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相關研究將收益國際差異的形成原因或者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壟斷與不平等交換條件，或者歸因于市場勢力，又或者從技術水平差異和技術進步角度對其加以解釋，卻均沒有以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為基礎，從生產要素層面來研究這一問題。鑒于此，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基本規律，結合數理模型在理論上充分論證了在要素國際流動背景下，要素稀缺性通過影響一國要素和產品的溢價能力，從而決定了直接投資收益與貿易收益的國家間差異，并在依據生產要素國別屬性分離各國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國民收益基礎上，通過構建包含40個國家的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對理論分析進行了經驗驗證。
傳統國際分工向要素國際合作的轉變，使得只有從“生產要素”這一生產投入的源頭出發，才能清晰界定出一國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國民收益，一國的直接投資與貿易收益歸根到底是其本國要素參與國際要素合作生產和出口所獲取的要素收益。在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背景下，只有從生產要素角度出發，才能厘清各國的投資與貿易收益并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收益差異的形成根源。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發展迅速，20世紀中期全球FDI存量僅為國際貿易總額的50%，至2013年該比值已達142.64%。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質是以資本為載體的一系列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其結果形成了“要素合作型國際專業化”（張幼文，2013），這從微觀層面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基礎，各國經濟的相互融合滲透到了經濟活動的整個過程，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在要素流入國共同合作實現生產過程。一國出口的產品不再如傳統分工下完全由本國的要素生產，而是成為多國生產要素共同合作生產的結果。傳統國際分工向要素國際合作的轉變，使得只有從“生產要素”這一生產投入的源頭出發，才能清晰界定出一國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國民收益，一國的直接投資與貿易收益歸根到底是其本國要素參與國際要素合作生產和出口所獲取的要素收益。在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背景下，只有從生產要素角度出發，才能厘清各國的投資與貿易收益并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收益差異的形成根源。
然而，現有相關研究將收益國際差異的形成原因或者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壟斷與不平等交換條件，或者歸因于市場勢力，又或者從技術水平差異和技術進步角度對其加以解釋，卻均沒有以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為基礎，從生產要素層面來研究這一問題。鑒于此，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基本規律，結合數理模型在理論上充分論證了在要素國際流動背景下，要素稀缺性通過影響一國要素和產品的溢價能力，從而決定了直接投資收益與貿易收益的國家間差異，并在依據生產要素國別屬性分離各國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國民收益基礎上，通過構建包含40個國家的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對理論分析進行了經驗驗證。
本書主要內容安排如下：
緒論部分就研究問題的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的主要內容以及論文可能的創新進行了闡述。
第1章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分別總結了直接投資收益國際差異以及貿易收益國際差異的相關研究并進行了相應述評。
第2章對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規律、動因和影響進行了深入分析，從要素層面解釋了“要素合作型國際專業化”的形成機理。這是論述要素稀缺性決定國際收益差異的前提。
在此基礎上，第3章結合經濟學基本原理，構建數理模型證明要素稀缺性決定直接投資收益國際差異。具體論證了高級要素與初級要素的國際分布在于前者主要歸發達國家所有，而后者則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所有，高級要素與初級要素稀缺性不同導致要素的溢價能力存在差別，從而決定要素合作生產中不同國家收益存在差異。
