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向來是個有趣而重要的話題，是自由主義的主要觀點之一，即有商量、有退讓。人們在運用各種適應環境、處事交往、從眾妥協的技能時，受到一些理由的限制。《論妥協》以簡略而直接的方式，討論這些限制。如今，絕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這樣的原則：人有權自由思考和獨立行動，在運用理性時不過分敬畏權威，在決定生活方式時不盲從習俗。那么，當天平的一端是實際的便利或流行的偏見而另一端是真理時，我們應當怎樣權衡，作出多大程度的讓步？當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感情和信念來選擇、表達或行動的時候，應在什么程度上容許多數人的感情和信念影響自己？即時的效果和普遍的可行性，是檢驗一項政策本質的主要標準嗎？
《論妥協》備受章士釗先生的推崇，他非常贊同書里的觀點：17世紀以來西方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可歸于妥協。章士釗曾在自己的文章《調和立國論》中多次引用該書。可以說，《論妥協》極大地影響了章士釗“調和立國論”的思想。胡適稱此書“思想深湛，風格高尚”，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影響之一。
1930年，胡適推薦給青年人的10本書里，有一本就是《論妥協》。胡適喜歡這本書，并大量抄錄了這本書里的內容。當時中文里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譯，胡適譯成“姑息”。嚴復的翻譯是“得半”，民國初年章士釗跟杜亞泉爭論的那個“調和”也是此書書名里的Compromise，后來從日文引進了“妥協”一詞。 英國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家和思想家約翰? 莫雷所著此書（民國時被叫做《調和論》），其中的“妥協”思想，與密爾、斯賓塞等人的類似思想一起，對當時的章士釗、胡適等人連同“五四”時期的思想潮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少人在談論革命的同時，也汲取了英倫傳統里崇尚調和、寬容、妥協的精神。胡適說過：“友人以英人莫烈之《調和論》相假，讀之不忍釋手，至晨時二時半始畢，手抄數節。” 這是一部關于“妥協”的專題著作，屬于經典政治學名著，論及范圍很廣，涉及政治觀念、宗教思想、家庭倫理等領域。書中并非一味擁護妥協觀念。作者花不少筆墨論及妥協之原則，即何種情況下該妥協，何種情況不該妥協，依據為何。此書傳達的思想和政治智慧，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如今，對政府還是民眾，都很有價值。
約翰·莫雷（John Morley，1838—1923）
英國著名政治家、作家和報刊編輯，做過記者和國會議員，擔任過愛爾蘭政務司司長、印度事務大臣，曾于1909年與印度總督明多共同籌劃了“莫雷—明多改革”。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評論員，因宣傳政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享譽全國。莫雷的文學成就體現在傳記作品創作上，《格萊斯頓生平》一直被譽為傳記作品的經典之作。他親撰了第一部《埃德蒙?伯克評傳》，還著有數部文學、政論文集。莫雷的《回憶錄》以一個自由主義政治家的眼光審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風情。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錯誤的可能效用
第三章 理智的責任與政治精神
第四章 宗教方面的從眾
第五章 意見的實現
自由理論（第139頁的注解）
譯名對照表
英文附錄
第一章 導 論
本書主旨；陳述的問題；英國當前的一些趨勢所暗示的；與其他國家的比較；對這種比較的驗證；特定優點的欠缺；近來一些抱負的歷史與衰落；說明；當前心態的特征；對其成因的分析：（1）法國的影響；（2）歷史方法的影響；（3）報紙新聞的影響；（4）物質繁榮的增進；（5）思想的精神基礎之轉變；（6）國教的影響。
