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藝術與冒險：失敗、復原力和成功》為領導藝術大師和現代領導學之父沃倫·本尼斯與其老同事南加州大學名譽校長史蒂文·B. 桑普爾合著的最后一本書，揭示了兩位作者在共同講授美國廣受歡迎的領導藝術課程之一的16年中一起獲得的深刻見解，解答了領導藝術的機制和奧秘，探討了為什么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以及其他偉人能夠從失敗中崛起，磨煉出強大的復原力，為自己命運的關鍵時刻做好準備。本書展示了如何培養創造屬于自己的獨特成就所需要的領導技能，也是給未來領導者的重要指南。
哈里·杜魯門：失敗與成功未必是定論
弗雷德·甘菲爾，美國密蘇里州的一位元帥，1945年曾拜訪俄克拉荷馬州的監獄，當時他在看守員的辦公室看到了這樣一句話——“責任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甘菲爾讓人把這句話刻在一個木質的牌子上，并把它送給了自己的朋友——哈里·杜魯門總統。牌子的反面自豪地寫著：“我來自密蘇里�！�
“Passing the buck”是一個普通的撲克術語，指的是把一個人發牌的機會給下一個人。杜魯門相信，在很多情況下，不管情況好壞，做出關鍵的決策，并承擔決策的結果都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決策的結果有時在短期來看并不是令人滿意的。杜魯門曾尋求立法以推動人權，失敗了；曾試圖廢除削減工會權利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失敗了；曾試圖完成國家公共權力項目，失敗了；曾希望建立國家醫療保險，但與后來的歷任總統一樣，其努力全部付之東流。
所有這些會讓人們覺得，杜魯門在內政問題上是不成
功的。
1945年7月，在他上任后的幾個月，其支持率是87%；但是到他離任時，他的支持率銳減到了30%以下。
人們認為杜魯門在那個處于歷史轉折點的時期，在外交上是相當成功的。
他提出了“杜魯門主義”，讓美國投入軍事力量限制蘇聯全方位的極權主義計劃。
他指導了“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讓西歐得以從戰爭的廢墟中崛起，成為維持自由世界的保障力量。
他創建了很多美國現代國家安全機構，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以及聯合國。
角色反轉
但是歷史不可避免地會被不斷回顧和改寫。
歷史的第一次書寫在很多方面有著驚人的錯誤，特別是1948年《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印制的通欄大標題：“杜威打敗了杜魯門。”
奇怪的是，我們今天將杜魯門看作一個強大的、成功的領導者，對他的經歷其實有很多夸大的想象。
盡管杜魯門的內政工作大部分失敗了，但他如今被人們慷慨地認為，是超前于他所在的時代的。人們認為他為后來的繼任者們鋪就了成功的道路。
他的外交作為，在他的時代是不容置疑的，但現在卻變得很有爭議。很多歷史學家和人權活動家認為他應該對局勢有更好的了解。
歷史學家批評杜魯門下令在廣島和長崎扔下原子彈殺死了二十多萬日本民眾的行為。他們準確地指出，這讓杜魯門成為核武器時代唯一一個進行了如此大規模的人類毀滅活動的領導者。
同時，他下令轟炸東京（盡管是以常規武器）——被認為是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空襲——也遭到了批評。
這里，我們必須注意一些事情。首先，歷史上已達成共識，在杜魯門時代，扔下兩顆原子彈的決定不像我們今天看起來的這么令人震驚。當時的觀察者們認為，這場原子彈轟炸只是一場漫長而令人崩潰的戰爭的一部分，這場戰爭需要盡快結束。很多專家認為，日本的領導者們非常頑固，不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即便是可怕的東京大轟炸——奪去了10萬人的生命——也不足以改變這種形勢。大約60年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回顧這一時期時表示，日本政府應該在東京大轟炸之前投降，以減少人員傷亡。所以，這么多人的死傷該歸罪于誰，不是一件容易判斷的事情。
本尼斯回憶過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的少尉準備被派往亞洲前線時的那種恐懼，以及當大家看到日本軍隊直到那時依然看起來無所畏懼，而這些轟炸將果斷結束日本人在戰爭中的頑固堅持時，大家都舒了一口氣。
從這樣的背景來看，杜魯門在戰爭中的領導是否存在道德上的失敗呢？
要考慮到，在當時，核武器的可怕后果，包括它們持續數代的輻射，還沒有得到真正的了解和評估。
從事后的眼光來看，脫離了當時處于戰爭最后階段的政治和軍事背景，很容易認為杜魯門可以有更好的選擇。但是，他是在危急時刻做出的決定，而非事后的反思。
無辜證明
我們是否可以確定地說出，杜魯門在哪些方面是失敗的，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呢？這一判斷恐怕比對華盛頓、丘吉爾甚至林肯的判斷要模糊得多，也復雜得多。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杜魯門戰爭期間的行為的評價難免給人一種事后諸葛亮的感覺。但是，這位密蘇里州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不管是在內政還是在外交上，都得益于他對領導的困難的一種審慎的、冷靜的、不帶浪漫色彩的理解。出于這個原因，杜魯門成為現代史上現實世界領導力方面最重要的典范。
我們在一開始提到過，人類普遍存在一種對尊重的渴望，這在領導的藝術中有著最為鮮明的體現。我們把領導看作一門藝術，領導者很有可能和藝術家一樣，在其所創造的作品中，尋求某種形式的不朽。
但是，杜魯門的案例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否大多數領導者都可以忍受自己可能終其一生都背上某種罪名？
有時，事實上是經常，領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特別是在權力和地位的最高層。杜魯門沒有活到他的名字被驕傲地掛在街頭巷尾、公園學校，印在限量版硬幣上的那一天。
如果一位雄心勃勃的領導者希望成為人們眼中獨一無二的一束光，那他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即這束光可能直到他去世之后很久都不會顯現。
今天我們在這里對杜魯門的價值進行澄清，意義在于，如果一部分天賦異稟的領導者對于快速獲得回報的需求過于強烈，那么，它或許可以把他們篩除出領導崗位。這對他們自己有好處，對他們身處的組織和社會也有好處。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