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君子.大德不酬（代序）
吳貽弓
2004 年3 月初，我和黃蜀芹導演在瑞金醫院不期而遇，原來都是即將進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為預防“非典”去接受某種疫苗的接種。黃蜀芹告訴我桑導演因病正在這里住院治療，于是就和她結伴一起到病房去探視，那天正好師母也在。桑導演雖然已住院多日，但精神還是很好，我和黃蜀芹怕他勞累，略坐了片刻就告辭出來了。沒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
我和桑導演其實并沒有多少交往。一來他是前輩，高山仰止；再則我跟過許多老師，當他們的學生和助手，但機緣不巧，唯獨沒有跟過他。唯一的一次近距離接觸，就是1982年3月我有幸和他一起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的成員出席在意大利都靈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
1982年3月，距今已是22載有余。那時候，“文革”結束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才過去三年多，改革開放的巨潮正悄然從廣東開始掀起，全國各地包括上海還處在孕育階段。可以說，那一次高規格的中國電影代表團出訪是在經歷了長期封閉之后的第一次。
那是我有生以來頭一回踏出國門。對代表團里其他成員來說，雖然也是“文革”后的首次，但在“文革”前他們都有過出訪的經驗。桑導演自不必說。然而畢竟已是十多年了！十多年的空白對于一個人的認識來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盡管我們去的意大利只是一個當時所謂“第二世界”的國家，但是在那里的所見所聞仍然令我們“大跌眼鏡”。除了他們精湛的文化設施和馳名的古跡以外，我們在參觀純屬資本主義的菲亞特汽車制造廠時，還領略到了那里先進的職工福利和職工教育的情況；在參觀葡萄園和農莊時，更看到了那里城鄉生活的差距已經不像我們那么明顯；我們還乘車馳騁過幾乎十多年后才在中國開始出現的那種現代化的高速公路等。對于“外面的世界”這些出乎意料的發展現狀，我們都只有用“驚異”兩個字來形容。記得從菲亞特公司出來的時候，桑導演曾帶著無限感慨對我說：“看來我們對‘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要有一個重新認識才對。”呵呵，這在當時可真是一個極大膽的甚至是有點“出格”的思想啊！然而桑導演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在對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態度是極其嚴肅和認真的。也許，我想，那時在桑導演這位看似純藝術家的心目中，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已經有了他全新的理解和期盼了吧？
除那次以外，我再沒有和桑導演合作的機會，但從與他合作過的同輩人口中，我卻能經常聽到對他遇事沉穩的贊譽。無論什么事，在他那里總能得到合理的化解。比如他能以常人難能的平常心對待攝制組里一切繁雜的事務，哪怕天塌下來，他都穩得住。他有一句名言：“戲再難，只要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拍，總歸拍得完的。”別人急，他不急，篤定泰山，有條不紊。他說起話來總是那么慢條斯理，不焦不躁，我幾乎想象不出他如果發怒會是什么樣子，因為他幾乎不發怒。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他人充滿善意和尊重的大藝術家心里十分有底氣的表現。這一點我一直在學，卻至今仍不能及其萬一。
在桑導演的作品年表里，有一部如今的年輕人大約已比較陌生的影片，叫《有一家人家》。我提到這部影片并不因為它在桑導演的創作生涯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因為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所占的特殊地位。我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曾經提到，在我童年的時候，我家有過每年農歷除夕要闔家到電影院去觀看一部國產片的習慣，1951年除夕，我們全家一起觀看的就是這部《有一家人家》。當然，那時候我還不可能知道那就是我長大成人以后會有幸認識的這位受尊敬的導演的作品，那時我才十一二歲。在我的記憶里，至今還存留著“很好看”的印象，影片的內容已經模糊了。但這也許就是一種緣分，是我和桑導演的緣分，也是我和電影的緣分。后來，乃至到很后來，我才由于專業的原因，從《太太萬歲》、《假鳳虛凰》、《哀樂中年》、《梁山伯與祝英臺》、《祝福》、《魔術師的奇遇》、《她倆和他倆》、《子夜》、《郵緣》、《女局長的男朋友》等一系列作品中真正認識了他，并漸漸體會到在他的作品里自然而然凸顯出來的那種從平凡里提煉雋永、在細微中開掘深邃的藝術境界和高超的本領。但是對于這一切成就，桑導演本人卻是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張揚過的。
桑導演有一個業余愛好就是集郵，為此他還拍過一部電影《郵緣》，就是從集郵引發出來的故事。我是在一個極偶然的情況下得知他的這一愛好的，那是因為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居然是上海集郵協會的秘書長。那位同學告訴我，桑導演作為集郵愛好者，是上海集郵協會的一位老資格會員，在協會中頗有影響，上海集郵界很多人都知道他。后來我和桑導演偶爾談起集郵協會的事，他不禁興致勃勃，以為我也是此道中人，殊不料我對集郵一無所知，完全是個門外漢。不過，我倒是從他那里學到了除郵票以外，還有什么首日封、紀念封、實寄封之類的許多關于郵品的知識。從那以后，凡我參加一些國家重大活動，比如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黨的十四大、十五大開幕式等，我都會在會議當天給他發去一枚蓋有紀念郵戳的實寄封。每一次，當他收到我的郵寄品時，他都會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給我一封親筆回信以示謝意。小小不言，勞他如此看重，每每令我感動。桑導演對晚輩的溫良和為人之恭儉由此也就可見一斑了。
桑導演為人一向謙和，這是有口皆碑的。最令我欽佩不已的是他那與世無爭的賢者風范，他從不索取，只是默默耕耘。如今，這位謙和的前輩終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坦蕩地離我們而去了。“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為功名始讀書。”這是那天我們向他的遺體告別的時候，掛在他遺像邊上的一副挽聯，這挽聯最終向人們昭示了這位賢者一生的平凡軌跡。但那軌跡真的就只是平凡嗎？當我在心里默默復念著這兩行文字的時候，我的眼里充滿了淚水。我在想，我們的確是失去了一位再平凡不過的同志；同時，我覺得，我們無疑更是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長者，一位堪稱大德不酬的謙謙君子，一位在中國電影這塊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生的巨人。
桑弧導演，我們會記住您的！中國電影會記住您的！
2004年9月22日于北京
桑弧，191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上海，原名李培林，原籍浙江寧波，中國導演、編劇。1941年編劇第一部作品《肉》，1944年首次執導電影《教師萬歲》。1954年導演并編劇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獲文化部1957年優秀影片金獎、1954年第八屆卡羅維伐利電影節音樂片獎和1955年第9屆愛丁堡電影節映主獎。1981年，他改編并獨立執導根據茅盾長篇小說改編的同名影片《子夜》。2004年9月1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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