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希利爾（Jean Hillier）,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方向榮休教授，研究涉及后結構主義規劃理論、不確定性下的戰略規劃實踐方法論以及空間規劃中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
帕齊·希利（Patsy Healey）,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建筑·規劃與景觀學院榮休教授，研究涉及協作規劃理論與實踐及相關的城市社會空間動態與城市管治的制度分析，曾獲大英帝國勛章、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學會金質獎章。
曹康 Cao Kang，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規劃系副教授，研究涉及哲學思潮影響下的規劃理論及其演變、全球城市規劃史、創新傳播下的規劃思想與規劃實踐。
《規劃理論傳統的國際化釋讀》：
杜威被公認為是“美國夢”背后哲學思想的奠基者（參見第2章、第4章），這一思想旨在通過民主組織與科學發現的聯合，令美國的人權以積極進取的姿態朝著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向邁進（Dewey，1993;Menand，2002;Rorty，1998）。他還進一步詳述了哲學思想所帶來的希望，以喚起人們對19世紀美國內戰時期四分五裂的狀況和20世紀“一戰”和“二戰”那樣的黑暗時代的抵抗。他強調了對待他人的尊重態度，認為這不僅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道德品質，應通過教育和民主形式的建設積極加以培養。全民全域的社會公平是杜威思想的核心，盡管如此他仍反對馬克思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認為前者的決定性過強，后者則過于教條和武斷。他的觀點極大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計劃，其思想也對理性綜合規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些都于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的規劃課程上有詳述（參見第4章）。他的思想間接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的一批系統分析學家，他們反過來又鼓勵年輕一代的規劃理論學者重新拾起實用主義的傳統，這其中以弗雷斯特（Forester，1989；1993）、希爾達·布蘭科（Blanco，1994）和尼拉杰·維爾馬（Verma，1996；1998）最為知名。到了1984年，霍克（Hoch，1984a；1984b）開始逐漸擺脫實用主義對規劃領域的影響。但此時，任何對于實用主義傳統的利用都需要承受針對早期實用主義者及其思想的運用和發展的寬泛批判。
此次對于實用主義的“回訪”是在美國哲學界開展起來的，而且主要是基于希拉里·帕特南、漢娜·阿倫特、理查德·伯恩斯坦以及理查德·羅蒂的研究③。杜威的著作強調了一種線性的進步概念，由于資本組織的“工業”模式如履薄冰并引發重組，這種概念與世界各地的發展經驗越來越脫節（參見第6章），導致了對于科學探索、專家知識的過度強調，其代價是對公民的忽略。此外，杜威傾向于認為共同的社會和政治核心價值是存在的，這種與“成為美國人”息息相關的價值觀在他看來是民族文化的基礎。為此，他并不看重存在于美國社會中的復雜的、系統性的權力不公。然而，傳統的實用主義強調的是被弗里德曼謂之“社會學習”的實踐以及關注“情境歷史”的重要性，由此進一步引發了對于民主參與的協商模式和“協作”模式的激烈討論（參見第10章）。
在規劃文獻中，上述民主實踐的概念由于將社會假定是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尋求保持共識而備受詬病。然而實用主義學家于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認清了社會形成中存在的潛在沖突——“爭勝”（Bernstein，1983）和“紛爭”（Connolly，1987）。一些學者如弗雷斯特和霍克從規劃的視角對此也進行了探討，認識到價值觀共識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為，通過就實際問題進行協作而形成的共識就足以使利益相關者“向前邁進”，找到認識和尊重價值觀差異的途徑。這一論斷暗示了在實際的環境中，規劃師和各類政策專家應做的遠不止是在實踐背景下提供一點專業知識，他們還要把道德表現付諸實踐。規劃領域的新一代實用主義者認為如何實現這一表現會影響到哪種民主政策會被制定。這里弗雷斯特（Forester，1993）認為在這一點上對于開放的、多方參與的民主政體的期盼存在著系統性濫用的現象.他援引哈貝馬斯關于溝通實踐中存在系統性的曲解的觀點，建議規劃師用可能的方式去質疑這種做法。這其中涉及認識“曲解”的含義，這一概念是由具有權勢的行動者提出，采用了他們在日復一日的操作實踐過程中涌現的系統性、嵌入式的規范和價值觀。弗雷斯特把他的立場定義為“批判實用主義”（Forest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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