡最后的義務，然后車驅入香港的街道。
即便在那個時候，還是戰時，香港的夜晚就顯露出旖旎的風情。街道是倚著山形逼仄地上下彎曲盤旋的，房屋忽出忽沒，燈光忽暗忽明，有一種詭譎的美麗。隨了漸漸適應周遭的光線與環境，兩邊的街景變得清晰具體，竟是破敗陳舊，多有上海四馬路那樣的騎樓，騎樓下黑森森的，散發出魚和土貨的腥氣。出租汽車按了乘客給的地址停在一幢公寓樓前，笑明明下了車，搬下行李，這時候就真的只剩她自己了。她也不怕，一手提一個皮箱，走入公寓樓的門廳。誰要是見著這樣時髦的小姐，蹬著高跟鞋，卻輕巧地提了這么沉重的行李，一定會嚇一跳。她走入門廳，被一個老伯攔住了。老伯上身穿一件淺灰制服式短袖襯衫，下邊卻是一條短褲，腳上趿著木拖板，呱呱地敲著瓷磚地面，走出來問是哪一戶的客人。笑明明聽得懂一點廣東話，甚至還能應對幾句，告訴他找幾座幾室、什么公司。接下來的話就聽不懂了，待反復問過幾遍，老伯又反復解釋幾遍，笑明明只覺著頭腦糊涂。
一周的海上航行沒有暈船，此時卻支持不住了。她放下箱子，一下子坐倒在箱子上，定住神。老伯先進去，復又出來，手里拿一盒龍虎萬金油，讓她搽一點。她用手擋開了，只是向老伯要杯水。水端來了，她仰脖將水喝干，然后問老伯附近有沒有旅店。老伯指點給她一處，她立起身拎了皮箱就走，尖細的鞋后跟篤篤篤敲著地面，一轉眼不見了。
坐在那間僅四五平方的客房里，唯一一扇窗對著天井，對面大約是廚房，排風扇呼啦啦響著，將熱和油煙一同排過來。笑明明坐在床上，想著下一步怎么辦。她就是這么一個現實的人，并不怎么追究那永華電影公司是怎么回事，方才在上海好好地招生，回來怎么就倒了。追究又有何用？那幾個人是騙子也罷，不是也罷，此時此地又于事何補！先前到的那幾個人，也不知去了哪里，根本無從找起。她只是計算身上的盤纏。所謂“永華電
影公司”只給了單程票，且算得極苛刻，兩張行李票還是她自己付的。她本是有一些積蓄的，其中大半在上海置辦了行頭，所余已不多。計算下來的結果是，她必須在香港找事做，至少要積夠一張回程的船票。當然，倘若有發展的機會，她亦不會錯過。可是，在這舉目無親的香港，言語都不能完全通，她摸得到門嗎？她想了諸多問題，并不待想出答案，便倒下睡熟了。接下來的兩天，她熟悉了周圍的環境，知道拐角處一家粥鋪可提供最經濟的飲食，也了解到她所處的北角是在香港島上哪一處位置，她還有興致去了一趟淺水灣。那就好比是另一個香港，陽光燦爛，海天一色碧藍，鮮花怒放，五彩的太陽傘絢麗地布在淺色的細沙灘上，外國人，尤其是白種小孩就像透明的橡皮洋娃娃。酒店的裝潢非常豪華，廣東人的富貴艷麗加上殖民國的古典風格，進出的男女毫不遜色于上海的摩登。笑明明是從上海來的，曉得世界分三六九等，一來靠投胎，二來靠人力，所以不頂震驚，坐在沙灘上的玉石圍欄上，看著明艷的南國風光，想的依然是下一步該怎么走。一直坐到日落，方才起身離座。余暉將海水染得金紅，熔鐵一般，外國小孩尖聲叫著，赤裸著精白的身子，穿梭在夕照里面。對笑明明來說，全是畫中的人和景，與她一無干系。她收起白綢傘，倒掉皮鞋里的細沙，向回走去搭車。到北角住處，天已黑盡，老板在迎門的柜臺上喝米酒，下酒菜是一碗燒鴨飯，見她回來，就問要不要讓人買便當來吃。她說要，老板便差伙計下樓，不一時，買來一碗牛肉面。她就脫鞋站在柜臺前，與老板一里一外地共進晚餐，還喝了老板斟出來的一小杯米酒，主客間就好似有了交情。
