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同志是當代著名的出版家，他將“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的陳述，樹立為出版企業的使命與追求。他為出版事業奉獻了自己的熱誠與智慧，在他的身上，他的筆下，也都“一以貫之”地體現出這一獨特的文化品質與鮮明的精神氣質。本書收入的書評，不僅是作者編輯生涯的縮影，也充分體現了作者作為職業出版人，對今天中國出版業的思考、理想和擔當。
序一
寬帶閱讀與寬帶寫作
汪丁丁
我于1990年由夏威夷檀香山赴香港大學經濟系任教，不久，經沈昌文介紹結識了正在香港三聯書店任職的陳昕。我是經濟學家，陳昕當時已享有國內經濟學家的“召集人”的名號。我和他幾番長談，有時在我租住的小屋，有時在他的辦公室，頗有相見恨晚之感。1993年，陳昕邀請我參加他在上海每年舉辦一次的中國經濟學家“年會”，并提前將參會者的論文悉數交我審閱。或許因為我預先審閱了全部論文，順理成章，我也成為那次會議每一篇論文的評論人。陳昕主持的會議，保持了改革初期青年經濟學家“圓桌會議”自由對話的風格。后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我拒絕或盡可能拒絕參加任何會議，因為這些會議大多或許早已淪為例行公事的儀式，根本沒有不同生命體驗的碰撞以及由此迸發的思想火花。大約十年前，我特意撰文探討這一現象，標題是：“我們為何要開會？”
其實，在現代社會，不僅開會成為問題，而且寫作也成為問題。有感于互聯網閱讀與互聯網寫作，本世紀初，我為《讀書》雜志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寬帶寫作》，隱含著也探討“閱讀”問題。那篇文章發表了十年之后，王爍希望我為他主持的“英文閱讀”微信群做一次“微演說”。于是，我擬定了標題：《寬帶閱讀》。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它既改變閱讀行為也改變寫作行為。寬帶網時代，閱讀不再是作者對讀者的單向敘事。每一位作者在寫作時，不論他是否意識到，在德魯克描述的“知識社會”里，他的作品必定要與其他人的作品競爭稀缺資源，即讀者的“注意力”。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總可嵌入于“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三維理解框架。技術進步改變的是人對自然的關系，屬于我們的物質生活，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即人對人的關系）與精神生活（即人對超越存在的關系）。以往的閱讀，即由于寬帶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普及而導致閱讀方式改變之前的閱讀，對讀者而言，首先需要支付的是獲取書籍的成本（查找、借閱、購買），其次需要支付的是用于讀書的注意力之機會成本。獲取書籍的成本，就人類文明史的長期趨勢而言，是逐漸降低的，卻仍足夠高（顯著地大于零），以致閱讀的基本方式，自古以來，就是面對一部書籍，用心如熊十力先生描述的那樣（以讀者的全副生命體驗去撞擊文字），或不用心如茶余飯后瀏覽陳列于客廳的書籍那樣（只是為了引出更有趣的話題）。關鍵是，面對一部而不是許多部書籍。這一方式，稱為“作者對讀者的單向敘事”。
陳昕在其2015年新著《數字網絡環境下傳統出版社的轉型發展》中指出，傳統出版社面臨的新的時代，“邊際成本趨于零”。也就是說，知識在社會中傳播，邊際成本可以忽略，因為它幾乎是零。當然，知識傳播的“零邊際成本”方式是逐漸積累而成的。首先是互聯網普及，大眾的聯網成本足夠低。其次是網絡寫作普及，即大眾的網絡寫作成本足夠低從而普遍養成網絡寫作的習慣。第三是存儲于數據網絡中并由大規模智能搜索隨時可得的知識，不僅有了足夠大的量而且有了足夠豐富的質。第四，我認為最關鍵，就是“寬帶閱讀”的習慣之普遍養成。就我自己而言，因為畢生自學，所以很早養成了寬帶閱讀習慣。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寫過，在夏威夷大學圖書館讀書時，我習慣于將與主題相關的書籍盡可能多地從各樓層的書架上取來攤在我的書桌上，少則兩個學派的思路，多則七八個學派的思路，埋首研讀，整日不去，務求寫完當天的綜述筆記。我那時的閱讀方式與后來我描寫的“寬帶閱讀”，本質類似。
寬帶閱讀方式，可以描述為：由于獲取關于同一議題的不同思路的檢索成本足夠低，從而讀者在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之中即可參照其他許多書并判斷各種思路的優勢與不足。在這一意義上說，寬帶閱讀或遲或早使讀者獲得綜合與判斷的能力而不再流俗于人云亦云的“宣傳”。假如一位作者預先想象到這樣的寬帶閱讀情境，或遲或早，他將改變以往的寫作方式，從“單向敘事”改變為“創造性敘事”。就本質而言，單向敘事就是宣傳，因為它并不預設讀者對不同思路的綜合與判斷能力。與此相反的敘事不應稱為“多向敘事”，因為同一作者在寫作時不可能是“多向的”。雖然，寬帶寫作要求作者在寫作時想到對同一主題不同思路可能提出的不同敘事并努力超越由所有這些敘事共同構成的“歷史局限性”。由此而有的敘事，我認為，只能是創造性的。