我們在實踐運用各種各樣適應環境、功利算計、處事交往、從眾或妥協的技能時，都受到合理理由的限制。本書計劃以簡略而直接的方式，討論加諸于我們的一些限制。如今，凡是有最小可能性主導未來的思想學派，都在某種意義上接受了這種原則：人有自由思考和獨立行動的權利，在運用理智時不過度敬畏權威，在決定生活方式時不盲目服從習俗。那么，在怎樣的環境中，這種權利才得以行使和正當化，并在理論上得到認可，從而成為實踐上的正面責任？假如多數人勢必要容忍與主流意見和信念的分歧，那么在怎樣的條件和限度下，這種容忍勢必對持異議者有利？當天平的一邊是當前的實際便利或者流行的偏見，一邊是真理時，我們應當用怎樣的方式權衡選擇，應當作出多大程度的妥協讓步？當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感情和信念作出重要決定、表述想法或行動的時候，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容許其他人的感情和信念影響自己？如果我們從中沒有得出任何實用的推論，是否就只能維護一般的原則？任何思想都是屈從于現有條件、放棄優先權和絕對支配權嗎？即刻的效果和普遍的可行性，是檢驗一項政策
本質是否合適的主要標準嗎？
要完整地回答這些問題，就相當于嘗試概括生活和責任的全部細節，綜合論述良知的事例，為懷疑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引。本書的作者并無野心，目標只是探尋一兩種最普遍的原理，將之應用于實踐，為解決某些困難指出方向。
這類研究需要一套既定的社會條件來匹配，這是相當常見的情形，好在它們比較容易理解。關于妥協和從眾的權宜之計，存在一些共同規則，但是其運用牽涉到無止境的變化和最廣泛的靈活性。發現這些不明確的規則與實際狀況的關聯，將其轉換成實用指南和真正的詮釋，并在遇到特殊而類型確定的緊急情況時，幫助我們在思考和行動中作出正確和最佳的選擇，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根據作家和說教者的流行論調，即使天崩地裂，人類也應當堅持真理和正義，這是凌駕一切的原則。理論上，人們普遍接受這個原則。無論對于權威和傳統的擁躉，還是對那些最絕對、最堅定的唯理主義者而言，這已是陳詞濫調。然而在實踐中，所有學派都不得不承認，為了真理本身，有必要采取適應環境的措施。狂熱者之所以聲名狼藉，恰恰是由于他們拒絕讓步，損害了善的事業，用不明智的辦法推廣自己的意見，激發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偏見；他們做事不留余地，不考慮動機，沒有意識到那些符合條件的原則，而若要使自己的原則實現并適用于特定的社會，本來必須遵循那些原則。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見時考慮再三，在表述意見時有所保留，在實現想法時謹慎持重，與之相反的態度，是不愿開誠布公而自我欺罔、自愿地虛飾、墮落和懦弱。這些就是妥協的三個部分或領域，顯而易見，與妥協相關的有趣問題在于如何劃分其間的界限。而這個界限就是我們的主題（參見第三章）。這個問題主要與時代和環境相關，如果圍繞著我們最熟悉的時代和環境，或者至少是我們察覺的最迫切之需求和不足展開討論，也許能得出最滿意的結果。
盡管英格蘭大膽的真理探索者們參與了大部分領域的探索，但整體而言，長期以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仍然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明顯的確證，即對于所有普遍原理的深切不信任，對于反復提及它們或者授予它們實際權威的任何安排都極度厭惡，沉默而最執拗地用政治手段檢驗哲學真理。“在人力所及的范圍內，”一位實驗者如是說，“要讓一個英國人上升到教義信條的高度，可并不容易。”困難遠遠超出了神學教義的范疇。權宜之計與原則之間的假想對抗曾經也許擁有過真實的意義，可是那點意義早已不知所蹤，如今它代表著至上的、最重要的智慧，將狹義的、當下的、個人的權宜之計視為一切，整體、普遍、終極和完全的權宜之計卻毫無價值。所謂原則只是另一種代名詞，相當于表示這種更大規模權宜之計的術語。當原則遭到蔑視并被放逐到哲學家和研究者的遙遠夢境，就只剩下矯情的崇敬；而在物質主義時代，那實質上是最過分的輕蔑，這種情況只意味著人們過多地考慮當下利益，卻幾乎不去顧及未來更多的利益。這意味著不利的時代環境，既無法形成有洞察力的開闊視野，向
