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是人類社會的兩大主要內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分別在各自的領域進行了長期的研究。本書將研究集中于威權體制內部的各種行為，以及該體制本身的變遷問題。我們試圖在對這些現實觀察進行抽象歸納的基礎上，借助博弈論的分析工具，構建理論模型，進而希望給出更一般的理論解釋。
適讀人群 ：大眾
當前，由于東亞一些威權國家經濟的良好表現，對威權體制的研究已經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焦點。本書認為，無論是在體制中的各種行為，還是該體制本身的變遷問題，政治博弈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本書試圖在對這些現實觀察進行抽象歸納的基礎上，構建理論模型，特別是借助博弈論的分析工具，給出更一般的理論解釋。
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是人類社會的兩大主要內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分別在各自的領域進行了長期而專業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然而，現實社會中這兩大行為并不能完全分離，這就要求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跨領域的研究，于是新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正在形成，而且影響力日益增大。
由于東亞一些威權國家經濟的良好表現，盡管國際學術界對西方民主體制進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威權體制的研究已經另一個不可回避的焦點。對任何一個體制的研究都無外乎兩大內容：在該體制下的行為研究，以及該體制本身的變遷問題。在第一個方面的視角下，當威權體制穩定以后，政治力量對經濟行為的影響變得尤為重要，學者們從很多角度研究了威權體制下很多方面的問題，如政治晉升，財政分權，腐敗以及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等。顯然，這些基本問題對當今中國至關重要，然而我們在本書中給出了一個特殊的角度，即雖然影響這些問題的因素很多，政治博弈才是其中最為主要的一個。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觀察到政治博弈在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僅對經濟行為的影響而言，我們可以從地方政府官員在其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招商引資，中得到清楚的印證。
當然，盡管我們認為第一個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現實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然而只要稍微將思考的時間跨度延伸一下，我們就不會對中國最近30多年取得的經濟發展產生那么多的驚嘆，因為距離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最近時間點也不過200年的時間。而且，在過去3000年時間里，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軍事，中國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所以，在現在的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者眼中，中國的歷史是一個被放大的30年和一個被忽視的3000年！而在這樣的歷史跨度下，我們不得不對社會體制本身進行了研究。顯然，威權體制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我們認為，政治博弈在這一過程中同樣也會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在一個威權體制內部，權力和利益在不同行為人之間的配置結構并不一定是穩定的，這種情況下不同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無疑會對社會體制本身造成巨大的沖擊。
所以，我們認為，對于威權體制而言，無論是在體制中的各種行為，還是該體制本身的變遷問題，政治博弈都發揮的重要的作用。當然，如果僅就研究的內容而言，無論在哪一方面，現有研究文獻已經很多，不過，其中多以描述分析，案例研究以及實證分析為主，而本書則試圖在對這些現實觀察進行抽象歸納的基礎上，構建理論模型。特別是借助博弈論的分析工具，我們希望給出更一般的理論解釋。
