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20世紀30年代至今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運動。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既反對忽視理論的經驗主義或機會主義，對各種思想理論資源保持有選擇的開放態度，同時又反對把某些思想或理論原則形而上學化的教條主義，逐漸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鮮明的理論品格。
《再造文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特點在于從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不斷融合、相互激發和提升的角度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邏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豐富性、復雜性與正當性。
引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20世紀30年代至今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運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為代表的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實際和時代需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形成新的思想理論成果，指導中國的實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不是把歐洲的或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教條”照抄照搬到中國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變為中國自己的東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元氣充沛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創立的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革命建國、再造文明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它是中國人民在經過長時間摸索并經歷了許多挫折、失敗后所做出的自覺選擇，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解決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根據世界大勢和中國的具體情況所做出的“創新綜合”，是他們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道路或模式的理論概括和升華。它不僅繼承了而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對實現人類解放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歷史意義。
強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并不是要切斷它與其他思想理論和文明成果的聯系。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而是在繼承已有文明成果基礎上再造文明的先行者。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真空中創造的，而是在繼承了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既反對忽視理論的經驗主義或機會主義，對各種思想理論資源保持有選擇的開放態度，同時又反對把某些思想或理論原則形而上學化的教條主義，逐漸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鮮明的理論品格—“承中”“接馬”與“化西”。
所謂“承中”，就是繼承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的一切優秀方面。早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形成初期，毛澤東就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批判繼承態度。后來毛澤東更提出了“古為今用”，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民性的精華”的原則。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達到了相當自覺的程度，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吸收進一步深化，而習近平則從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的高度，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推進到了新的階段。
“承中”既不同于那種一味以西方或蘇俄為標準，全盤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虛無主義，又不同于那種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保守主義。這是一種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持中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人很早就認識到，一味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國革命和建設就是無根的，而全盤肯定中國的傳統和文化，泥古不化，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就缺乏正當性，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接馬”意指接續并發揚光大西歐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服務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實際上是要“接著說”，而不是“照著說”，即在領會西歐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的同時，不拘泥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或單個結論，打破對它們的教條主義理解，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狀況和需要出發，創造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鄧小平在堅持和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進一步弘揚了毛澤東的中國情懷和中國主體意識，他主張要實事求是，不要照搬本本，要按照實踐的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前進，否則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就成了一句空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進一步強調，要根據中國和世界的實際，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了基于中國情懷開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理論勇氣。
“化西”就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有選擇地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國的方面，為我所用。中國共產黨人在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鮮明的中國情懷和中國主體意識，既反對那種視西方為“異端”，在價值上完全拒斥西方的文化保守主義態度，又反對那種自我降格、自我貶低，甘愿成為西方客體的各種“西化”論。“化西”是為了增強中國的主體意識和自主能力，更好地應對和超越西方，而不是放棄中國的主體地位。
由此可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國外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的態度既是開放的，又是有原則的。其原則性在于堅持當代中國的主體地位，一切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需要出發，而開放性表現在只要對我有益的東西都可以吸收、借鑒。這種理論品格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有延續性，又能不斷保持生機和活力。在“承中”“接馬”“化西”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導實踐，又在實踐過程中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在理論創新和實踐深化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人這種不忘初心，吸收外來，實事求是，包容創新的態度，是為了更好地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以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為使命的，它是一個長期的、不斷深化的歷史進程。面對中國崛起和文明秩序重組的大時代，必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理論創新，包括話語表達上的創新。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史，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史。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中國共產黨領袖生動活潑的思想理論和話語實踐，為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本書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事業要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本書從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不斷融合、相互激發和提升的角度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文明論意義上的綜合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明成果，并以此為立足點闡發中國共產黨人創新理論、建設國家、再造文明的偉業，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豐富性、復雜性、正當性及其世界歷史意義。希望本書對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并以其借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推動中華文明世界化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吳新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哲學博士，兼任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常務理事、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學術委員。主要從事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識形態與文化建設、應用倫理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為什么還需要馬克思主義》（合著，獲第十三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主要譯著有：《面向行動的經濟倫理學》、《杜威全集：早期著作集》第三卷。
引 言
第一章 中國人自己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西化”傾向／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導向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基于中國關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第二章 從西歐、蘇俄到中國
馬克思主義在西歐／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蘇東劇變后馬克思主義的沉浮
第三章 革命與建設的辯證法
破除革命和建設的二元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成就／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思想武器
第四章 文化傳承與文明再造
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傳統／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差異性和親和性／對中華優秀文化的吸納與利用／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民族文化特色／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
第五章 毛澤東的探索
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與梁漱溟的“爭論”／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毛澤東探索的成果與局限
第六章 鄧小平的開創
改革與革命／開放與自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第七章 “姓資”?“姓社”!
