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督教右翼運動是指美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的宗教保守派及其活動。對于宗教利益集團來說，對政治施加影響較有效的方式就是參與選舉。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新基督教右翼在背后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本書重點對當代美國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如何興起與發展、如何適應世俗化政治、如何通過政治參與改變美國公共政策進行了分析，并認為，一個強大的新基督教右翼將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繼續在美國社會發揮作用，其發展趨向及影響值得繼續關注。
美國長期號稱“圣經共和國”，其公民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這種國民性反映了長期沉淀下來的猶太基督教主流文化特征。但是，數百年來東西方一批批移民涌入，相應地帶來了所謂邊緣文化（Marginal Culture），在美利堅這個大熔爐中經過美國化過程逐漸扎根，有的還躋身主流文化（Mainline Culture）的行列。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出現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一方面促使美國土著文化和東方文化復興，另一方面引發各種新宗教運動興起。在政教分離憲法條款的保障下，美國各種宗教、教派、崇拜團體和分裂教派（sect）等，都獲得了不同程度自由發展的法律依據，形成教中有宗、宗中有派、派中有團體的宗教多元化格局。美國社會學家安德魯?格里雷（Andrew Greeley）將這種現象稱為宗派主義（Denominationalism），在這種宗派主義社會（denominational society）中各種宗教和教派原則上自由發展、平等相處，不受國家或其他教派干預，但是，又通過大量宗教組織和團體同社會各階層建立各種聯系。在美國，可以看到世界各種宗教及其宗派或變種在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社會運動中的運行軌跡。在現代化潮流面前，宗教也處于一種矛盾的地位，既欲抵制世俗化趨勢、又迫于生存危機采取妥協。總而言之，美國宗教不僅具有多元化特征，而且更具現代化、世俗化色彩，故研究美國宗教文化，不僅可以加深認識美國社會的變遷和重構的現實，而且從中可以窺見當代西方文化的發展趨勢，這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否則，對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的透視，必然顯得蒼白無力。
一、 寫作的宗旨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美國確立了嚴格的政教分離原則，美國政府中沒有宗教組織的代表，國會里不設宗教組織的席位，司法系統與宗教毫無關系，國家財政也不負擔任何與宗教有關的開支。從法律上說，政府與宗教利益集團互不干涉，然而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在美國，宗教雖然不直接參與社會政治，卻被看成是國家政治機構中最主要的部分。基督教右翼指致力于政治參與的基督教保守派，其在社會道德與政治上均持保守觀點，提倡美國公共政策應該體現美國傳統的道德準則。從人員構成上，基督教右翼主要由白人福音新教教徒組成，然而有一部分的天主教徒、猶太教徒、黑人基督徒也加入其中。縱觀美國歷史，基督教右翼涉入政治的現象并不鮮見，20世紀70年代后期，針對美國社會的道德淪喪現象，基督教右翼以共和黨為載體，發動了一場新的政治運動，被新聞媒體和學術界稱為“新基督教右翼運動”。新基督教右翼認為，基督徒介入美國政治生活是有神學和《圣經》依據的。由于自由主義和世俗化造成美國道德不斷淪喪，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重新恢復基督教倫理道德價值。恢復的手段不是傳統的傳教運動和靈性復興運動，而是通過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手段積極參與美國政治生活，從而創造有利于推行基督教傳統價值的社會環境。
按照美國憲法規定，美國是一個不受宗教約束的國家，然而有關政教關系的爭論卻從未停息過。特別是近30年間，有兩個廣泛發展的趨勢使美國各教派卷入政治的紛爭進入一個新時期。一個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是教派成分的模式發生了新變化，即被視為“保守主義”、“基要主義”、“信奉嚴格教義”的教派勢力得到飛速發展。19世紀支配美國社會的基督新教，到世紀轉換之交由于神學家將基督教教義與達爾文主義相結合，使該教宗的上層在神學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分歧。1896—1900年間基督新教的保守派在全國召開了一系列的《圣經》會議，旨在堅持《圣經》的傳統觀點，這是基要主義的發軔。這些會議中最富有意義的是紐約州尼加拉會議（1895），公布了基要主義的五大觀點：《圣經》的絕對正確性；耶穌基督是神靈感孕而生；耶穌基督的神性；耶穌代死救贖；耶穌肉體的復活。Ronald L.Johnstone，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83.這個新教保守派稱為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他們既反對基督教義與現代思想一致的現代主義，也反對改革的理論。
20世紀60年代后，由于美國社會世俗化加深，而導致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許多人對傳統上基于宗教觀念而樹立的責任與義務等觀念淡漠，取而代之的是享樂主義和性解放主義等。這些思想的泛濫導致婚姻、家庭道德原則的解體，以及離婚率、非婚同居、同性戀、色情書刊、吸毒、犯罪的增長。這一背景及其后果促使新教界開始進行反思，并導致美國人不是與宗教疏遠，就是皈依信奉嚴格教義的教派，最終導致新基督教右翼的崛起和保守的基要主義抬頭。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編輯托尼?托馬斯指出的，更流行的新教教派迅速失去其追隨者，如聯合公理公會、圣公會、聯合長老會等，因為他們是趨向于世俗主義、教義寬容、社會自由主義的教派。同時，許多信教者被改造為基要主義者，其信徒增勢顯著，如美南浸信會美南浸信會是美國新教主流宗派之一，戰后其信徒增長之快、發展持續時間之長，均為美國各新教團體之最。至1989年信徒達1472萬人，教會37238個，成為遍及全美的最大的新教教會團體。20世紀80年代該團體基本上為保守派控制，在神學上具有基要主義色彩。、基督后期圣徒教會即摩門教、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20世紀70年代后期基要主義復興的勢頭更加明顯，連一般被視為福音派影響較弱的新英格蘭也不例外。據1981年初的一份調查顯示，過去十年間該地區建立的350—450個教會中，幾乎都是福音派或基要派的教會，而該地區的8000個教會中約有一半屬于基要派或福音派。福音派和基要派是指在基督新教內部，在神學上持保守態度、信奉嚴格教義的教派，基要主義是福音派的亞種，或稱為福音主義右翼。