在具體研究內容上，我們按照以上兩個方面進行展開。我們主要研究三個部分的內容。首先，我們在假設在威權的政治體制不變，而且領導集團上下級也不可能互換的情況下，分析上級對下級進行晉升激勵所導致的后果。這時候盡管聽上去好像是上下級，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但是因為不存在推翻上級的可能，所以，這種情況下，上級的“策略”其實就是“命令”，從下級的角度看，也就變成了約束條件，進而不純正所謂“博弈”。在這種情況下，博弈的雙方反而變成了下級政府，如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博弈，也正是通過這一博弈，完成了政治行為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這一部分包括了前三章的內容。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這一政治與經濟間的博弈如何影響官員行為，也就是腐敗行為。而且，我們還在這一部分理由中國數據對相關理論命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在第二章，我們構造了一個分析框架，并討論政治博弈如果影響經濟行為，也就是經濟發展問題。第三章其實是對第二章理論模型的一個簡單拓展和應用，我們利用類似的分析框架地方政府官員行為如何對地方政府債務產生影響。
接下來，我們在第二大部分將假設做進一步放松，進而研究在威權的政治體制不變，但是，權力的控制權配置可能發生改變，也就是存在上下級位置可以互換可能的情況。因為存在被替換的可能，掌握權力的領導人可能不會分權給能力很高的下屬，而高能力的下屬為了避免被收回權力，會選擇一個非常特殊的策略：“裝傻”，這是我們在第四章分析的主要內容。在這一假設下，加入政治學偏好的下屬是否“忠誠”的變量，我們在第五章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模型，來分析“忠誠”和“能力”這兩個維度，如何影響不同下屬官員的行為策略選擇。
從大跨度的歷史角度看，任何體制都會發生變遷的，所以在接下來第三大部分部分中，我們將研究轉向制度變遷的問題上。當然，必須說明的是，因為我們在更大的歷史跨度上討論不同體制的變遷，所以，我們也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使用“威權”這一概念，具體而言，我們將所有“非西方民主的體制”，比如封建諸侯制、君主制等，都視為威權。我們首先在第六章對制度變遷的理論進行了梳理，鑒于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長足發展，對主流理論的梳理已無任何新意，所以，我們加入了對馬克思主義制度和體制變遷思想的討論，并試圖進行了簡單的比較研究。作為本部分的主要內容，我們討論了政治體制在不同類型之間的變遷理論，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分析統治集團與民眾之間的政治博弈如何影響社會體制的變遷。這兩章之間的區別是對民眾進行了不同的假設。我們在第七章在民眾同質性的假設下，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對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變遷的條件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我們將民眾區分為領導者和跟隨者，并分析這種區分對體制變遷的不同影響，進而解釋了威權體制的超穩定性現象。
郭廣珍，副教授，遼寧大學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老師，研究領域：新政治經濟學，講授課程：微觀經濟學、博弈論、產業組織，兼任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外聘研究員、《經濟學（季刊）》《世界經濟文匯》和《南方經濟》等雜志的匿名審稿人，獲遼寧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
主編的話
內容摘要
引言：中國的政治行為、經濟發展與體制變遷
1 威權體制下的政治晉升博弈、財政分權與腐敗
1.1 相關文獻綜述
1.2 政治晉升、財政分權與腐敗的理論分析
1.3 模型的擴展：對貪污進行處罰的情況
1.4 官員競爭與官員的腐敗行為：經驗研究
2 威權體制下的政治晉升博弈、腐敗與經濟發展
2.1 文獻綜述
2.2 模型
2.3 模型具體求解
2.4 模型分析：政治權力對經濟的影響
2.5 小結
3 威權體制下的官員行為、軟預算約束與地方政府債務：一個基于文獻梳理的分析框架
3.1 引言
3.2 文獻中的政府債務
3.3 政府主權危機的影響
3.4 政府債務危機的原因分析
3.5 危機傳導機制研究
3.6 基于中國現狀的研究框架
3.7 結論性評述
4 威權組織內部的權力變更：忠誠的博弈分析
4.1 引言與文獻
4.2 模型設定
4.3 均衡分析
4.4 結論
5 威權組織內部領導權變更：裝傻的博弈分析
5.1 引言
5.2 文獻綜述
5.3 典型的案例分析
5.4 模型設定
5.5 均衡分析
5.6 拓展：穩定的領導權
5.7 結論
6 制度變遷的各種理論
6.1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成本收益分析
6.2 利益集團理論：利益沖突與制度變遷
6.3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下的制度變遷
6.4 新政治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行為人的博弈分析
6.5 綜合與比較
7 經濟因素與制度變遷的博弈分析：從威權到民主
7.1 博弈行為人分析：對利益集團的定義
7.2 不同利益團體的策略選擇
7.3 影響博弈的經濟因素
7.4 博弈均衡下的體制變遷均衡路徑分析
7.5 博弈模型設計
8 組織內部權力結構與制度變遷的博弈分析：威權體制的穩定性
8.1 中國封建集權體制的超穩定結構的原因分析
8.2 相關文獻
8.3 革命組織集權決策的模型：跟隨概率外生的情況
8.4 革命組織集權決策的模型：跟隨概率內生的情況
參考文獻