隨后第4章通過構建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對要素稀缺性決定直接投資收益國際差異進行了實證檢驗，分別利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和40個國家美國跨國公司微觀數據說明要素稀缺性決定直接投資收益高低。在以要素國別屬性分離本國收益與外國收益的基礎上，構建要素稀缺性指數以反映各國高級要素的稀缺程度，建立跨國面板數據模型驗證要素稀缺性決定直接投資收益的國際差異。結果表明，東道國高級要素稀缺性與要素流出國和流入國收益比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其作用力隨著時間推移有微弱上升趨勢。
緊接著，第5章和第6章針對要素稀缺性與貿易收益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第5章利用新新貿易理論模型與產業組織理論模型，具體論證了要素稀缺性通過決定出口產品質量和廠商數量而影響一國出口產品的溢價能力，一國高級要素稀缺性與其出口產品溢價能力成反比，而出口產品溢價能力高低直接影響了一國貿易利益大小。第6章通過構建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對此進行了驗證。實證結果表明，一國高級要素稀缺性上升1%將導致該國貿易收益下降0.853%。
第7章結合當前要素價格上升對中國引資與出口形成的挑戰，說明了要素稀缺性決定國際收益差異對中國對外開放的啟示，指出培育高級要素，增加本國高級要素相對豐裕度、提高市場化水平以及促進一般貿易發展對未來中國要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擴大對外開放收益的重要意義。
最后，是全文結論與啟示。
馬颯：山東人，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南通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理論與對外開放政策。
引 言
第1章 相關文獻綜述
第2章 生產要素國際流動：規律、動因與影響
第3章 要素稀缺性與直接投資收益的國際差異——理論研究
第4章 要素稀缺性與直接投資收益國際差異：經驗分析
第5章 要素稀缺性與貿易收益的國際差異——理論研究
第6章 要素稀缺性與貿易收益的國際差異：經驗分析
第7章 要素稀缺性、收益的國際差異與中國對外開放戰略
第8章 結論與啟示
參考文獻
后 記
以要素流動為基礎分析開放收益國際差異，是本書的理論創新。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這就導致只有以此為基礎研究開放收益的國際差異，才能更好地解釋收益國際差異形成的原因。然而，從現有理論對要素流動的研究看，國際貿易理論所關注的重點依然是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結果、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的關系或考察要素流動對貿易均衡與福利的影響，而并非要素流動本身。跨國投資理論雖主要研究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并說明跨國公司對當代世界經濟的影響，但是卻往往立足于微觀企業的行為和投資國視角而非整個世界經濟。由此在對開放收益的研究中，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主要從國家層面出發；新貿易理論與新新貿易理論則主要立足于產業和企業層面；直接投資理論對投資收益的研究也往往只是從國家層面分析FDI的經濟增長、技術溢出以及就業等效應。這些研究均沒有能夠將開放收益的研究深入到生產要素層面。本書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生產要素跨國流動下，要素稀缺性對國際收益差異的決定作用，將各國直接投資和貿易出口中本國要素收益與外國要素收益部分進行了分離，從而使得對直接投資與貿易收益的研究深入到了生產要素層面。
要素跨國流動下，一國的GDP、出口總額以及貿易順差等統計指標中，往往包含了外國要素的收益，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與經合組織（OECD）提出的“貿易附加值”指標，能夠剔除本國出口中實現的外國增加值部分，但該指標依然是按照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利益劃分，存在外資流入的情況下，貿易增加值中依然包含外國要素在本國創造并獲取的收益。要驗證要素稀缺性決定投資與貿易收益的國家間差異，必須獲得國民屬性上真正屬于本國的直接投資與貿易收益，這是進行進一步經驗驗證的前提。從現有相關研究來看，周琢和陳鈞浩（2013）在利用中國外資企業的數據對外國要素收益與本國要素收益進行分割的基礎上乘以外資出口比重獲取了中國出口中外國要素收益部分；黎峰（2014）則利用中國屬地意義的貿易增加值乘以各行業中外股權比例的方式分離本國貿易收益與外國貿易收益。這些嘗試均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存在不足：前者沒有考慮非外資出口部分的貿易收益，后者則以行業股權比例分割本國貿易收益與外國貿易收益，準確性不高，且二者均僅限于中國的研究，難以說明普遍規律。本研究的創新在于，首次采用了跨國數據，利用OECD的FATS數據庫中40個國家的美國跨國公司微觀數據，將直接投資創造的增加值按要素的國別屬性分離出本國收益與外國收益，并在貿易增加值中扣除了各國出口中包含的外國收益部分，從而克服了已有文獻的不足，獲得了國民屬性上完全屬于本國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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