促使基督徒投入政治的另一個發展趨勢，是吸引有保守傾向的教徒。由于當時美國的離婚率非常高，以致家庭問題足以使整個社會分裂，因而成為當時美國公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之一。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政治中，家庭問題包括墮胎及性道德與行為問題。吉米?卡特在1976年競選總統將結束時，曾宣布召開白宮家庭會議。第二年，該計劃獲國會認可，其宗旨是重審家庭的作用及政府對其施加影響的方式。在華盛頓約有28個組織成立了一個聯盟，包括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和全國天主教慈善團體聯合會。新基督教右翼的家庭政策主要是加強傳統的家庭關系，支持雙親權威；拒絕政府可能做出的破壞家庭的任何動議；強調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包括在家庭問題之中的墮胎問題，把各教派都吸引到政治活動中。1973年聯邦最高法院對羅氏訴韋德和多伊訴博爾頓兩案做出墮胎問題的裁決后，許多宗教和非宗教團體在全國或州范圍內動員起來，企圖削弱或抵制關于墮胎問題裁決的影響，“保衛無罪的生命”的口號把宗教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動員起來并卷入政治漩渦。如1973年以后墮胎問題把羅馬天主教派與新教的基要派和福音派聯合起來，所形成的宗教聯盟由20多個宗教團體和約14個教派或教宗組成，維護墮胎問題的自由選擇權。Gillian Peele， 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13.
當時，重要性僅次于墮胎問題的，就是免稅法令以及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控制問題。20世紀70—80年代由于公立學校日趨世俗化及教育標準的下降，圣經教育和基督教價值觀備受歡迎，因此私立學校迅速發展起來。同時，在卡特政府任內，1978年國內稅務署要求所有1953年以后創辦的學校，必須遵守有關取消種族隔離的公共政策，否則享受慈善事業免稅的法令就對其無效。這一政策引起強烈的抵制，使大批浸禮會牧師與新基督教右翼結成政治聯盟。在反對國內稅務署這一舉措的運動中，基要主義和保守的福音派選民顯示出巨大的潛力。傳統道德的淪落也激起新基督教右翼的激憤，許多保守的基督徒認為，道德的退化與沒有在學校灌輸基督教的傳統價值有關。1980年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就學校祈禱問題舉行聽證會，基要主義一位領導人詹姆斯?羅比森指出，美國的災難是上帝對不遵守《圣經》信條以及取消學校祈禱所表示的憤慨。Gillian Peele， 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100.羅比森的觀點是新基督教右翼思想的集中反映，抨擊當代美國道德墮落所造成的惡果，是號召基督徒積極投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推動力。而且，官方對宗教事務干預的擴大引起政教雙方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議，如廢除課堂祈禱以及由國內稅務署判定何為宗教活動等。僅聯邦最高法院1980年秋開庭期間，就有2/3的案件與宗教事務有關，因此1981年春華盛頓舉行了有關政府干預宗教事務的大會，與會者有代表基要主義的浸禮會教徒、錫克教徒以及基督教科學派教徒等。Kevin Price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New York： Aaron Dom Press， 1982， p.185.由于道德和文化的墮落、墮胎合法化、上帝和《圣經》被逐出課堂、宗教事務受到政府的干預等，激起了基要派和福音派教徒的反叛，從而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宗教復興運動。
從美國宗教自身的發展史來看，宗教傳統有一個周期性的發展規律。美國是主要西方國家中宗教信仰最流行的國家，公認的美國宗教選民的比例比任何主要西方國家都要大，宗教勢力對美國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都有宗教變遷相伴隨”一樣，20世紀70—80年代，美國政治鐘擺從自由主義一邊偏向保守主義一邊的轉折時刻，伴隨著宗教信仰復興的變遷。20世紀70年代以前，宗教保守派對政治生活和社會事務漠不關心，70年代后，他們在保持傳統神學觀的同時，積極關注各種重大社會問題，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宗教保守派的政治觀點。迄今為止，新基督教右翼運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第二階段從80年代末至今。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建立的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是第一階段運動的代表性組織，在這一階段，雖然新基督教右翼的活動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但是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不多。80年代末，道德多數派正式解散，新基督教右翼運動轉入低谷，1989年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成立了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宣告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再度興起。第二階段由于運動的領導人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新基督教右翼的政治實力大大加強。美國的新基督教右翼運動是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發生危機、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解體的產物，對于美國選舉的政治聯盟重新組合發生了重大影響。它既是保守的，屬于右翼運動的范疇，但又是激進的，有別于一般的保守運動。其激進的動力主要來自中產階級下層，把宗教信仰復興與平民的激進政治聯系起來，并左右美國的政局，是美國政治史上周期性出現的一種值得重視的獨特現象。
可以說，美國宗教研究是研究當代美國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基督教右翼運動是美國宗教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基督教右翼現象已經在美國理論界引起了足夠的重視，我國學術界對此尚未有系統的研究。通過查閱大量的專業書籍和有關文獻并予以梳理、分析和總結，本書力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填補空白的作用，在對當代美國政治中新基督教右翼運動所施加的影響做闡述分析之后，以馬恩的思想和有關論述來對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做評析，探討新基督右翼運動對當代美國政治的影響，這對于深入了解當代美國政治的發展動向將是極其有益的。
二、 國內外研究動態分析
