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圍繞“一帶一路”倡議，結合當下國際熱點問題，以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為研究框架，論述了“一帶一路”建設的熱點、難點與風險，及其與周邊環境的互動關系。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說明在全球視野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與挑戰；二是探討中國視野下“一帶一路”倡議的定位與戰略意義；三是思考“一帶一路”倡議為比較政治研究創造的機遇，以及后者如何為前者提供支持。
如果說以往的國家可以通過閉關鎖國而“獨善其身”，那么在今天隨著各類國際公共問題日益突出，不論哪個國家都很難不與全球治理過程發生聯系。然而，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并非理所當然，它仰賴于國家間的“求同存異”，而“求同存異”的前提就是理解各個國家之間的異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比較政治的研究可以為全球治理的推進提供知識基礎。
這就是這本輯刊得名的簡要原因，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同時是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近年來所確定的主要研究方向。我們希望通過將兩者結合，為知識界和實務界提供有益的觀點與成果，作出自己微薄的貢獻。
本期《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的主題是“‘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說明在全球視野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與挑戰；二是探討中國視野下“一帶一路”倡議的定位與戰略意義；三是思考“一帶一路”倡議為比較政治研究創造的機遇，以及后者如何為前者提供支持。
古代“絲綢之路”溝通歐亞，滿足了東西方人文商貿往來的需求，而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同樣為世界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一經提出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亞由于地緣政治而成為強國博弈的重地，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世界強國及中亞各國也紛紛推出各自的絲路計劃。弗拉基米爾·費多倫科就對世界各國提出的絲路計劃的目標、實施效果及影響分別作了介紹，闡明了各國計劃間的聯系，并著重分析了絲路計劃對中亞五國的潛在影響。柳亦博指出，應該通過厘清“一帶一路”的建構理念和運行機理，向世界澄明“一帶一路”倡議背后的邏輯。“一帶一路”在整體上是從屬于行動主義的，不應采用競爭和控制的邏輯去建構諸種約束性或排他性的“制度”，而應在行動維度上探尋開放性的“合作行動”，以期形塑一種更加平等、更有活力的合作性國際秩序。拉維·布達林嘉姆在梳理了“絲綢之路”的歷史之后得出結論：“絲綢之路”不是一條單純的道路，而是一個“全球品牌”。此外，他還分析了印度的兩難處境，認為印度應該接受而非逃避“一帶一路”倡議，通過提升制造業水平、改善營商環境和發展教育以增強自身優勢。
“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與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中國由大到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這一倡議在深刻地改變中國的同時也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產生了深遠影響。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區和前沿之一，其地區環境變化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對外關系。科林·麥克拉斯認為，在中國的外交戰略中，中國與歐亞大陸諸國的關系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并進一步分析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新疆的角色和地位。丹尼斯.V.蘇斯洛夫比較分析了中、美、韓三國一體化戰略，并評估了每個戰略中的潛力和吸引力，進而設想俄羅斯參與這些新的一體化實體的方案，以及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方式。阿爾文·林清興梳理了中非合作的深厚歷史淵源，認為非洲將在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喬·托馬斯·卡拉喬通過一種真實的“去邊界化”的范式操作將地區概念化，并從中印邊界地區的研究中發現了“邊界”的相關特性。這為當前的二元關系發展、區域倡議履行、經濟機遇辨識和危機意識聚合，提供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地區范例視角，也有助于更進一步地理解大型跨國經濟體。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比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大發展機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較政治研究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譚君久認為，從比較政治研究和國家戰略之間的關系來看，比較政治研究在學科發展上是落后的，國家給予的支持也是不足的。進而，他對比較政治發展學提出了建議：首先，應該鼓勵更多的年輕學者從研究方法上做更多的突破；其次，在研究的視野上應該突破過去局限于歐美發達國家的視野，更多地去關注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東歐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景躍進認為，比較政治對“一帶一路”的研究有兩大貢獻：一是提供了解世界的基礎知識；二是為國際關系研究、應用性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礎理論支持。此外，他還提出期許：中國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在研究其他國家的時候，應該爭取提供新的視野，發現新的知識，這也是中國對比較政治學的可能貢獻之一。