經濟學者的研究時間跨度是由其研究對象決定的。首先，因為一個典型的經濟因素，無論是勞動、資本還是土地，都不可能對1000年、甚至10年之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其次，經濟因素數量變動的經常比較劇烈，即使是如土地這種數量相對比較恒定的要素，其產生作用的方式也會經常變化，例如農業用地和工業用地產生的作用完全不同。所以，經濟因素的影響多數是短期的。
然而，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歷史延續性的國家，其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行為卻是會持續相當長期的。因此，為了弄清楚其背后發展的規律，我們必須跳出傳統經濟視角，而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國民性格，甚至宗教信仰都被認為是影響國家長期行為的重要因素。隨著不同體制國家經濟發展績效的巨大差異，經濟學越來越關注制度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其中對政治制度的研究也逐步增多。作為研究經濟和政治互動的最新方向，新政治經濟學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學那種將整個政治體制作為研究經濟發展因素的宏大研究方式，而將研究的視角集中到更加微觀的政治行為人，然后觀察在特定的政治體制及其他條件約束下，政治行為人的理性選擇會對政治體制本身以及經濟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在現實中，涌現了一批經濟高速發展的非西方國家，特別是諸如亞洲四小龍、中國甚至包括日本等國家，這種非傳統意義上西方民主的政治體制，簡單地說就是威權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并變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沿著這一思路，試圖以分析政治行為人之間的博弈對政治體制變遷的影響為基礎，進而研究政治行為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限于經濟學理論發展程度和我們個人的學術約束，我們將政治和制度兩個非經濟因素納入我們的研究范疇，試圖對中國長期和當下的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的典型事實進行理論抽象和解釋，構造出簡單的理論和模型。
本書的研究思路主要考慮兩個時間維度：
第一，從當下的短期來看，我們希望尋找經濟發展的政治和制度原因。可以說，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經濟課題，從某種意義上看，是唯一的經濟課題。與經濟增長不同，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更為復雜，在特定條件下，一些非經濟因素，如文化、制度、軍事甚至地理位置，都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有時甚至會發揮主導性作用，而在威權體制下，政治因素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在研究政治因素的方法論上，和其他學科的宏大敘事方式不同，經濟學的方法是，即便是研究對象是一個宏觀的現象，但是分析的起點依然是微觀的行為主體，具體到本書的大多數內容，我們的邏輯起點都是各個行為人之間的政治博弈。我們這一研究方法的現實依據始于一個基本的觀察，即中國的國家政權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有著多重目標和不同利益的各個部門機構組成（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雖然《組織法》對基層政府在國家政策執行過程中作用的規定十分簡要，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基層政府(特別是鎮政府)有著至關重要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轉型中國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激勵機制對政府官員行為的影響在中文文獻中已有眾多研究（周黎安，2007；周雪光，2005），有的文獻甚至指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必須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Li，2003）。
其實正因如此，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邏輯才表現為，在政府各部門間多種利益團體之間的博弈、妥協，并最終達成一致的漸進而不是跳躍式的改革道路。國家政策的決定和推行是在各個部門間的相互作用和制約下實現的，也是通過各級政府的科層組織體系加以貫徹落實的。政府科層制度中的壓力型體制、向上負責制和激勵機制使得基層官員對來自上級的指令十分敏感。政府內部集權意味著下層官員的升遷和其他調動更多地依賴于上級官員的考核和評定。換言之，科層制的邏輯致使基層官員極力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以期有利于自己職業生涯的晉升或者不被淘汰（周雪光和艾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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