近年來，在美國學研究方面出現了一種可喜的現象：學者們開始打破以往囿于政治、經濟、歷史、軍事、外交等領域，而對美國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鮮有問津的局面，著力開辟一些新的研究課題，出版了數部有影響的專著和譯著。如《白宮中的上帝》（［美］R.G.哈切森著，段琦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美］艾倫?D.郝茨克：《在華盛頓代表上帝——宗教游說在美國政體中的作用》，徐以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榮格：《宗教與美國現代社會》，江怡譯，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美］J.D.亨特：《文化戰爭：定義美國的一場奮斗》，安荻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澎：《當代美國宗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雷雨田：《上帝與美國人：基督教與美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尚新建：《美國世俗化的宗教與威廉?詹姆斯的徹底經驗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張敏謙：《大覺醒：美國宗教與社會關系》，時事出版社2001年版。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董小川：《二十世紀美國宗教與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段琦：《美國宗教嬗變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美］喬治?馬斯登：《認識美國基要派和福音派》，宋繼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英］阿利斯特?麥格拉斯：《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董江陽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叢日云：《在上帝與愷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三聯書店2003年版。于可主編：《當代基督新教》，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董小川：《儒家文化與美國基督新教文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王慶獎：《“哀訴”布道與美國文化》，云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董江陽：《“好消息”里的“更新”——現代福音派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在以上這些著作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雷雨田先生之力作《上帝與美國人：基督教與美國社會》，是第一本由國內學者撰寫的論述美國宗教與美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關系的專著，填補了國內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空白，為讀者從宗教視角了解與認識美國社會開闊了眼界，進而推動了國內學界對美國宗教問題的研究。時事出版社出版的徐以驊先生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叢書，旨在全方位探討美國宗教史以及宗教在美國內政、外交和社會文化中的作用，并介紹國內外美國宗教研究的有關成果。主要包括美國宗教研究模式、美國宗教史、宗教與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宗教新右翼、宗教與美國全國性選舉、美國宗教多元化、宗教與2004年總統選舉等專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小川先生《二十世紀美國宗教與政治》一書，對美國宗教及其社會政治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在美國宗教研究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國政治學學者艾倫?D.赫茨克教授所著《在華盛頓代表上帝：宗教游說在美國政體中的作用》，是一本研究美國宗教游說團體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的權威著作，對主要的右翼和左翼宗教游說團體均作了公允和細致的分析。作者對宗教游說團體的活動作了細致的考察研究，不僅向讀者介紹了宗教游說團體的大體活動情況，而且還為讀者揭示出宗教游說團體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與美國政治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鵬教授一直致力于美國宗教研究，他是國內該領域開拓者。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劉澎先生所著《當代美國宗教》一書，對美國宗教及其社會政治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材料翔實、論證嚴密、觀點平和，在美國宗教研究領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書中有關章節介紹了美國的基督教右翼運動，但是他認為，基督教右翼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確實存在，但相當有限。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的段琦先生所著《美國宗教嬗變論》一書，從歷史學、宗教社會學、文化學多角度、全方位涉獵了美國各種重要宗教及其宗派團體。書中論及美國宗教的歷史與現狀及其演變進程，廣及各派的起源、教義、神學、禮儀、組織結構、活動方式，與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社會生活的關系，以及各派教徒的思想、感情、行為特點等，在時間和空間對比的范疇內概括出宗教文化變遷的本質特征。該書不僅是一幅美國宗教及其宗派的靜態圖譜，而且是一部美國宗教文化演變的百科全書，讀者從中領略的不是一般的知識，而是現代化、世俗化浪潮對神靈及其圣殿和信徒的沖擊，使其被迫或自覺適應的進程。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對異端的鎮壓和迫害再也看不到了，科學作為神學婢女的時代逐漸成為歷史陳跡，代之而起的是官方教會的衰落、白人上帝的變位、神學對科學的容讓，以及此岸的人性在彼岸世界的復歸。宗教現代化和世俗化的趨勢在該書涉及的教派中得以展現，在宗教學著作中實不多見，成為該書的一大特色。
但是，在中國對新基督教右翼現象的研究卻相當缺乏，由于史料的分散和缺乏，使得對美國新基督右翼運動的研究鮮有涉及，或散見于上述著作的各章節中，因此國內這一學術空白急需填補。在美國，宗教與美國政治關系的研究具有較長的歷史傳統，主要集中于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領域，研究成果豐富。但是，學者們雖然注意到了當今美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現實，卻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體現在他們出版的有關美國宗教的眾多作品中，仍主要著眼于猶太基督教及其相應宗派——即“主流文化”的研究。