對于中國來說，全球治理的研究方興未艾。它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在中國不斷崛起的當下，其所具有的實踐意義亦自不待言。我們希望《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在將來能夠成為中文學界討論相關問題的一塊園地，我們也愿意為這塊園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第二輯序言
【全球視野下的“一帶一路”】
“新絲綢之路”計劃的中亞版本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合作行動：國際秩序從競爭向合作轉型的突破口
絲綢之路：一個全球品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治理狀況的指數化構建及其評估
【“一帶一路”與中國】
新疆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地位：“新絲綢之路”地帶或是中亞沖突的中心？
【專稿】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俄羅斯的角色定位
非洲與21世紀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
【專稿】空間集聚經濟的開展——以中印邊界地區為例
【“一帶一路”與比較政治】
中亞五國民族問題對絲路經濟帶建設的影響
【專稿】俄羅斯的現代歐亞戰略
“一帶一路”倡議與比較政治研究——譚君久教授訪談
“一帶一路”與比較政治的未來——景躍進教授訪談高奇琦蔡鑫
【會議綜述】
“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綜述
“依法治國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綜述
【簡訊】
凝聚共識：中國方案推動全球治理創新——《全球治理指數2016年報告》發布
《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第三輯主題論文約稿函
《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
二、“一帶一路”國家治理的三大理念支柱
“一帶一路”國家治理指數化的第一步需要明確國家治理的前提條件，因為一個國家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才能談得上治理。本文認為，這些條件可以歸納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基礎性條件、價值性條件和可持續性條件。而基礎、價值、可持續被稱為國家治理的三大支柱。
“一帶一路”國家治理的基礎標準
國家治理的基礎包括基礎硬件設施、國內秩序以及國民服務。基礎性條件反映了國家對改善國內硬件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提升國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國家治理能力越高的國家，一般來說基礎設施越發達，國內秩序越穩定，為國民提供的各類公共服務水平也越高。
其一，國家治理需要有交通、通信、水利、民生等公共設施的完善作為基礎。這些基礎設施的完善能夠拉近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距離，使民眾間的交往變得更加方便，并改善國內城市或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近三十年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成就。全世界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網、最長的高速鐵路里程和能覆蓋絕大多數偏遠地區的通信網絡等都為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國家發展帶來了巨大便利。因此，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雖然耗資巨大，但往往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尤其是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
其二，國家治理需要有穩定良好的國內秩序作為支撐。國內秩序包括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兩個方面。前者以穩定的社會治安為根本目的，后者則考慮的是政局的穩定程度，包括有無恐怖襲擊及暴力沖突等等。此外，人的第一要素是保障自身的生存，人的首要權利便是生存權。因此食品供應的穩定程度同樣是國內秩序重要的構成要素。國內動蕩的社會、政治氛圍會對國家治理造成極多不確定的影響，而食物供給的缺少則可能引起民眾暴動，因此，這三者都是國家秩序的體現。
其三，為本國國民提供的關于健康、教育和就業等方面的服務構成了國家治理的基礎服務內容。基礎秩序需要食物供給來保障，但這只能在短期內最低限度地保障民眾的生存權。健康、教育和就業三方面的服務則是保障國民擁有能夠在社會中長期生存并提升其生活質量的基本要素。而這三類服務的體量決定了它們主要的提供者只能是國家，只有國家有能力且有義務為全社會成員提供他們所需的此類公共產品。
以上三者既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也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這些基礎性條件一方面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尺度——國家治理能力較強的國家，其基礎設施、國家秩序和公共服務必然處于較高水準；另一方面，基礎性條件的完善又能夠提升一個國家的國家治理水準。而如何不斷完善這些基礎性條件的內容，則對國家能力是一種考驗。這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對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體量相近的兩個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之間最為顯著的差異就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基礎性條件上。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如公路、鐵路，以及各類發電設施的建設領域，印度相對中國而言仍然顯得不足。而在不同體量的兩個國家間，如新加坡與中國之間，這種差距也同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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