換一個角度觀察上述過程，一位作者與他想象的讀者之間，在創作過程之中形成的關系，其實是一種博弈關系，或許還是一種演化博弈的關系。通俗而言，如果作者假設讀者是傻瓜或他的敘事使讀者意識到被他想象為傻瓜，那么，他很可能失去這批讀者。另一方面，如果作者假設讀者過于高明，那么，他的敘事很可能轉化為純粹的學術探討。雖然，學術純粹的程度依賴于他與學術前沿之間的距離。
總而言之，寬帶寫作必須預設寬帶閱讀，從而寫作才不會被讀者判斷為“重復寫作”。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再重復前人的敘事，他敘事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富于創意的。
生活世界里，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富于創意的敘事，不依賴于寬帶寫作，這些敘事富于創意的程度依賴于敘事者日常生活的原創性。某一時刻我在杭州西湖的湖畔居三層露臺看到晚霞，突然有了秋水浮云之感傷，于是與以往輝映寶俶塔的那種晚霞極不相同，不能名之為“寶俶流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而迅速變得更豐富了。但是市場化的生活，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發展階段，畢竟主要是物質的而不是精神的。這樣的生活，傾向于降低我們對生活的敏感性從而扼殺我們日常生活的原創性。
陳昕是出版家并且是出版界的經濟學家，以往三十年，他保持了對出版問題和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敏感性。因此，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中期，由他創立的“上海三聯學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一代經濟學家曠野吶喊的大本營。21世紀以來，主要由他擘畫的“世紀人文系列叢書”聲勢奪人，迅速取代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堪稱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四部叢刊”。正是在保持著對中國問題之敏感性這一意義上，我認為陳昕的書評是富于創意的。
摩爾在1903年《倫理學原理》的結尾部分論證，友誼將成為能夠通過理性檢驗的或許唯一的善，至少，是他所理解的善之最終歸宿。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類型，友誼的必要條件是“可預期性”。事實上，我很難想象陰晴難測翻云覆雨的友誼。也因此，被毫無警覺地庸俗化了的施特勞斯派“政治”定義，即聲稱“政治就是劃分敵友”，其實是混淆了政治家的長期信譽與政客的機會主義行為。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極端不可預期性。那時，友誼成為最奢侈的情感。今天，市場利益成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大主導因素。友誼，仍是最奢侈的情感。
在我的印象里，來自陳昕的友誼，雖長期不見面，卻仍是可預期的。例如，若干年前“手撕汪丁丁”事件后，我致電陳昕，希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承擔我主編的《新政治經濟學評論》的出版發行工作，當即得到了陳昕的承諾。當然，我這一生始終保持著“邊緣人”的身份，很少卷入任何類型的帶有政治特點的學術活動。陳昕與我截然不同，職業使然，他不能完全擺脫卻仍堅持獨立于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不如此便很難堅持圖書選擇的學術性和思想性。據我觀察或與我自己的性情相比，陳昕的性情具有很高的穩定性。久而久之，各種學術流派都可預期于陳昕的，絕不是阿諛奉承、趨炎附勢并且在形勢突變時陽奉陰違、背信棄義，恰好相反，陳昕不能完全符合任何一派的要求，于是他只能被允許保持獨立的身份，起著溝通各種學派、思潮的作用。
因此，當我聽到陳昕退休并辭去所有兼職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退隱對我而言寓意深遠。這絕非是簡單一篇關于陳昕書評選的序言可以寫完的。
序 二
職業出版人的“問題意識”
倪為國
陳昕囑咐我給他的書寫序。
我借此寫下了這些文字，以示向他及其上一輩的出版人致敬。
我認識陳昕很早，雖然我們見面很少，但他在出版業的“傳奇”經常耳聞。這些年來，他每每有新著出版都會送給我，閱讀之余，自嘆慚愧。迄今為止，他已留下近二百萬的文字，這些文字，記錄了他對中國出版業改革開放過程的所思、所想、所為。
我常想，民國時期的上海是中國出版業的重鎮，當年孕育了一大批優秀的編輯和出版家，如張元濟、鄒韜奮、胡愈之等人，也許今天可以說，陳昕是改革開放上海出版業所孕育的新一代出版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經歷是與中國出版業改革開放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這三十年中國出版業的幾乎每個轉型發展的關鍵點，都有他的聲音和人影。他是中國出版業改革開放的探索者、踐行者和見證人。