這旅店其實就是兩套相連的公寓房，老板就是“永華電影公司”所在那樓里看門老伯的親戚，所以介紹她到這里住。旅店住的客人大多是內地來的，有做生意的，有轉道去外碼頭的，現時就還有逃難的。其中住了一家上海人，男人在香港一家小公司供職，女人帶兩個孩子過來投奔，不料男人在香港另有了家，只能將結發妻安置在旅店里，再兩面交涉。那女人倒并不作怨婦狀，而是打扮得體體面面，整日出去逛香港，反正花銷都是男人的，若不是她用就是那個女人用。比較起來，那男人倒顯得凄苦，矮瘦的個子，三十歲的年紀，頭發已落得很薄，穿一件淺色西裝，因為熱，腋窩這里叫汗漬黃了。笑明明看了他，心想：要養小也須掂掂力道。不由說出一聲：作孽！那男人正推客房的門，聽見這一聲上海話，回轉身來看笑明明一眼。這才看出這男人長了一雙花眼：單眼皮，下眼瞼略微肉腫，不笑也笑。但這樣的眼睛不經老，稍上些歲數，立刻變成眼袋。似乎他就是要抓緊這短暫的韶華，盡享人生。笑明明甚至在這里還遇到同道，一對從馬尼拉來的華人男女，去上海學習西洋戲劇的。在笑明明頗有見識的眼里，這對年輕人不無私奔的嫌疑。因兩人年齡相貌雖然般配，但出身顯見懸殊。女孩子像是富人家的大小姐，一身學生裝束之下，指上卻有一枚樣式簡練大方的鉆戒，可不是那類女學生們擺樣子的花哨的假貨。有一回，房門沒關，看見男學生擎著一雙女學生的白皮鞋擦油，笨手笨腳，卻很虔誠的樣子，那女學生只是倚在床上看一本書。男孩子是典型的南洋人，細弱的骨架，窄瘦的臉型，皮色很黑，五官則相當清秀；穿白色西裝，頭戴白漆銅盆式遮陽帽。這身紳士裝越發顯出他天真幼稚，是來不及要長大的孩子；還是貧寒人家傾力置辦的行頭，就好比一份家當，時時要在身上。這兩位住了幾天便離去了，想來買到了去上海的船票。算起來，就笑明明和那位上海太太是長住，已有兩周時間過去了。笑明明將香港島都跑遍了，曾經去中環一家百貨公司應聘售貨小姐，對方張口就要初中文憑。她哪有？只得退出來。在那些偏僻的后街上，服裝廠倒是張貼了招車衣女工的告示，可笑明明又不會車衣。她還渡海去過一趟九龍，九龍的景象似更凄涼，板壁房屋歪斜著，門前污水橫流。一旦走入蛛網樣縱橫密集的巷陌，如她這樣裝束的年輕女子，便引來許多可疑的目光。有人向她搭話，問是不是找事做。她裝聽不懂，又裝做找人的樣子，終于走了出來。這晚，她又坐在旅店柜臺前，與老板對飲，不過，下酒菜是她買的：花生米和叉燒。在這地方，老板是她唯一的熟人了。她已經請老板替她當掉兩件旗袍，老板將兩件旗袍對了當鋪窗口一抖，簡直滿屋生輝。心中很為這小姐惋惜，想她一個漂亮又聰敏的人，不該落到此種境地。老板有心要幫她，也看出她急迫要找個事做，卻不知像她這樣的人，能找什么樣的事。掂量來掂量去，只有建議她去舞廳做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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