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探討危險犯的立法依據的基礎上，探究危險犯中“危險”的本質。刑法中所謂“危險”應當是指有法益侵害可能性的一種被判斷的狀態。以“危險”性質不同作為標準，可以將危險犯劃分為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兩類。具體危險犯是指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有足以造成某種后果的危險,需要根據具體案情加以判斷的犯罪。具體危險犯中的“具體危險”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人類以一定客觀事實為基礎所做出的一種客觀判斷。而抽象危險中的“抽象”一詞是對于抽象危險的一種形式性設定。這種“形式”要求意味著抽象危險犯的危險范圍在犯罪構成設定的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但并不絕對。抽象危險犯的處罰范圍需要運用結果無價值的觀點進行一定的限制。
風險社會背景下如何應對各類現代化的風險，是刑法理論不能回避的問題。風險刑法理論的提出是對傳統刑法理論的修正，也是對社會現實狀況的回應，其為刑法中危險犯的設立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本書從風險社會背景下的社會“危險”著手，通過探尋“危險”的本質，界定了“危險”的概念；明確了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分類標準，劃清了刑法中具體危險犯與實害犯，抽象危險犯與行為犯之間的界限；嘗試建立起具體危險的判斷方法和抽象危險范圍限縮方式的理論框架。
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全球化的急劇擴張，人類社會經歷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產生了各種各樣新型的“危險”�！拔ｋU”正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為防范各種現代化的“危險”，立法者往往會選擇以“危險犯”作為立法模式，提前發動刑罰權，堵截行為人的行為對法益造成的實害性結果。由于危險犯的立法模式是在行為尚未造成實害性結果的情況下，就對行為人進行處罰。因此如何理解刑法中危險犯的“危險”，劃清“危險”的內涵和外延，決定了刑罰圈的大小，關系著刑法保護法益機能與人權保護機能之間的平衡。
本書從風險社會背景下的社會“危險”著手，通過探尋“危險”的本質，界定“危險”概念；明確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分類標準，劃清刑法中具體危險犯與實害犯，抽象危險犯與行為犯之間的界限；嘗試建立起具體危險的判斷方法和抽象危險范圍限縮方式的理論框架。除導言外，本書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在論述風險社會背景下特殊“危險”的特征與表現的基礎上，探究刑法在面對現代化危險時的應對之道。廣義上的危險，除了指代來自外界的，不為人的行為所決定的外來因素的沖擊外，同樣也可以包括現代化社會中基于人類行為選擇或制度缺陷所產生的各類危機。但是為了說明現代化社會中取決于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各類危險與傳統社會中主要來源于外界的危險的特殊性，社會學界對現代化社會中基于人類行為和選擇產生的各類危險，習慣使用“風險”一詞予以概括，以示與傳統社會中危險的區別�，F代化社會中的危險是社會現代化的產物，社會現代化的“陰暗面”是現代社會危險產生的原因�，F代化社會中的危險具有不確定性、復雜性、擴散性和“二重性”等特征�，F代化社會的危險是人造危險，其破壞力巨大，具有不確定性、平等性和全球性�，F代化社會的危險是制度危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制度危機，其主要表現為制度的沖突和制度的缺失兩個方面�，F代化社會的危險是科技理性異化的危險，科技的發展偏離了科技服務于人的目的，成為了社會風險的源頭�？萍祭硇缘漠惢紫仍从诳萍枷到y的失��；其次科技理性的異化是因為科技發展脫離了社會理性的規制；科學理性的異化更本質的原因是在于人類社會對于科學技術濫用。我國現在正處于具有中國特色的“風險社會”之中。其危險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風險；制度缺陷導致的風險；環境惡化導致的風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等。