我們揭示某種行動或意見所產生的后果，又無法養成公正無私和勇敢無畏的精神，使我們愿意犧牲自己當下的安逸或便利，寄希望于未來替自己或他人贏得更大的優勢。
讓我們以政治為例。如果從最廣泛的層面上看待國民生活，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將是什么？德國人的夢想是他們偉大的祖國不僅統一強大，而且在適宜的時期贏得自由，變成不可侵犯的家園，讓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自由和秩序帶來的溫暖。西班牙人的夢想，或是以好戰表示對上帝、圣徒以及被流放王族的忠誠，或是投身于新近贏得的自由，振興他們沒落的國家。盡管政治上的墮落掩蓋了民主試驗的偉大成就，幅員遼闊的國土和豐富的資源仍然足以激發一個美國人的幻想和熱情，使他相信他們將在新世紀擁有美好的未來。盡管狂亂和“愚者之怒”曾經造成了紅色或白色恐怖，法國人，無論是共和派，還是保皇派，仍然擁有希望、夢想和抱負，藉以充實自己的生活，跳出可悲的利己主義小圈子。那么我們英國人的希望和抱負又源于何處？無疑既不是來自上天也不來自大地。在想象力領域，英國人不屬于易動感情的民族。不過盡管欠缺想象力，但我們已經開創出有益的事業，建立起一個強大而慈善的帝國；為正當的目標堅決斗爭是我們極好的歷史傳統。雖然我們不可能總是追隨外國盟友和擁護者的超越性腳步，但英國已然成為遺世獨立的偉大事業之發源地。英國人即使不擅長想象，也擅長掌握解放的原則。如今英國從事的本國或與別國有關的重要政治事業是什么？如果說全部重要事業都已完成，那么這就意味著人類發展到達了最后階段，人類進步歷程的最后一頁已翻過。當我們說出并相信這句話，就標志著國家或民族的終結。畢竟在突然爆發革命之后，致命的疲憊占據了天主教社會，也可能侵襲我們古老的新教徒精神，影響我們的理性和精準而穩定的政治能量。
我們不會忘記在歐洲大陸的現代政治進程中留下印記的那些愚蠢行徑或邪惡罪行。我與其他人一樣敏銳地意識到法國人的輕率和德國人的傲慢。在某些方面，普通的法國平民確實可能與普通的英國平民一樣，是可悲的利己主義的犧牲品；若論對某些意見的寬宏大量，美國人也未曾超越我們。重要的不是普通人的思維和態度，而是非凡人物的思維和態度。一個民族生活方式的決定性標志，要從那些領袖或應當成為領袖的人物身上尋找。檢驗人民健康狀況的手段，在于人民代言者的言論，在于被人民接受或選為首領的人的行動。我們必須注意最主要的思想者所關注問題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精神達到的高度。一個國家最優秀的人才致力于什么事業？他們是無畏地擴大斗爭規模和幅度，還是躡手躡腳、畏畏縮縮地前行？無論那些人才偉大抑或渺小，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樣適用于其他問題。根據尋常規律，辦事方式往往與辦事結果同等重要。前人曾不止一次指出過，英國的行動雖然值得稱贊，自我表現的方式卻始終拙劣自私，以致歐洲其他國家只能從中看出詭計和兇險的企圖。我們的公眾輿論經常富于智慧，但是缺乏相應的勇氣。我們實現了高尚的功業，然后自鳴得意地替自己尋找卑鄙的理由。
我們或許可以用堂皇這個詞描述英國人的思維、表達方式和行動的某種特點。舉例來說，我們注意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里包含的某種崇高的構想或藍圖，比他的本質優點更能吸引和打動我們。這種特點并非毫無意義的虛飾。它不像戲劇的面具或半高統靴之類的巧妙道具那樣，僅僅強加給我們不真實的高度或莊嚴的印象。堆砌起來的崇高是虛假的，高遠的目標和高尚的表現才是真正的力量。它們漸漸變成我們的責任。崇高的最確定因素之一，是對個人價值抱有自豪感。假如獅子喜歡披上驢皮來偽裝，那不是謙遜或矜持，而是愚蠢無能和自甘墮落。假如英格蘭竟要屈尊俯就于微不足道的事業和平庸的理由，那就更加可悲可嘆，因為我們的立國之本是如此威嚴，我們的王道在全世界無可匹敵。我們的語言使用范圍最廣泛，我們的文學無論種類還是影響力都不遜色于其他人。不管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兩國的人民早已勇敢地實行自治，取代了暴君獨裁的原始手段。我們理解，和平與工業是現代文明最不可或缺的兩大條件，并根據這種信念制定我們的政策。不幸的是，由于祖先驍勇善戰，我們不得不繼承了統治成百上千萬外族人民的任務。我們從事這個任務時不帶偏私，用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技巧實行管理，縱使時間將證明這種狀況是無解的難題，其成果也依然令人贊賞。這一切都是真正不同凡響的表現：它們的作用是激發最崇高的民族生活意識；它們的激勵理應讓我們的言辭充滿權威，讓我們的行動慷慨大度而勇敢堅定，讓我們的建議具有十足的分量和影響力。
