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插隊的時候，我喂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閑逛，饑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后，給它們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干活，后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么消遣。有極少數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干。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準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里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些斗雞，后者像些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么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以下談到的一只豬有些與眾不同。我喂豬時，它已經有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家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著。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把它當寵兒來對待，它也是我的寵兒——因為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該劁掉。不過你去試試看，哪怕你把劁豬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來，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來。我總是用細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夠了以后，才把糠對到野草里喂別的豬。其他豬看了嫉妒，一起嚷起來。這時候整個豬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飽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豬去了。我們這里也有母豬，都關在圈里，被過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臟又臭，它對它們不感興趣；村寨里的母豬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跡，但我喂豬的時間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寫了。總而言之，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們就不這么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后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實，把它叫做“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后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里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干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采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是動了真格的，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了內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起兩把殺豬刀沖出去，和它并肩戰斗，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只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總之，我在一邊看著。豬兄的鎮定使我佩服之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于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之極。以后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本篇最初發表于1996年第11期《三聯生活周刊》雜志。
我為什么要寫作
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么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么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里面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癢癢。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干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盡量避免爬山。從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為少見。這是因為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并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并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念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要干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志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么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圣嘆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么發生的：1978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盡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家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于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少數壞干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條驢，并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后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并且頭發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后來我一直抑制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只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里。”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只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干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有關美國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永遠是在經商熱中，而且永遠是一千度的白熱。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后以為那里有某種氣氛會有助于人立志寫作就錯了。連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覺得不該學邏輯，應當學商科或者計算機。雖然他依舊無限仰慕羅素先生的為人，并且竭其心力證明了一項幾十年未證出的邏輯定理，但是看到有錢人豪華的住房，也免不了嘮叨幾句他對妻兒的責任。
在美國有很強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掙錢，比方說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幾百畝草坪，有的有幾千畝草坪，所以僅就住房一項，就能產生無窮無盡的掙錢的動力。再比方說汽車，有無窮的檔次和價格。你要是真有錢，可以考慮把肯尼迪遇刺時坐的汽車買來坐。還有人買下了蘇聯的戰斗機，駕著飛上天。在那個社會里，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對同伴說：我爸爸窮。我要是有孩子，現在也準在那里掙錢。而寫書在那里也不是個掙錢的行當，不信你到美國書店里看看，各種各樣的書脹了架子，和超級市場里陳列的衛生紙一樣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積慮一頁頁寫出的衛生紙，肯定不是好行當。除此之外，還有好多人的書沒有上架，窩在自己的家里。我沒有孩子，也不準備要。作為中國人，我是個極少見的現象。但是人有一張臉，樹有一張皮，別人都去掙錢，自己卻在干可疑的勾當，臉面上也過不去。
在美國時，有一次和一位華人教授聊天，他說他的女兒很有出息，放著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獎學金不要，自費去念一般大學的law school（編者注：法學院），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書香門第。其實這是舍小利而趨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問問律師掙多少錢，人類學家又掙多少錢。和我聊天的這位教授是個大學問家，特立獨行之輩，一談到了兒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獨行了。
說完了美國、蘇聯，就該談談我自己。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八年小說，也出了幾本書，但是大家沒怎么看到。除此之外，我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這時我總善意地想：寫信的人準是在領導那里挨了罵，找我撒氣。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桿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還在減熵過程中。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減熵過程，但是這是說人類。具體說到自己，我的行為依舊無法解釋。再順便說一句，處于減熵過程中的，絕不只是我一個人。在美國，我遇上過支起攤來賣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書的家伙，我要和他說話，他先問我怕不怕聯邦調查局——別的例子還很多。在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處流、蘋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這一宏大的過程，看到的現象相當于水往山上流、蘋果飛上天、兔子吃掉狼。我還可以說，光有熵增現象不成。舉例言之，大家都順著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準會在個低洼的地方會齊，擠在一起像糞缸里的蛆。但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能解釋的，假如你把熵增現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話。
當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話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但是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摘自《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經典語錄/名句
1.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2.有些話仿佛永遠講不出口，僅僅是因為別人已經把反對它的話講了出來。因為這些話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話語，甚至不能形成有條理的思路——它就變成了郁結的混沌。而已經講出的話被人們一再重復，結構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講出來。
3.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于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
4.生活方式像一個漫長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宮。
5.任何一種負面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多亂七八糟的細節，使它變得很有趣。人就在這種趣味中沉淪下去，從根本上忘記這種生活需要改變。
6.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干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閑，干完了又說她干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
7.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惱的問題就變得易解。
8.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認為它不值得一做；某個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覺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種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會以為它不值得一過。
9.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開的書，我們更希望這本書的主題始終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變題目！
10.以后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11.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里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望斷天下的是非曲直，結果把一切都管的一團糟。
12.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13.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
14.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
15. 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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