在加大對各類現代社會新型危險治理力度的呼聲下衍生出來的“風險刑法”理論，近些年來在刑法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但是我國刑法學界對“風險”的理解有泛化的傾向。如果將“風險”作過于泛化的理解，不但“風險刑法”理論中反思現代性的特定價值將蕩然無存，所謂的“風險刑法”也會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口袋。風險社會對刑法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對傳統刑法上的法益概念的沖擊和對傳統刑法歸責理論的沖擊兩個方面。所謂風險刑法是一種將刑法功能化的立法趨勢。風險刑法將擴大危險犯范圍、新型犯罪入罪等一系列在風險社會下的刑法發展現象進行類型化研究。風險刑法對傳統刑法理論發展主要表現為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和擴大化以及罪責的功能化與客觀化。風險刑法理論與傳統刑法理論存在的矛盾和沖突表現為：由于法益概念的抽象化與擴大化，容易造成刑法處罰的擴大化；罪責理論的功能化與客觀化，導致罪責范圍的擴張。因此風險刑法的理論擴張必須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以實現風險刑法與傳統刑法之間的協調。風險刑法理論是傳統刑法的補充；風險刑法理論也應受刑法基本原則的制約；風險刑法應當堅持罪責原則；風險刑法理論應當遵循比例原則。
第二章在探討危險犯的立法依據的基礎上，探究危險犯中“危險”的本質。危險犯設立的理論基礎在于，危險犯的設立是刑法對于社會現代化“危險”的必然應對，是法益保護早期化的必然要求。危險犯的設立是基于風險社會中的刑事政策的必然選擇，有助于刑法一般預防功能的發揮。危險犯的設立彌補了未遂責任追究的障礙與漏洞，是對行為人不法意志的完全評價，具有預防犯罪的功效，解決了某些犯罪的實害結果認定困難的問題。
從刑法的歷史來看，“實害”的概念出現遠遠早于“危險”的概念。關于危險犯中危險本質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現代刑法理論中有關古典學派客觀主義和近代學派主觀主義的爭論中。主觀危險說與客觀危險說之間的爭論基本點在于危險究竟是一種“判斷”還是一種“狀態”。所謂危險，應當是指有法益侵害可能性的一種被判斷的狀態。在我國刑法中，對危險本質的傳統看法具有明顯的主觀危險說的傾向，不甚合理。就危險本質而言，具體危險說的看法更具有說服力。具體危險說符合我國現行刑法對犯罪的構造方式；具體危險說在危險判斷上強調標準的“客觀性”，限制了危險存在的范圍，防止刑罰的隨意發動，有利于人權的保護，實現刑法的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的協調發揮；同時具體危險說的判斷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
第三章在界定危險犯的概念的基礎上，以“危險”性質不同作為標準，將危險犯劃分為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兩類。危險犯這一概念來源于大陸法系刑法理論，我國學者往往從處罰依據、犯罪成立、犯罪既遂等三個不同的立足點定義危險犯。首先應當排除從處罰依據的角度對危險犯的定義。以犯罪既遂的角度和犯罪成立的角度對于危險犯的定義并無實質的沖突，但并不全面。要科學、全面的定義危險犯，揭示出危險犯概念的本質，必須從危險的根本性質著手。在危險犯這一概念統攝下的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危險”所反映的結果無價值與行為無價值的理論側重點各有不同，因此，以統一的概念描述危險犯的整體，無論側重于結果無價值還是行為無價值都會有失偏頗。所謂危險犯，是指以發生一定法益侵害之危險或者由實行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中所預定之抽象危險發生即構成犯罪既遂的犯罪。從處罰根據的角度出發，危險犯與未遂犯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從刑事立法規范性出發，危險犯的“危險”是被立法者挑選出來的，需要特別保護法益的危險。經過分則的設定，危險犯成為了既遂犯的一種類型，與未遂犯之間具有了本質的區別。具體危險犯的危險與實害犯的實害結果一樣，都是犯罪結果的表現方式之一，具體危險犯屬于結果犯。抽象危險犯是行為犯的一個下位概念，行為犯包括抽象危險犯和其他行為犯兩類。危險犯與其相應的實害犯之間是基礎犯與結果加重犯的關系。依據危險的性質不同，危險犯可以分為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兩類。抽象危險犯的危險側重于行為無價值的考量，主要強調的是行為的危險性，而具體危險犯的危險則強調法益陷于危險境地的現實狀態，反映了結果無價值的思想。