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線／揚棄和利用資本主義／為什么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第八章 三個歷史時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大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使命
第九章 大時代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華文明與當代中國／駕馭市場經濟與現代科學技術／中華文明復興與全球文明秩序
后 記
索 引
第二章 從西歐、蘇俄到中國
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中葉以來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論思潮和社會運動。它不僅參與塑造了當代文明的基本形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而且引領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主義經歷了誕生時期的陣痛和摸索、發展時期的成功和失敗以及轉型時期的決斷和奮起，向人類展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時至今日，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的發展道路、經驗和模式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偉業也處于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重要歷史性關頭，世界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正經歷著艱難的轉型，機遇與挑戰并存。在這種情況下，回顧和反思馬克思主義在各國的歷史進程，特別是總結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在西歐、蘇俄和中國的演變，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不僅對于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深入理解并完善中國模式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于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對于人類文明進步和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也具有重要價值。
馬克思主義在西歐
如果把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正式標志，那么馬克思主義產生至今已有近170年時間。從理論和實踐統一的角度，可以把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在各國的歷史進程劃分為三大階段：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草創階段；從1895年列寧在彼得堡創建“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到1991年蘇東劇變、冷戰結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起伏階段；從1992年鄧小平視察中國南方并發表重要談話至今，是馬克思主義的轉型和創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9世紀中期的西歐。當時西歐各國的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有較快發展，世界市場得到了很大拓展，社會化大生產已達到相當大的程度和規模，資本主義在發展社會生產力、變革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等方面已經表現出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但與此同時，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日益顯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空前尖銳，西方文明正經歷著深刻的危機，其內部激烈沖突和衰敗的苗頭已開始顯露，建立在對內壓迫、對外殖民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科學的態度、敏銳的洞察力和強烈的世界歷史意識，對資本主義做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認識和批判，提出了階級斗爭學說，闡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揭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實現全人類解放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誕生階段的標志性事件，除了《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外，還包括1864年馬克思親自領導并參與創建第一國際，以及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豆伯a黨宣言》的發表第一次為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使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變為現實。1864年第一國際的創建與1889年第二國際的創建及其活動說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絕不滿足于“解釋世界”，而要求進一步“改變世界”，即要求理論的實現，要求在實踐中不斷對理論進行檢驗和修正，最終使理論化為行動的力量。而《資本論》第一卷則揭示了資本主義運作的秘密—剩余價值規律，為人類認識和揚棄資本主義提供了科學指南。
在《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馬克思還對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進行了粗略的描畫。他把共產主義分為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制，實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按勞分配，消滅階級；到了高級階段，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國家消亡。而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馬克思還設想了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形態的構想，與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馬克思發現了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一個民族或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其生產方式即經濟基礎，它對國家制度、法、道德、藝術、宗教等觀念所構成的上層建筑具有決定作用，而后者對前者又具有反作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這種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前進和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發現，撥開了原來加在人類社會和歷史上的重重迷霧，破除了資本主義永恒不滅的神話，對于廣大勞動人民具有巨大的啟蒙意義。
但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在其誕生和草創階段，有些理論是初步的、未成型的、探索性的。因此他們都聲明，他們的工作并沒有窮盡真理，而只是為發現真理開辟了更廣闊的道路。他們在世時就在不斷修正原先的部分觀點。例如，按照馬克思原先的判斷，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較短時間內在西歐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但后來形勢的變化，特別是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失敗，使馬克思意識到，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階級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于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制地趨向著的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到了晚年，馬克思更反對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認為像俄國這樣的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理論勇氣，為后人發揚光大馬克思主義的事業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馬克思主義在產生以后，之所以能夠從各種“主義”中脫穎而出，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并贏得了很多信仰者，一方面是因為它是當時最全面、最科學、最徹底的關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學說，特別是因為它把握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這一客觀規律，在對歷史和社會現象進行解釋時表現出了無可比擬的說服力。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產生時雖然立足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的世界主義視野。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論說讓世界上一切受資本主義壓迫、剝削和奴役的人民看到了理想和希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人民更是巨大的鼓舞。
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和中國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9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走出西歐，在俄國、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得到了進一步驗證和發展。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的演變可謂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其間貫穿著兩條主線，一是從十月革命的勝利到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發展、壯大，直至最終走向混亂、衰敗和解體；二是從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鞏固、繁榮和強大。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跨入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隨著資本積累的深化和獲得更多剩余價值的壓力，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采取了更為靈活和隱蔽的手段；同時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各帝國主義國家加速推行殖民主義，搶奪全球資源和世界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審時度勢，做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最有可能在帝國主義統治鏈條最薄弱環節爆發的科學論斷，并在俄國親自發起成立工人運動組織，探索在落后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最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動搖了帝國主義的全球統治，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和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開辟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蘇聯建國后，迅速克服了國內的混亂局面，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發展了社會主義科學和文化，加強了國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來勢洶洶的德國法西斯，促成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并對全世界范圍內的工人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巨大的道義和物質支持。
