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學術總結期與轉型期的清代文話，表現出集歷代之成而不乏新創的鮮明特色，是中國古典文章學最后的輝煌。本書在普查清代文話文獻的基礎之上，結合清代特有之學術風會與時代思潮，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對清代文話展開研究。宏觀的理論專題研究基于對具體文話文獻的提煉總結，力求宏中有微；微觀的專書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話個體與相關理論或文體的關聯，希冀微中表宏。
去歲冬，蔡君德龍持其書稿定本來晤，蓋萃八年之功，且已有出版之約，為之喜慰不置。以清代文話研究為專題，乃拓途之舉，亦適其時會，博搜詳討，宜其逾遠而存也。
昔賢于詩話、詞話早有文獻集成與考辨，至十年前王水照先生主編《歷代文話》始問世，彌補缺典，鼓舞學林。適逢“國家新修清史工程”之役，余承乏任“藝文志·散文篇”撰務，批帙濡毫，隱感清學研究之方興未艾。復念文話之批評文體在清代之狀貌成就若何，茲于文話史及清代文章學均宜綴理。因商之德龍，德龍覷得消息，毅然擇為博士論文之題。
德龍素篤學，具詁釋經史之訓練，隨趙生群先生攻讀碩士時，成《（史記）三十世家校詁》諸考論，廣參文獻以究達詁，亦深明乙部之義例。至是益肆力于博通綜核之學，力避蹈空膠執之失。因文話之書，題無定式，加之文獻散落，不乏錯訛。德龍仍不避煩難，遠訪近求，于各地圖書館發掘稿抄本等，故對清人文話存佚傳布之蹤跡、卷帙盈縮遞變之義例，能作恰當之說明與總結。雖有前修之堂廡，后學踵事，搜驗文獻之功，誠不可省，亦可謂自立之方。德龍于清人文話中之文藝方略，推闡蘊奧，務究其所以云然之意，余頗嘆其妙義紛綸，尤擊節于其“文體分類觀”、“繁簡論”諸章，長置幾案，時傳示弟子同人間，用申擘肌析理之佳例焉。
所欣感于德龍之卓然有立，實符契于先賢之治學格言。昔程子稱“唯性靜者可以為學”，朱子重“居敬持志”，先師千帆先生八字教言之首為“敬業”。德龍志定性靜，磨礱多年，學風篤實，其持之以有恒之心，方得樂此不疲之味。朱子讀書法中甚重“著緊用力”，先師亦稱許“勤奮”。觀德龍擴充裒集之定本，其涉獵文獻之豐富博贍，識議論斷之深慎賅貫，勤求精進之跡歷歷可感。德龍任教于兩所師范大學，亦未忘身教言傳于新進之學子。故余序其書而有感于古今未隔，亦得因之以自勵焉。
蔡德龍，1981年生，安徽霍邱人，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文學博士（2010），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2017）。主要從事古代散文理論與文獻學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項目等各類科研項目多項，獲廣西社會科學成果獎三等獎三次。在《文學遺產》《文獻》《南京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國學研究》等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緒論
上編
第一章 文話的辨體與溯源
第一節 文話的體制特征
第二節 文話溯源
第二章 清文話的總貌與特征
第一節 清文話的成書形式
第二節 清文話的研討文體
第三節 清文話的經典化與文派理論的傳承
第三章 考據與文話
第一節 作家修養論中的考據
第二節 文話與考據著作的交融
第三節 考據與古文的學術論爭
第四章 理學與文話
第一節 康熙帝：實用主義理學家的文道觀
第二節 李光地：清初理學重臣的文章觀
第三節 方宗誠：晚清理學復興下的桐城文章觀
第五章 清文話中的文體分類觀
第一節 演繹式與歸納式的文體分類
第二節 “以至簡之門類□括文家之體制”
第三節 歸類與分體并行的兩層結構法
第四節 時代思潮與文體分類
第六章 清文話中的繁簡論
第一節 唐宋古文運動與繁簡觀的變異
第二節 文章學內部的繁簡重估
第三節 漢學視域下的“古人文法”
第四節 駢文中興與“繁復”價值的再認識
第七章 “駢散合一”觀與清代駢文話編撰的冷清
第一節 駢文話的稀見
第二節 稀見緣由探究
第三節 駢散合一的大勢
下編
第一章 康熙《古文評論》與清代文章學的指向