新基督教右翼與當代美國政治前言基督教從保守政治勢力發展為單純的游說力量，這可以看作是20世紀晚期美國政壇最奇特的現象。時至今日，新基督教右翼已經證明它是美國政壇能長期發揮作用的一支力量，它關注議題所涉及的范圍從國內事務到對外事務，無所不包。在美國，作為活躍在美國政壇一種政治力量，新基督教右翼已經引起了足夠多的學術關注。在論述基督教右翼以及新基督教右翼的著作中，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介紹不同學者對基督教右翼以及新基督教右翼運動的觀點，第二類論述基督教右翼及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其中薩拉?戴蒙德所著《不僅僅是政治：基督教右翼的持續影響》一書，對支撐美國基督教右翼的思想根基和組織結構作了經驗性的考查，并重點考查了基督教右翼在其明顯的政治頹勢中如何保存自己，如何適應變化了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如何形成新的計劃并付諸行動，最終達到其期望目標的能力。賈斯汀?沃特森所著《基督教聯盟：復蘇夢想與重新認識》一書，是有關新基督教右翼運動第二階段的中心組織——基督教聯盟的目標與動機的紀實性研究著作。在這本著作中，沃特森把其研究的重點局限于帕特?羅伯遜與拉爾夫?里德執掌時期的基督教聯盟。上述兩人的出版著作可以說是一項制度傳記研究，追尋了基督教聯盟從其最初希望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的理想到其成功地與政治現實相適應（或者說自我妥協）這樣一個發展歷程。
新基督教右翼已經在美國理論界引起了足夠的重視，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無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由于作者的分析角度不同，以及受作者自身社會文化背景的限制，可能會影響到其結論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仍有繼續深入挖掘并進行理論闡述的必要。本書的研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具體運用政治學、宗教學的基本理論分析美國新基督教右翼運動與美國政治的關系，在此過程中，主要運用了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歷史研究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解析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對當代美國政治的影響。
三、 框架及主要觀點
美國的猶太基督教傳統呈現猶太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三分狀況，但是從本質上看，美國文明的基礎是新教傳統。當前美國的基督教新教依照政治態度來劃分，分為自由主義的主流派（Mainline）和偏于保守的福音派（Evangelical）兩個陣營。福音派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一直是美國社會中最強大的宗教勢力，一戰后，新教福音派作為主流文化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引起這種變化的是社會的現代化及其沖擊，傳統的美國價值觀在20年代以后逐步崩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保守的神職人員的政治參與熱情還遠低于主流派，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情況便大不一樣了。
新基督教右翼運動（The New Christian Rights）是指美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的宗教保守派及其活動。新基督教右翼運動中的主要派別有道德多數派、基督教福音派等，它的基礎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該派在神學上是保守的，信徒主要是美國中下層人士。通過寄共和黨籬下，新基督教右翼勢力一直努力試圖把他們的價值觀融入到美國社會政策之中。迄今為止，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已經走過了兩個階段，相對于過去第二階段的政治性更加強烈，其所獲得的政治力量主要來源于各地的組織活動。從對社會政治的參與方式看，新基督教右翼主要是以世俗的、社會行動團體的形式，而非宗教組織的名義進行活動，其形式類同美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有“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和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福音派的政治活動一直同共和黨的“親家庭”（pro family）、“親道德”（pro morality）社會綱領相濡以沫，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宗教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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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玲，女，漢族，1970年生，安徽宿州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法學博士，上海市美國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學。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系訪問，現任職于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曾獲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社科院第二屆“青年學術論壇”征文一等獎，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甘肅社會科學》《云南行政學院學報》《俄羅斯研究》《重慶社會科學》等刊物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持和參與多個科研項目，曾參與兩部書稿的寫作以及一部英文版書稿的翻譯工作。
第一章 美國世俗化的宗教及其歷史演變
新基督教右翼與當代美國政治