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經驗，在于以列寧和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人，根據現實條件的變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了新的概括和闡述，完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黨建學說和國家學說，形成了列寧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新形態。以這一理論為指導，建立了堅強有力的共產黨組織，及時調整策略，不斷糾正工作中“左”的和右的錯誤，把人民有效組織起來，注重國家能力建設，大大增強了國家對內整合和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
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也出現了嚴重問題，如整個政黨和國家體制過分官僚化，脫離群眾，過分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過分強調重工業所導致的經濟失衡，忽視民生，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一刀切政策，肅反擴大化，等等。特別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蘇聯黨和政府逐漸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不自覺地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指揮棒和節奏起舞，缺乏建立一種優越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信心和勇氣；對黨和國家及其領袖人物在歷史上的失誤和所犯錯誤過分渲染，極大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對資本主義的分化策略、和平演變圖謀放松警惕，一廂情愿地認為可以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賽”；在國內實行錯誤的、歧視性的民族政策，激化了很多少數民族的離心傾向；在處理與兄弟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時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抬頭，把蘇共和其他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關系變成“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系，有時為了維持蘇聯與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關系，不準該國的共產黨發動革命，阻止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例如印度共產黨）領導的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斗爭，有時為了維護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霸主地位，肆意干涉兄弟國家的內政，甚至出兵侵略他國，嚴重損害了蘇聯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形象。
在此過程中，蘇東陣營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以“民主的”“人道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為名，推行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造成了共產黨凝聚力、戰斗力的削弱和廣大人民的思想混亂。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改革”“新思維”“公開性”等旗號下，蘇聯黨和政府逐漸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顯然，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一度宣揚的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為1991年蘇東劇變做了重要的意識形態鋪墊。而在蘇東劇變之后，原先存在的各種時髦的“社會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也和柏林墻一起轟然倒塌了。
蘇東劇變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和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折，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其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允許其他意識形態存在并不是允許它們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主流地位，因此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領域對其他思潮和社會意識的引導。如果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把馬克思主義與其他意識形態等量齊觀，就會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最終使共產黨喪失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自亂陣腳，自毀長城。其二，在社會主義革命已取得勝利后，已經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必須既堅持革命黨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又要不斷提高長期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在防止干部的官僚化和利益集團化的同時，也要防止政黨和國家體制的僵化，以保持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其三，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共存。但這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要照抄照搬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絕不意味著把資本主義的一些制度加以永恒化。社會主義要利用資本主義壯大發展自身，但絕不能被資本主義同化，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甚至成為資本主義分化、西化、弱化策略的犧牲品。必須意識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對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圖謀絕不能放松警惕。在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因素只能永遠處于“手段”或“工具”的地位，而不能變成目的，否則揚棄和克服資本主義就會成為空話。
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吸收了豐富的經驗，也吸取了寶貴的教訓，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與西歐和蘇俄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經驗主義，開辟了一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迅速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鏟除了各種利益集團，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普及了教育和醫療，在一些尖端科學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開拓了中國的國際空間，確立起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和黨的其它領導人開始表現出脫離中國實際、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傾向，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最終發展到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錯誤，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害，但這些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沒有動搖社會主義的制度基礎，這也是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能夠順利進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重要保證。
“文革”結束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進一步完善、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發揚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現實狀況，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形態，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繼續前進。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緊緊抓住發展這一主線，放手發動群眾，動員各方面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產生力，增強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特別是面對1989年政治風波和隨之而來的蘇東劇變，鄧小平表現出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一方面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強調老祖宗不能丟；另一方面又有選擇地吸收、借鑒資本主義的一些做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保證了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經驗，主要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統一，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原則，又沒有陷入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而是能夠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大膽探索，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發揚光大。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過程表明，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在實現和維護中國的統一、建設現代化國家和先進性政黨的歷史進程中，立足于中國的大一統國家、學習型文明、先進性團體的深厚底蘊，吸收了蘇聯和西方的長處，又避免了對它們的迷信，不斷克服“左”和右的錯誤，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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