第一節 文法論
第二節 文體論
第三節 雅論
第二章 田同之《西圃文說》與明代文章學的回響
第一節 《西圃文說》引文考辨
第二節 融匯詩學異彩的文章觀
第三章 張星鑒《仰蕭樓文話》與駢文“文言說”的接受
第一節 張星鑒生平與著述
第二節 《仰蕭樓文話》的成書與命名
第三節 與阮元“文言說”的離合
第四節 《仰蕭樓文話》中的駢散文作家作品論
第四章 吳鋌《文翼》與曾門文論的糾雜傳播
第一節 《文翼》與《曾文正公論文》
第二節 曾門文人與《文翼》傳抄
第五章 蔣勵常《十室遺語·論文》與文話、評點的結合
第一節 “先躬行而后文辭”
第二節 《十室遺語·論文》的成書
第三節 辯證的古文藝術思維
第四節 推崇“恣肆”的文章風格
第六章 平步青《國朝文棷題辭》與清代文集敘錄
第一節 《國朝文橄題辭》與《國朝文棷》
第二節 江西古文的敘錄
第三節 浙文的譜系
第七章 徐湘潭《論文絕旬一百七十五首》與論文絕句的創制
第一節 清人的批評文體自覺與論文絕句的創制
第二節 “詩以論文詩更史”——散文史的詩意構建
第三節 批評文體的文學追求與體制生新
附錄一 文話的創體之作——呂祖謙《麗澤文說》考論
第一節 《麗澤文說》的佚文輯錄與辨析
第二節 《麗澤文說》的理論價值及創體意義
附錄二 清代文話簡目
參考文獻舉要
本書部分章節初刊刊物
后記
《清代文話研究》：
第三節 方宗誠：晚清理學復興下的桐城文章觀
清代理學在經歷康熙之盛后，聲勢漸弱，到乾嘉漢學如日中天之時，理學影響更是微弱。嘉道以后，理學出現復興勢頭，尤其是咸同時期發生了太平天國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得清王朝內外交困，需要借助理學挽救頹勢①。桐城人方東樹、方宗誠皆是晚清出現的理學學者。
方宗誠（1818-1888），字存之，號柏堂，又號毛溪居士、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他曾以從兄方東樹（1772-1851）為師，習古文法。東樹本為姚鼐高足，桐城派古文名家，他面對漢學家對桐城文家的排斥，著有《漢學商兌》，重申“宋學”而攻擊“漢學”。方宗誠既以東樹為師，亦復研習程朱理學與桐城古文，是整個桐城派中，理學氣息最濃的理論家。其《柏堂文集自敘》云：“余少承家學，喜研窮義理，攻詞章。質薄才庸，不足以纘先緒。而師友之見之者，咸謂：‘于斯理頗有發明，文事雖未工，抑其末也。’”《清史稿》卷四八六稱：“宗誠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與道為一”。他著有《論文章本原》與《讀文雜記》兩種文話，《論文章本原》凡三卷，《讀文雜記》不分卷，凡七十條，二書均出自《柏堂讀書筆記》，且均從理學角度論文，是清代中晚期理學家文話的代表著作。另著有《桐城文錄義例》，為《桐城文錄》的凡例，評論了清代桐城本地的重要文家，實亦有文話性質。
方宗誠雖以方東樹為師，但因年歲晚其近半個世紀，二人所處時代有所差異。方東樹撰《漢學商兌》時，漢學“其風尤熾”，故東樹攻之不遺余力。而道咸以后，漢學末流之弊已顯，漢學逐漸失去了主控學界的話語權。咸同以后，調和漢宋已成為學界新的潮流。方宗誠對漢學的態度不再像其師方東樹那樣激烈，姚鼐曾列“義理、考證、辭章”三種為文之事，方宗誠在調和漢宋的背景下，也大方地將“考證”作為衡文的重要標準，他在與人合編的《桐城文錄》中，指出選文標準是：“大約以有關于義理、經濟、事實、考證者為主，而皆必歸于雅馴。”他甚至在文話中還多處提及考證之學，顯示了新的學風下理學家對漢學態度的變化。方宗誠以“經濟”論文也能見出新的時代風氣，他將其歸于桐城本地文學傳統：“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學者多務為窮理之學。自石甫先生，后學者多務為經濟之學。”他認為，桐城鄉賢方東樹、姚瑩分別引導了桐城人為文對義理、經濟的重視。當然，這是在《桐城文錄序》中的論述，自然全部歸因于桐城先賢。實際上，咸同以后，論文重視“經濟”，強調經世致用是普遍風氣，曾國藩對此也有很大影響。方宗誠曾在曾國藩幕府中治文書，也應受到曾國藩的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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