這本書就是他其中的一個足印。
這本書評選的文字是從他近百篇書評中選出來的，其中絕大多數書，都是他組稿，是他親自擔任編輯。這些文字，也記錄了他編輯生涯許多個第一：中國第一本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會主義通貨膨脹問題的著作，第一本財政補貼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會主義宏觀金融理論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資本流動的著作，等等。可以說，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新一代經濟學家的成長，他是一個重要推手。其中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團結了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者，致力于推動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以至學界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學形成了一個“三聯學派”。
也許是經濟學編輯出身的緣故，陳昕平日喜歡用數字說話，文字干凈顯白，發揮了文字最大化的邊際效用。他的書評像他的人一樣，沒有酒氣煙味，嚴謹，鮮明，較真。
這些書評不僅是他編輯生涯的一個縮影，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他作為職業出版人的“問題意識”，特別是他們這一代擺脫“啟蒙”狂熱，自覺中國文化的心路歷程。如今中國出版業真正有思考、有理想、有擔當，并把理想付之行動的人不多，陳昕是其中的一個，我是這樣認為的。
想到書評，我忽然“害怕”起來，緣于在這個時代，書評及其書寫者已經被“綁架”在營銷的馬車上，無法“潔身自好”了。資本揮動著鞭子抽打著書寫者，讀者則一不小心就會遭遇“綁票”，甚至“撕票”。
書評作為一種獨立的書寫題材，有個基本的分類：虛構類作品和非虛構類作品的書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書評，對書評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虛構類作品的評論，有個學名叫文學評論。如果一定要給書評下個定義，就是一種以閱讀為前提，由閱讀作品本身直接激發的被動書寫。或領悟、或啟發，或聲討、或敬畏。
寫書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向讀者推薦好書，二是為了向作者致敬或聲討。前者是為讀者寫，往往要站在高處低下頭；后者是為自己寫，常常要站在低處抬起頭。
我以為，好的書評（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應該是閱讀的一種延續，應同時具備四種特質：一、要對書的主題背后的“問題意識”給出答案；二、要洞察作者寫作過程的思考進路和工具運用，并給出線索；三、要有能力點明一本書在所屬領域、所處時代的位置和意義；四、所有的給出的答案和思考線索應當帶有鮮明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陳昕的書評具備了這四種特質，我想，在中國經濟學評論的經典文本中，陳昕自然會有他的席位，本書就是最好的“門票”。
一篇好書評，一篇真正見功力的書評，應該是對經典的評論。經典就是由無數書評所累積建構起來的。當代許多的學術經典里有很大部分就是“書評”本身。中國的先賢的書寫，大多是對經典的解讀，按現代漢語表達，就是“書評”。
寫書評通常有三種不同的出發點，一是寫給作者看的（哪怕作者已經去世了），或者說是寫給同道看的，這叫惺惺惜惺惺，好漢遇好漢；二是寫給專業人士看的，這叫內行看門道，知己知彼；三是寫給大眾看的，這叫外行看熱鬧，彼此彼此。這三種書評，是不同的境界，需要不同的能力。如果把書和書評人比作一場“戀愛秀”，那么，第一種書評是僅因為“愛情”而存在，永遠是少數；第二種書評是為“婚姻”而存在，只需要責任；第三種書評是為“生理需求”而存在，等待的只是銷售的高潮，且永遠是絕大多數。也許這個分類和比喻并不恰當，陳昕可能也不會同意，但我認為他的書評介于上述的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
當下，書評作為社會話語權的一種，正在經歷從未有過的變異，網絡作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巨大黑洞，正在吞噬我們固有的書評陣地。所謂精英話語權的“令箭”，像“雞毛”一樣散落一地，眾聲喧嘩中，讀者無從掇拾。當話語權散入了尋常百姓家，其實意味著書評時代的結束，“速讀”時代的開啟。這是今天書評人和書本身的雙重悲哀和尷尬處境。從這個角度看，陳昕書評集的出版顯得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書評作為一種獨立寫作，將隨著網絡、微博、微信的興起而終結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書，與其他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書不僅僅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教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讀者永遠無法像認知一部手機一樣，認知一本好書。書評畢竟不是一紙手機使用說明書。這就是書評存在的理由和價值。