第四章在論述具體危險犯的概念、構造的基礎上，著力于對具體危險判斷理論體系的構建。具體危險犯是指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有足以造成某種后果的危險，需要根據具體案情加以判斷的犯罪。刑法中的具體危險犯應當限定在對社會公共法益具有重大侵害性的犯罪和侵犯復雜客體的犯罪之中。在具體危險犯的客觀構成要件中，構成要件要素除了個案中的“危險結果”外，還必須具有“危險行為”，以及“危險行為”與“危險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具體的危險犯要求行為人針對行為客體實施了“制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的行為；制造了一種相當的、不被容許的、風險意義上的具體結果的危險；并且應當就該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否存在作出具體的考量與判斷。具體危險犯以存在危險的故意作為基礎。對于危險往往意味著緊迫的實害結果發生的具體危險犯而言，危險故意往往與實害的故意相等同；對于危險只是對于實害結果發生具有指示性作用，危險的發生與實害結果之間的關系不具有緊密連接性的具體危險犯而言，其主觀心態是對危險的直接故意與對實害結果認識的結合；對于危險的發生與實害結果的發生相距較遠的具體危險犯來說，主觀心態是危險故意與實害過失的結合。
具體危險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以一定客觀事實為基礎所作出的一種判斷。在具體危險的判斷方面，可以采用兩階段的判斷方式：第一階段是“實害發生可能性的判斷”，在這個階段，是以事后判斷的觀點，考慮所有的事實，確認在具體個案中，對于刑法保護的法益有無產生實害的可能性。亦即考慮所有裁判時可以知道的事實，認為在通常情況下，此行為啟動的因果關系鏈條是否會導致法益的實害。第二階段進行“實害不發生的偶然性判斷”，在此階段同樣是以事后判斷的觀點，考慮導致實害不發生的原因是否屬于偶然。
第五章在論述抽象危險犯的概念、構造的基礎上，討論對抽象危險范圍的限縮方法。所謂抽象危險犯，是指以實行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中所預定的抽象危險就成立犯罪既遂的犯罪。以行為無價值的觀點來看，抽象危險犯只是單純的要求行為人為特定的行為，無需要求任何實際的危險結果就可以構成犯罪。抽象危險犯雖然看似與刑法法益保護的要求不符，但其本質上仍是以法益的侵害作為其立法的指導，符合社會防衛的需要，有利于民眾形成對于規范的認同感的刑事立法。站在刑法應該保護法益的立場，應當將所謂的抽象危險理解成為一般的危險較為妥當。抽象危險犯以行為的應受處罰性為基礎，其行為要素包含了數個一般性構成要素的簡略表述。這些要素都經過了立法者的選擇與抽象，把過去發生過損害的經驗，由復雜、混亂的事態轉換成一致的、清晰的、確定的足以指出行為危險性的“表征”。抽象危險犯在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對于構成要件所設定的類型化的行為具有故意。如危險駕駛罪就是故意犯罪，其罪過內容是行為人對危險駕駛行為的故意。而抽象危險犯對于實害性結果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
抽象危險中的“抽象”一詞是對于危險的一種形式性設定。這種“形式”要求意味著抽象危險犯的危險范圍在犯罪構成設定的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般性。這也是行為無價值的要求。但是，這種一般性和普遍性并非絕對的，需要運用結果無價值的觀點對其適用范圍進行一定的限制。如果在個案中確實能夠排除類型化、一般化的侵害行為具體危險性的存在，則應當將在特定情況下的行為排除在抽象危險犯的處罰范圍之外，認為抽象的危險并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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