然而在過去四十年里，英格蘭逐步失去了那些熱情——它們本來可能成為夢想，雖然其中一些無疑只是幻想，但至少證明了我們中間存在這種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積極相信有可能存在普遍適用的正確理論，同樣相信我們有責任用理論指導實際的行為和欲望。上一代人曾經真切地同情匈牙利、意大利和波蘭，因為他們受到民族學說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對待美洲黑奴貿易制度的態度卻不夠嫉惡如仇，因為他們內心的正義、人道和宗教信仰不夠真實強大，無法聽信美國政治家用來替順應潮流、折中妥協辯解的政治借口。他們對議會改革有深厚感情，因為謬誤的原理灌輸進了他們的頭腦——或是認為讓社會的主體掌握政治權力是針對危險政府的唯一有效保障；或是認為讓公眾參政、即使只是以最適度的形式運用選舉權，也能起到提升和指導的作用；或是認為社會正義要求讓那些被迫遵守法律、向國家納稅的人在制定稅收法律時應當也有發言權。
或許可以說，正是這些抱負致使公眾的熱情和感受熱情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它們大多數均已實現，從愿望轉化成了現實，然而其結果卻如此令人失望，以至我們不禁開始懷疑這些努力是否值得，我們的祈禱是否讓世界進步了哪怕一點點？奧地利人退出了意大利；教皇不再是羅馬的主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現在擁有了他們的權利，變成了昔日敵手的朋友；黑奴被改造成了美國公民。而在本國，神明聽取了我們的誓言。我們改革了議會，建立了期盼已久的選舉自由的保障機制。我們完全不再追求這些事物，讀者或許會說，那是因為我們的夢想已然成真，我們的愿望化作了現實。然而最后，展現在眼前的是比較平淡乏味的成果；可能在令人沮喪的同時，它們使我們的政治想象力冷靜了下來。遠觀時如此輝煌的榮耀，一旦觸手可及，卻顯得微不足道，因而摧折了政治幻想的鋒芒。昔時的抱負已不復存在，卻沒有新的抱負填補空缺。不管原因為何，我都要如此表述這個變化：無論既存的是何種秩序，如今它都幾乎無可爭議地壓倒了我們的思想，最粗糙的政治標準卻沒有受到懷疑，并最終運用于人類思維的整個領域。
了解在美國內戰期間英國新聞界和統治階層所處的立場，或許有助于闡明，是怎樣的群體心態讓我們比以往更堅定地貫徹了民族精神。那些同情南方各州的人只聽取政治論據，而那些論據碰巧是非常狹隘而無效的，他們本應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僅涉及政治觀念，而且涉及道德和宗教觀念。換言之，普通的政治檢驗不足以揭示出危機的全部重要意義，況且在衡量成敗未見分曉的權宜之計時，政治標準是不適用的。支持蓄奴的州是否擁有合憲的權利去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 支持廢奴的州的動機究竟是博愛還是追求絕對支配權; 分裂然后削弱美國是否符合英國的政治利益，這樣的問題都不足以估量這場沖突。這些問題本身未必不合時宜，我們可以設想在一些情況下，它們不僅合適而且是決定性的。但是考慮到其背景，一種最高且不可廢棄的權宜的價值超過了普通政治意義上的狹隘的權宜，它屬于道德范疇。換言之，它更高級、更廣泛、更具約束力，是掌控社會福祉的技藝中至高無上的部分。
最狹隘的政治視角取代了與人類事務相關的所有其他途徑，實際的迫切需求可能限制了一般原則的應用，甚至威脅到原則本身，這種日益加劇的趨勢只有一種說明：信仰的狀況受限于更大規模或更雜亂的國家事務，并正在不斷惡化。這種情況不可能理所當然。導致上述過程的因素影響了國民的整體精神，營造出的氣氛徹底破壞了我們的判斷力，這種變化不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道德，不僅涉及道德而且涉及哲學、藝術和宗教領域。這種趨勢表現出的攻擊性最強的事例，或許是當我們偉大的博物學家提出關于人類起源的猜想時，全國最有地位的報紙從資產、智力和利害關系的角度批評他，嚴厲譴責他在巴黎公社的火焰和鮮血染紅天空的時刻，竟敢向公眾披露那種動物學的特殊結論。一切真理就是如此被轉換成日常政治的次要附屬品，很難找出比這更粗俗、更不得體的荒謬寫照了。