重讀陳昕的書評，想起他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編輯不能謀食不謀道。”他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使命追求確定為“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這體現了他的出版觀和價值觀。我們在他的書評中，清晰地看到了他推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的抱負和情結，這在今天尤為難能可貴。
書評在今天，是否仍能把握住作為一種社會“正能量”的話語權，取決于書評人，取決于書評人的立場和趣味。
自 序
“刻板”的書評
陳 昕
做編輯有三種文字生活，一是讀，編輯以讀稿為業（讀書是另一種形式的讀稿）；二是評，有了評頭品足的意愿與志趣，稿子（書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長來，作者汲取編輯的評審意見，可望攀上更高的學理與文字的巔峰；三是寫，基本功就是寫評論，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篇書評。這三種文字生活中，評論是最重要的職業本領，貫穿在閱讀與書寫之中。而且編輯的評論不同于圈內熟人的逢場作戲，不可輕描淡寫、花拳繡腿，必須實實在在讀原稿，針針見血發議論，大凡不會有什么廉價的贊賞，相反有的是對內容和觀點的反復推敲和質疑。如果作者與編者雙方都對某一個主題頗有研習，都持有獨家的觀點，于是兩者之間在激烈交鋒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會氣象萬千，給讀者奉獻一部全新的杰作。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寫道：“命筆之時，數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在編輯的評審生活里摸爬滾打幾十年，我也逐漸悟出一些評論的路數來，一是“感”與“評”的關系，一部書稿（作品）讀下來，感觸、感動、感悟在所難免，如何述說，還得跳出“感”，直抵“評”，如果評審意見成為一則讀后感，不直接針砭書中的內容，僅僅表達讀稿的感動，勾起若干新的聯想，算不得一篇盡責的編輯評論。二是“文章”（思想）與“文字”（文采）的關系，前者注重文氣（境界）的開闔、文脈（思想）的流轉，后者看重文辭的運用，或文筆生動，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讀來似一篇優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辭、隱喻，犧牲了批評的犀利和直白，顯得有些小器，甚至還會以文害義。我個人的志趣是首先對全書內容做簡要精到的歸納，條理清晰的辨析，隨后針對主體構架和核心觀點做客觀謹慎的評價，以凸顯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我剛當編輯那會兒，學的就是這個路數的評論。三是“聚焦”與“升華”的關系，好編輯不應該滿足于對圖書內容的介紹和評價，而要立足于所評論的圖書，聯系與之相關的領域和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繼而超越原書，打造出學術創新的文本來，書評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書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錢鍾書先生的不少學術成果就是通過書評的文本來呈現的。
我寫書評完全是因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三十多年的時間中，編輯、策劃、主持的圖書和叢書竟有數千種之多，由此寫下的書評也有近百篇了。我從中挑選了25篇文章集成這本小書，也算是對自己工作的一個回顧吧。
我的書評文章幾乎都是為自己編輯或策劃的圖書所寫，之所以能寫這么多的書評，是因為在前輩編輯的指導下養成了較為“刻板”的工作習慣，讀每一部書稿都必須認真撰寫審讀意見，決不馬虎，我的審讀意見一般都要寫上幾千字，除了介紹書稿組稿成稿過程外，還會詳細地評價這部書稿的創新之處，值得改進的地方，偶爾也會談點自己的思考和意見。圖書出版后，我會將審稿意見改寫成書評送報刊發表，算是盡一份責任編輯推廣宣傳的職責。遺憾的是，因為是為完成工作而寫的文字，所以我的書評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顯得有點“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時間段寫的文章，又發表在不同的報刊上，這個缺點過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結集成冊，便以十分強烈的方式送到別人的眼皮子下了，還是先承認為好。