美國的基督教最早是隨著殖民運動從歐洲（英國）“舶入”的。但是，從一開始，它的確立和發展便采取了獨特的方式，逐漸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方向，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盡管按照甫斯特爾?德庫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的說法，基督教完全不同于古代宗教，決不是地域的，“既不是任何家庭的家族宗教，也不是某一城市或某一種族的民族宗教。不屬于哪一等級，也不屬于哪個社團。它一出現就聲稱自己屬于全人類”。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p.391.然而，歷史的嚴酷事實似乎已經證明，面對不同的地域環境、不同的社會條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基督教必須隨時調整自己的策略，改變自己的形式。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譬如，利瑪竇的成功就在于他能適應中國文化，附儒敬孔。為使基督教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長，西方傳教士不斷改變策略，以順應中國國情，甚至不惜放棄“洋教”口號，發起教會本土化運動。中西文化背景相異是基督教輸入艱難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傳教士最初在日本也遇到相似問題。即使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基督教形式也需不斷革新和變化，以應對不同的處境和新的挑戰。關于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情況，可參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轉下頁)基督教在美國也遇到類似情形。歐洲的基督教要在新的土地上生存，必須改變自己的原有形態，以適應新大陸的人文地理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基督教有其自身的生長和成形過程。(接上頁)（青年協會書局1940年版）、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1990年版）、唐逸主編：《基督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孫尚揚：《基督教與明末儒學》（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王曉朝：《基督教與帝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等。
第一節美國基督教的思想來源
最早進入北美的歐洲移民絕大部分是基督徒。16世紀主要是西班牙和法國的天主教徒，《牛津基督教史》稱：“從1492年或1565年起，在該半球或即將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著一種羅馬天主教原有的壟斷模式。”［英］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張景龍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頁。天主教各修會先后向北美派遣大批傳教士，并在北美各地建立天主教會，其中尤以魁北克、馬里蘭、賓夕法尼亞等地最為有名。17世紀初，英國的各派新教徒大量涌入，并在新英格蘭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殖民地，向天主教的壟斷發起挑戰。到了18世紀，英國擊敗西、法、葡等國，確立了它在北美的殖民體系，新教的勢力范圍也隨之擴張。到1800年，美國大約有500萬白人居民，幾乎所有的人都具有新教背景。“當時，美國不僅在總體上是一個基督教社會，而且特別是一個新教社會……”［英］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張景龍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頁。有關歐洲基督教傳入北美的情況，亦可參見唐逸主編：《基督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292頁。當然，在美國，任何教派都不可能實現“大一統”的局面。移民來自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文化背景大相徑庭，帶來的宗教信仰自然千差萬別，甚至相互敵視。即使同信上帝，其信仰方式和崇拜禮儀也未必一致。眾多的宗教派別，混亂的信仰秩序，使這個基督教國家的畫面變得異常復雜。不過，美國畢竟是一個“大熔爐”。也許美國的基督教就是這種融合力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的生命力或許就在于能夠通過不斷創新和變革，包容這種多異性。
從美國的思想文化史看，影響美國基督教歷程的主要有三大思潮：清教主義、啟蒙運動和實用主義。按照卡莫迪（Denise Lardner Carmody）的看法，清教主義滲入了美國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它的人性論，甚至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團體衰落之后，仍然強烈地影響著美國的宗教和教育，其基本原則幾乎已經嵌入美國人的天性參見D.L.Carmody， The Republic of Many Mansion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p.10—11。。啟蒙運動盡管范圍相對狹窄，但直接決定了美國的法律精神，為美國宗教文化的世俗性和多元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法律保障。實用主義是美國的本土哲學，它不僅將人的行為置于理論之上，而且為宗教信仰在俗世凡間爭得一席之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三種思潮是美國基督教思想的基礎和源泉。
一、 清教主義
清教主義是美國早期宗教生活的主流，先后持續150年。清教主義發源于歐洲，原指英國圣公會內部清洗羅馬天主教殘余的改革運動。傳入美國之后，則與加爾文主義緊密結合，變成基督教生活一個完整的理論和實踐。殖民初期，英國清教徒在弗吉尼亞建立第一個殖民地。隨后，大批的英國清教徒涌進新英格蘭，清教勢力在這里迅速壯大，清教主義也得以廣泛傳播。
由于原來的背景不同，移民中教派林立，各樹一幟，其中最有勢力的一支當屬加爾文宗。盡管圣公會、震顫派及其他一些教派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加爾文主義。但是他們都承認，人性原本墮落，必須接受神明的恩典，這正是加爾文主義的核心。因此，加爾文主義在美國生長擁有廣闊的土壤。不過，清教主義并不嚴格恪守加爾文主義的神學思想，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修正，至少有兩方面的明顯特征：（1）拒絕上帝審判的武斷和極端，將加爾文主義的絕對上帝變成可理解的，納入理性的普遍秩序，從技藝和契約的角度解釋上帝的恩典。（2）強調教會社會的互約（Church Social Covenant），模糊并削弱“恩典之約”與個體遴選的界限。清教主義的這兩個特征最清楚地表現在它的“互約論”上。
互約論的哲學基礎是劍橋柏拉圖主義，尤其受益于彼得?拉謨斯（Petrus Ramus）。拉謨斯哲學于1580年由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引進劍橋大學，并促成劍橋柏拉圖主義的興起，后來成為公理宗護教士的理論基礎。劍橋清教徒的一些哲學著作介紹了拉謨斯的思想，后傳入新英格蘭，當作哲學教材。托馬斯?胡克（Thomas Hooker）曾在劍橋研究拉謨斯哲學，后來移民美國，成為新英格蘭的清教領袖，直接影響美國公理會的學說。拉謨斯擯棄了中世紀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證明邏輯，將柏拉圖的辯證法系統化，奉為創造和發明自然的技藝，其實質屬于上帝。這種理論比較符合商業社會的運作概念，因而得到中產階級和商界的普遍歡迎。但是，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理想既非單純的商業冒險，亦非神圣的圣徒王國，而是“柏拉圖唯心主義與美國商業繁榮的混合物”。于是，“上帝的‘選擇’與‘眷顧’成為獨立王國的約束和意識形態”。Herbert W.Schneid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7.