將社會當前的便利置于首位， 將尊重真理置于次要位置，如前所述，這種轉換的后果就是國民生活水平顯而易見地降低了；公眾輿論呈現出懈怠消極的特征；物質的、暫時的、自私的目標占據越來越多的優勢，壓倒了精神的、長遠的、慷慨無私的目標；最后還致命地敗壞了知識分子的信譽，削弱了熠熠生輝的道德啟迪，甚至打擊了某種堅定的自尊心，而英格蘭曾經以這種自尊聞名于世。普通人越來越不信任平易而絕對確定的見解。他們至少是草率地希望同時擁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這種情況越來越常見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領域，只要不是為了謀取職位而故意作出虛假的表現，壓抑自己的真實意見幾乎不會被視為罪過，有時甚至被當成美德和可靠的智慧。社會號召我們尊重別人的信仰，但是禁止我們要求別人尊重自己的信仰。
考慮到對超高水準證據的執念，或者對真理的相對性和暫時性的深切擔憂，畏懼絕對確定的觀點的態度也許值得稱贊。人類既能做出積極理性的判斷，又有感情或情緒化的、冥想或超驗的一面，后者構成了各種宗教神秘主義的基礎——兩者相較，假如那種畏懼來源于對前者的程式化的不信任，甚至可能有人為之巧言辯解。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當前的群體心態，就會發現其中的首要成分是對“現狀”消極順從的產物，不僅僅是聲稱不要輕率處事——每位認真的人都如此承認，而且把“現狀”當成真理和正義的最后言語和最終考驗。我們認為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出的結論都是精確、合理和明晰的，而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卻不承認這些學科同樣具有自身的邏輯；我們先入為主地懷疑所有原則，實際否認根據已獲證明的前提得出的嚴謹推論。在罪惡獲勝的第一個瞬間，或者施行正義第一次遇到挫折之前，對于給定的通用正義理論的穩固信念就煙消云散了。
憑借健全的政治意識，我們已經發現了許多好政府的秘密，因而同時擁有秩序和自由，以及受歡迎而不腐敗的管理機構，對法律和個人權利保持不可變更的永久尊重；長期以來這一直是我們的長處，如今卻在迅速變成我們的弱點和失敗的緣由。如果將政治上正確的思維方式擴展到政治以外的問題上，就意味著政治意識本身的墮落。人應當掌握生活和思想的多種真相，這不僅是令眾多其他觀點黯然失色的社會權宜之計——社會權宜之計的概念本身來自于一個相形見絀且匱乏的概念。我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熱愛持續不斷的改良，因為我們對于革命的恐懼較輕。然而我們設想出的政治技巧正變得與其他國家的一樣卑劣。在選舉中，全國性候選人與地方候選人對抗的機會并不常見，有原則的人也很少有機會與階級地位高的人競爭。在議會里，我們聽到關于高級權威的訓誡：“黨的上策是絕不單獨提出任何執行意見，而是達成整體的普遍共識”，用一種圣職者的態度表示，黨的政策是一回事，黨的原則是另一回事，為了在某件幾乎或完全不關心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他們必須放棄所有關心的事物，并且不抱期待。這就是我們指引政治家前進的現代方式，激勵他們堅毅而有自尊心，相信自己事業的價值，熱情地追逐成功。行事徹底是一種失策，是將旗幟釘在虛妄的英雄主義桅桿上：人們只為今天著想，完全不考慮明天；小心高處，緊緊抓牢保險繩吧；摒棄堅定的信念，學著全體達成共識；沒有激情、沒有信仰、沒有簡明敏銳的智慧，只要你們高興，就盡情展示卑鄙下流的親切和毫無價值的殷勤吧。
當然，所有這些特征并非只存在于我們的社會，所有社會都有這種趨勢。它們經常來源于困擾著某些人群的懶惰和萎靡，無論精神氣候的總體狀況可能如何。我們正在討論的是，除了自然科學領域，精神氣候的總體狀況不復往日的生機；相對地，它使人們養成了更可恥的秉性，助長了天生的一種傾向，即懶散地順應形勢，默認將錯就錯，卑鄙地精于算計而不顧真相，為了暫時的利益背棄普遍原理，進行邪惡的妥協，
損害永久的利益。