收入這本書評選的25篇文章大多是評論經濟學著作的，這不僅是因為我是經濟學編輯出身，且三十多年來不管工作崗位發生什么變動，經濟學編輯的底色從未褪去，每年總還是要編幾本經濟學圖書；更是因為這些書評記錄了這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和發展，記錄了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成長的足跡。我于1980年代策劃和主編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至今已出版了數百種，它完整地見證了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以至有一段時間經濟學界有“三聯學派”之稱，也有人把“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視為中國當代經濟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為這套叢書中的不少圖書寫過評論文章，這些圖書有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資金流動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財政補貼問題的著作，等等。這些書評大都發表在重要的報刊上，有的還被《新華文摘》轉載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讀過的書漸多，研究的問題也趨深，我對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七八年寫的一些書評中。例如，在《認真梳理我們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針對轉型國家一說，我認為從社會制度層面，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實質不能理解為“轉型”問題，它是“演化”問題，它是在億萬人民群眾偉大的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因此，雖然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好的東西和經驗，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并且不斷完善發展至今，成為我們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影響和規定著我們所走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會在不斷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國經濟有長達70年的超常增長期》一文，在肯定原書作者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參與所產生積極效應分析的同時，主張對地方政府參與經濟運行時存在的負面效應，如公共服務不足、環保不力、親商傾向與公正缺失以及對腐敗的影響等進行全面的剖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進而指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及兩者之間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問題。諸如此類的見解還可以舉出一些。但無論如何，相對于我所評論的那些著作來講，我的這些見解和評論總歸還是浮淺的，遠達不到與原書作者對話的層次。畢竟那些著作無一例外將長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在版書目中，存在于學者的參考文獻中。
這本書評集所收文章的次序是按發表時間的先后，從近到遠依次排列的，并注明了發表的報刊和發表的年月，感謝這些報刊這么多年來對我的信任和幫助。
是為自序。
陳昕，編審，曾先后任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著有《WTO與中國出版》《編匠心集》《中國圖書業經濟分析》《中國圖書定價制度研究》等專著，并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人民日報》《讀書》等數十家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及書評文章近200篇。曾獲得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和中國百名優秀出版企業家等榮譽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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