恩典之約是以犧牲宗教個人主義為代價的：既然自然法則歸于神的秩序，社會義務歸于神的命令，那么，個體教徒必須將自己歸屬于某個宗教社團，個體的救贖只有通過教會才可能實現。結果導致個體與教會的沖突日益加劇。其實，這種沖突背后隱藏著更深的社會宗教矛盾。首先，隨著社會生活世俗化，在人們心目中，事業的地位漸漸高于靈性的生活，教會的清規戒律卻束縛著個人事業的發展。其次，教會規定的釋罪方式盡管賦予神以理性的理解，但逐漸理論化、凝固化和外在化，遠離人的內心體驗，遠離人的靈性生活，個人幾乎喪失自身的宗教感覺。在清教徒中，最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矛盾的是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他將洛克的經驗主義與歐洲的虔信主義結合起來，為美國的“大覺醒”運動提供理論依據，重新恢復了宗教個人主義傾向。
二、 啟蒙運動
美國啟蒙運動思想主要受英法兩國革命的影響，洛克、休謨以及法國百科全書派的著作在美國廣泛流行，自由、平等、博愛成為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等同于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精神。自然，這個運動不能完全獨立于宗教。如果說，英國輝格黨取得光榮革命的勝利是英國清教運動的繼續和頂峰，那么，美國的啟蒙運動則是將新英格蘭清教主義世俗化的結果。這種轉化不是由教士進行的，而是依靠那些出類拔萃的政治家，諸如賽米爾?亞當斯、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斐遜、詹姆斯?麥迪森等人。他們著書立說，搖旗吶喊，為一個新興國家的誕生尋求理論的準備。
不過，啟蒙運動對美國基督教的貢獻，倒不是因為它鼓吹某一宗教派的教義或原則，而是因為它倡導宗教自由，從法律上為各派宗教的發展開拓空間。如美國1791年頒布的《人權法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確立某一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不得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剝奪人民和平集會以及向政府請愿的權利。”參見《世界人權約法總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頁。政府對于宗教事務始終保持中立態度，決不允許因公民是否信教，或信哪派宗教而侵害他們的權利。正如杰斐遜所說，“唯獨自由討論”才能保證宗教的純潔和人的尊嚴。同樣，一切世俗的活動，譬如科學探索和政治追求，也不應受到政府或教會的干預，否則，它們將失去內在活力和原創精神。
不難看出，宗教自由是以市民社會與宗教事務的分離為基礎的。隨著世俗的政治道德基礎逐漸建立，宗教個人主義蓬勃發展，政教分離原則才逐步為世人所認同，并成為國家立法的基本原則。美國啟蒙領袖清楚地看到，要使美國免除歐洲宗教界長期遭受的災難和痛苦，政教分離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在他們看來，政府的立法權只能觸及傷害他人的行為，并不允許進入信仰領域。正如帕多夫（Saul K.Padover）所說：“政教分離是自由和幸福必不可少的條件。”K.P.Padover，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gional Offices， 1965， p.71.
