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的轉型，以及新城市政治的出現；美國集體所有制與社區控制的歷史淵源；集體所有制的實踐與現實，探討了集體所有制在實現地方對生產、再生產和交換的控制中所發揮的作用；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和社會轉型等問題。作者強調了集體所有制的潛力與缺陷，以期在資本流動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為地方和社區經濟發展指明方向。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經歷了一場劇變，經濟關系日趨全球化，資本流動性日益增強，盡管總體經濟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呈增長趨勢，但美國全國各地的工人和社區的生活結構卻發生了異化，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這種情形促使本書作者去探索這種政治和經濟關系的重構。因此，《全球資本下的社區治理》能告訴讀者：面對流動的資本，地方居民能夠做些什么？
人們常說，一切政治問題都是地方性的。那么，一切經濟問題呢？美國人樂于相信，美國的政治是參與的、民主的。那么，美國的經濟呢？
——《伯克希爾鷹報》（BerkshireEagle,1992）
實際上，每個有所預見（prediction）的人都有一個正致力于實現的“規劃（programme）”，其預見本身就是推動該規劃實現的要素之一……可以說，只有當其預見的客觀一面與規劃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時，才能成其為真正的客觀性。
——安東尼奧?葛蘭西，《現代君主論》（AntonioGramsci,TheModernPrince）
以上面兩段引文為本書的開場白是因為它們很好地體現了兩套觀點與問題的核心要義。第一段引文來自馬薩諸塞州皮茨菲爾德市（Pittsfield）的地方報紙，它正在為保留當地僅有的一家利潤微薄的工廠而斗爭。這家工廠所在的跨國公司老板決定將其關閉，把生產轉移至佛羅里達州（Florida）的一家無工會車間。這段引文準確反映了如下現實：盡管總體經濟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呈增長趨勢，但全國各地的工人和社區的生活結構卻發生了異化，生活水平每況愈下。這正是本書的寫作原因。某些學術與通俗刊物不斷宣稱，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隨時能以令人咂舌的速度流動到任意地方。對此，《伯克希爾鷹報》的前任主編馬克?米勒（MarkMiller）和我都不禁疑惑：面對流動的資本，地方居民能夠做些什么？
第二個問題在葛蘭西風格的晦澀陳述中有所體現，它旨在表達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政治理論研究不能脫離實踐基礎（即便能做到，也做不好，更不用說構建一種有益于自己支持的政治實踐的理論）。現實世界遠比理論描述更為混亂且充滿沖突。因此，本書力圖在學術理論與現實世界之間建起溝通的橋梁。
葛蘭西那段話的涵義遠不止此，它還意味著，要實現政治勝利，必須先設立議程，而且，只有當我們參與到議程相關的制度與結構的創建過程中時，這一議程才會變得清晰。也就是說，“我們所能預測的未來是，我們正致力于實現的未來”（Katz,1995,p.167）。本書旨在促進和實現一個更加公平和正義的世界，以確保地方居民能夠對影響其生活的經濟進程、結構與制度擁有更大的主導權。這是我所期待的未來。本書源自于為實現這樣的未來而做的各種投入和參與活動，作為一次審慎的嘗試，我也希望本書能推動導向該未來的“規劃”的構建。
這兩段引文是相互照應的，因為，地方控制條件的創造并非終極目標，只有當它是構建更加公平的工作與生活城市與空間的進程中的一部分時，“條件創造”才是期望的結果。地方自（或地方控制）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用以改變當前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權力關系。該目標內在地要求創建更具參與性和更為民主的經濟制度，并將此民主機制施行于地方上。這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建議，它并非基于某種完全脫離現實和生活的烏托邦式愿景，美國現有的多種地方集體所有制無不以此目標為創設初衷。盡管如此，這些地方集體所有制依然存在許多經驗性和政治性問題，譬如：它們形成了多少地方控制？它們內部又有多公平？
因此，本書圍繞兩大主題展開：一是檢視在當前資本流動、新自由主義運動與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地方自治的潛力與實現的可能；二是探析地方自治的結構是否能公平地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這兩大主題共同揭示了：人們在與構建了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制度的互動中不應是無力的，相反，這些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的構建必須以地方和社區為基礎。
詹姆斯�6�1德菲利皮斯，美國羅格斯大學愛德華�6�1J.布魯斯丁規劃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城市與社區的政治與經濟。
致謝
前言
第1章資本流動、“新城市政治”與地方自治
第2章集體所有制、社區控制與發展——長遠之見
第3章勞動集體所有制
第4章住房集體所有制
第5章貨幣集體所有制
第6章結論
余論我們的反抗必須像資本主義那樣地方化——地點、范圍與反全球化抗議運動
參考文獻
那么，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自治？首先，我們需要將自治理解為一種權力形式，而自治就是一種關系性的建構。自治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個過程、一套復雜的社會關系。地方上的行動者若想自治，就必須改變那些他們身處其中的社會關系，并更大程度地控制這些關系。其次，自治是關系性的，但這不意味著它就無從定形、無可辨識或無所定址。自治本身也許并不存在實體，但它確實在關乎地方關系核心的機構中找到了表現形式。當雷克（Lake,1994）將地方自治定義為“地方對地點的社會性構建的控制力”時，他其實是在談論地方上的行動者控制那些將他們與外界聯系起來的機構的能力。再次，試圖實現自治的行動者的政治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地方自治的可能性。當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現有權力關系以及資本的霸權現狀既是地方權力關系的結果，也是其構成要素。因此，當地方力圖控制它們與“超地方”世界之間的關系時，其地方內的活動也將獲得各種不同的機遇。對于與資本相對立的地方性政治項目來說，其自治可能性就明顯受到限制。孔羅伊（Conroy,1990）針對佛蒙特州的伯靈頓政府的社會主義者所面臨的制度性障礙的精彩案例分析就是力證。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地方行動者就能完全掌控他們所在地的地方的形成，或在其與外界的聯系中實現完全自治，罔顧所承擔的政治活動和所構建的機構框架。地方內嵌于并建成于太多社會關系之上，以至于地方行動者們也無法完全控制他們所在地方的形成。同時，和所有的權力形式一樣，自治天然地會有反對，與地方形成有關的沖突也從未消弭，只是暫隱于“常在”之下。于是，可將地方自治定義為，地方居民對界定并生成了地方的機構和關系的不完全控制能力，而且對這種控制能力的爭奪從未間斷。
根據地方自治的這一定義，對新城市政治（NUP）的解釋隨之產生。無自治（noautonomy）與高度自治（hyperautonomy）這兩種結論都過于簡化。與日俱增的資本流動并未置地方于無能為力之地（或奪走地方的自治）。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一系列復雜關系一直在塑造地方。當前的資本流動只是意味著，若想實現地方自治，地方內的行動者們必須建立資本積累的結構和機構，通過轉變資本所依賴的地理范圍來限制資本流動潛力。
反過來看，吸引新流動資本的可能性的持續增加，并沒有形成任一形式的高度地方自治，因為地方的形成仍被更大范圍的資本所控制。也就是說，如果自治被理解為創造合適條件以吸引外部投資的能力，那么將地點簡單定義為資本累積場所的能力就仍無異議。根據新地方主義學派學者列斐伏爾的分析框架，對空間表征的控制（它是如何被構思、投資以及建造出來的）仍屬于更大范圍上的資本，而非地方層面上的行動者們。只有認識了地方和自治的關系性和過程性特征，有關新城市政治的理論爭議才不會誤入歧途，將地方政治引向狹隘、局囿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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