啟蒙思想家威廉?錢寧認為，政治、宗教以及倫理學的原則是統一的，是完善人性。只有理解了人，才知道如何發展人的潛能，按照神諭管理世界。真正的仁愛應是博愛，向社會廣泛傳播，上帝的作用是幫助人逐步自我完善，這是一個道德升華過程。人的再生同時意味著社會再生，與社會進步是同一的。社會成為上帝恩賜的通道，不再局限于特殊的教會。道德的升華主要依靠宗教，因為人性的變化是人靈魂的凈化，社會的外部變革對此無能為力。況且，“腐化的制度為同樣腐化（假如不是更加腐化的話）的制度所替代，基本的原則依然在個人和民族的內心生長。根治腐化的唯一方法是道德變化，只有基督教及伴隨它的神圣力量，才最為適當”。W.H.Channing， Memoir of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Boston， 1848， Ⅱ， p.249.錢寧的這種博愛主義對人的道德和人性充滿希望，正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精神。
三、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對哲學世界的一個原創性貢獻”。J.P.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它的生長一方面扎根于美國本土文化，尤其是上面所說的清教主義和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則繼承歐洲的哲學傳統，反思其局限，試圖破除自笛卡爾以來一直統治西方哲學領域的二元哲學。“實用主義”（Pragmatism）一詞源于希臘語，意思是“行為”（deed）或“行動”（action）。按照一般理解，實用主義指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哲學運動，主要以皮爾斯、詹姆斯、杜威等人為代表，主張觀念唯獨與它們所產生的實踐效果相聯系才有意義。人們將這個時期的實用主義稱作“古典實用主義”。20世紀下半葉，美國出現實用主義的復興運動，更加強調哲學的人文特點，以反對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這種實用主義叫做“新實用主義”。參見J.P.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實用主義，尤其古典實用主義，對美國基督教的復興與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美國宗教文化的一個重要基礎。實用主義從誕生之日起，便表現出深切的宗教關懷。這不僅因為實用主義已經滲入美國宗教文化，潛移默化地改變人的觀念。而且因為實用主義直接闡發了一種宗教哲學，分析和揭示了宗教的特點，從理論上為美國宗教提供了依據。威廉?詹姆斯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詹姆斯一生關注宗教問題，他的生活及學術都滲透著深刻的宗教關懷。其基本問題是，科學時代的宗教如何可能。他對宗教的本質和內涵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試圖從徹底經驗主義道路出發，重塑宗教信仰。
實用主義的自然主義已經遠離了傳統宗教。從這個角度看，它的確與宗教的世俗化具有同一方向。不過，實用主義的自然主義并沒有否定或放棄宗教，也不打算腐蝕或削弱宗教。恰恰相反，實用主義從初創時起，其真正意圖就是重建宗教，拯救信仰。它所以與傳統宗教不同，只不過是在自己的自然主義范圍內采取了一種新的認信形式。也就是說，實用主義理解的宗教和神學與它的自然主義并不沖突。在實用主義這里，宗教信仰圍繞著有限與超越的張力展開，實際上已經從超自然領域轉移到自然領域，從來世轉移到現世。宗教和神學與人們活生生的經驗聯系在一起，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
實用主義是美國宗教文化的主流，在塑造美國基督教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用主義的自然主義并不意味著宗教的世俗化或宗教的終結，而是為了促進世俗化的宗教，這種意義的宗教和神學顯然與傳統大相徑庭。更確切地說，實用主義為美國世俗化的宗教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節美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從美國思想文化史的清教主義、啟蒙運動和實用主義三思潮，可以窺見美國基督教成形和演變的一般趨勢。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為人們所公認：
一、 宗教私人化
美國的政治家歷來都在說，美國宗教是個人的宗教而不是國家的宗教。17世紀以后，強調個人宗教體驗和個人良心的呼聲越來越高，大有用個體取代教會的趨勢。杰斐遜曾說：“我自己就是一個教派。”潘恩也說過：“我的心靈就是我的教堂。”宗教似乎成了個人的私事。到19世紀，宗教團體甚至“必須競爭消費市場，其興衰完全取決于個人宗教口味的變化”。R.N.Bellah， Habits of the Heart， 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233.
應該指出，進入私人領域的宗教與傳統的宗教相距甚遠。在傳統宗教里，上帝居于超驗的世界，充滿了神秘、魔魅和奇跡，信徒必須通過教會的典儀與神發生聯系。于是，教會制度異常重要，成為連接天與地的臍帶，成為維系個人生存意義和社會價值系統的支柱。因此，“各種宗教機構一直作為社會的壟斷者而存在，就是說，它們壟斷著為個人和集體生活所做的終極論證。確切地說，宗教制度實際上就是種種制度本身，是調節思想和行動的力量。被宗教制度解說的世界曾經就是世界本身，它不只靠世俗的社會力量及其社會控制工具來維持，基本上是靠那個社會的成員們的‘共同常識’來維持”。[美]彼得?貝格爾：《神圣的帷幕》，高師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頁。然而，當宗教進入日常生活的私人領域，便以“特有的現代形式表現出來，即表現為一個未受強制的當事人自愿采用的一種正當的結合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個體化”。“這意味著，私人宗教是個人或核心家庭的‘選擇’或‘愛好’問題，事實上缺乏共同的、有約束力的性質。這種私人宗教對接受它的個人來說無論多么‘實在’，卻不再可能完成傳統宗教的任務，即建造共同的世界，使一切社會生活都獲得終極意義，約束每一個成員。”[美]彼得?貝格爾：《神圣的帷幕》，高師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頁。
宗教在私人領域找到倫理基礎，逐步地此岸化，其結果是宗教統一體解散，傳統宗教制度慢慢消融。人們的信仰形式發生變化，私人決斷在認信過程中起決定作用。與此相應，人們理解上帝和談論上帝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改變。難怪施勒貝克斯從傳統神學的立場上抱怨：“我們今天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意識到一個事實，即我們沒有真正的上帝概念，人們可以提供的每一種上帝概念，其實都是無上帝的（godless）。因為它們都否定了上帝的超越性。其結果是上帝的概念岌岌可危，很可能成為空洞的，即抽象的虛無。”E.Schillebeeckx， God the Future of Man， New York： Sheed & Ward， Inc.， 1968， p.70.不管施勒貝克斯的看法是否正確，他的抱怨至少肯定了一個事實，即私人宗教的信仰形式與傳統宗教顯然不同。
二、 宗教多元化
美國憲法為宗教多元化提供法律保障，美國種族及教宗的多異性則使宗教多元化成為必然。這不僅因為最初的殖民者來自不同的宗教傳統，而且，因為新興宗教層出不窮。宗教個人主義強化了多元化的趨勢：既然人們遵循自己的良心，體驗自己的上帝，多樣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新基督教右翼與當代美國政治第一章美國世俗化的宗教及其歷史演變各種宗教，無論大小，不管新老，其價值都是相同的、平等的，彼此寬容，和平共處。也許，這正體現了美國人“基于多的一”（epluribus unum）的座右銘。單就基督教而言，現在恐怕只有“上帝”一詞是大多數信徒彼此認同的依據了，假如進一步追究“上帝”意味著什么，其間的派別和陣營便清晰可見。正如威爾?赫伯格（Will Herberg）所說，“在美國，宗教多元主義不純粹是一個歷史的和政治的事實。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它是事物的初始條件，美國生活方式的本質，因此，其本身就是宗教信仰的一個方面。換句話說，美國人相信，宗教團體的多元化是正當的、合法的情形”。W.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rev. ed.，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p.85.宗教多元化已經成為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宗教歷史的分水嶺。從那時起，美國宗教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宗教多元化的發展，新教失去了自殖民地時期以來的主導地位，它與羅馬天主教和猶太教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美國共有250多個不同的宗教派別，222萬多個地方性教會團體。新教（福音教派、新教主流派、黑人新教）、羅馬天主教和猶太教是美國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徒最多，約有7200萬人，幾乎占基督教會員的58%，主要分布在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羅馬天主教約有6000萬信徒，大多是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波蘭人后裔，主要集中在美國東部大城市，在美國教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猶太教約有550萬信徒，多是東歐和俄國的猶太移民后裔。黃也平：《今日美國全書》，中國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847—848頁。除以上三大教派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要宗教在美國都有信徒。
三、 宗教現代化
現代社會的急劇變化，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世俗世界觀的廣泛流行，給宗教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危機，美國基督教主題的歷史演變亦表現出顯著特點。與歐洲新教改革相比，北美的新教徒最初相當保守，將近一二百年的時間，他們的宗教思想始終圍繞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救贖”意味著解脫，洗刷罪惡，不再因原罪而觸怒上帝。教徒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與上帝建立友好關系，以逃避煉獄之火，爭取來世升入天堂。然而，隨著新世界的科學技術蓬勃發展，人與自然形成新的關系；美國的政治經濟地位逐漸穩固和提高，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和政治交往日益頻繁；國內一系列思想文化運動相繼發生。在這種環境的刺激下，美國基督教的視點開始偏離耶穌基督，漸漸轉向世俗文化和科技前景的終極蘊涵。宗教的現代化并未徹底改變宗教的唯心論本質，現實社會中腐蝕宗教的兩大因素——科學與教育的發展，使美國宗教危機的總趨勢始終不會改變。美國教會人士在新形勢下對傳統神學、組織結構、圣禮以及活動宗旨與方式、教際關系進行改革，拋棄某些陳腐立場，甚至提出一些進步綱領，這些“現代化”的措施，暫時消除了部分危機，同時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文化動力。
這當然不是說，耶穌基督已經離開人們的視線，相反，熱情的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對他仍然抱有虔誠的信仰和濃厚的興趣。而是說，“從整體上看，美國今天的宗教思想并不以基督為中心”。D.L.Carmody， The Republic of Many Mansion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7.而且，只要人類的未知領域、人類暫時不能克服的現實危機或苦難繼續存在，人類就仍然需要上帝的精神慰藉。特別是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發展的工業化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益疏遠，提倡“讓世界充滿愛’的教會將長期成為安定國家、凝聚社會向心力的強大紐帶。上帝文化與現代科技的融合，是當代宗教適應現實最重要的途徑之一。狄克等人也指出：“按照定義，社會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個人宗教熱情的喪失。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這個事實。”G.Dekker et. al. ed.，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p.2.
四、 世俗化的宗教
假如用一個詞來概括美國基督教的特征，最恰當的恐怕莫過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確有人用“世俗化”概括美國基督教的特征，威爾?赫伯格曾經指出，美國基督教的興起始終伴隨著世俗化過程。他認為：“在美國環境的影響下，歷史上的猶太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世俗化，意思是說，作為部分被整合到美國生活方式所規定的更大的整體中。基督教和猶太信仰所以倍受珍視，乃因為它們有助于實現美國人期望共享的理想和標準。凡涉及一切美國人信仰以及官方宗教談論的上帝，主要都是為了支持和鞏固他們信仰的最高價值，這種信仰凝聚在美國生活方式中。宗教的世俗化恐怕已經無以復加。”W.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rev. ed.，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pp.82—83.因此，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即所謂“世俗化的宗教”（secularize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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