對于造成精神作風萎靡不振的原因，這里不準備進行復雜分析，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政治歷史、文化歷史以及這一代宗教歷史中的一兩個事件，這或許有助于理解我們這種熱衷于修正的有趣現象。
姑且讓我們從最接近表層的地方入手。在當代一些事件中，可以發現一種最明顯的能動作用，它使人們將政治夸大成檢驗真理的普適標準。自1848 年革命后，在政治、道德和宗教方面，英國受到法國的影響，傾向于拒絕相信抽象理論和普遍論斷。正是從1848 年而不是1789 年開始，影響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組織條件的問題第一次變得極端重要。在他們眼中，那些問題和答案前所未有地變成了清楚明確的公式和理論。法國人不僅是寫書而已；他們為空想著迷，為時代的希望狂熱，成千上萬人竟然走上街頭，為了實現改造社會的宏大夢想甘愿獻出鮮血和生命。其后也出現過同樣的景象，即使我們沒有看到，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同樣的情緒正在如地底的火焰一般慢慢燃燒。他們試圖將淺陋的抱負轉變為政治現實，從全人類幸福的抽象原則演繹出毫不妥協的結論，再據此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可惜那些嘗試都操之過急，自然而然的結果是，英國人對普適理論的厭惡進一步加深了，即使那個理論只是宣告了一種輕微的意向，與當前努力的直接目標無關。
由于法國的前車之鑒，政治普遍論的精神在其他國家沒落了，敗壞名聲的責任并不完全在于社會主義者。密爾先生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描述過所有法國黨派領袖的缺陷，同樣指出了民主派和其他派別的弱點。他寫道：“規模巨大、包羅萬象的實用準則，是法國政治的陳詞濫調，人們以它們為終極前提，理性淪落至特定的用途，人們卻稱之為符合邏輯、前后一致。舉例來說，他們不斷主張應當采取如此這般的措施，因為根據政府體制賴以建立的原則以及正統原則或者最高統治權屬于人民的原則，那是必然的結果。他們或許會回應，如果這些原則果真實用，就必定具備思辨的基礎。例如人民的最高統治權必定是政府的正確根基，因為如此構成的政府肯定傾向于產生有益的效果。然而任何政府都無法產生所有可能的益處，同時所有政府都會帶來或多或少的麻煩；既然不可能從導致問題的原因里找出手段來解決問題，那么在做一些實際安排時，不遵循所謂的政體普適原則，就往往是更有力更可取的做法。”
在好的意義上，英國人對真理的認識是精明而注重實際的，雖然是非正式的，卻造就了他們對妥協的感情；作者在這里使用“方法”（Method）這個術語表述這種認識。法國的政治活動反復揭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可惜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忽視了它，直到我們注意到它具有決定性且獨一無二的重要作用，它使我們的注意力從正確的妥協轉向錯誤和有害的妥協。
前任法國君主曾經重要的生平，在塵埃落定的今日看來只是次要事件，但是依舊對正在惡化的道德判斷具有真實影響。盡管同時伴隨著一些表面上的利益，但這個時代的統治源于暴力和背信棄義的篡權，并且用道德敗壞、政治腐朽和軍事鎮壓等全部手段維持統治。其優勢持續了相當長時間，以至這個國家里產生了一股穩定而強大的輿論，認為表面上的繁榮足以補償拿破侖三世（Napoléon Ⅲ）早年的罪行。這種過早的寬恕膚淺得令人震驚，醒目到了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地步。“道德是人的本性”，這個偉大真理在歷史上很少得到過如此迅速而合乎時宜的證明。我們不需要致力于相信樂觀或感情用事的假說，比如邪惡總是遭到挫敗，或者從另一方面講，任何人只要勤于傾聽神圣啟示、遵行所有戒律，他的食糧自然會得到保障，他的所有工作都會得到祝福。只要有穩固確立的規矩，道德對于我們忠誠的要求就與我們對自然規律的信仰一樣建立在正面積極的基礎上。道德準則如果是正確的，歸根結底就只是來自經驗的普遍論。它們記錄了人類行為領域內的先例與后果的某些前后一致性。不相信純粹自然法則的人會立刻顯得愚昧，相應在道德法則方面，不相信這些持續一致性的人的愚昧程度也與其相差無幾。在道德和自然法則方面，有著太多這樣的愚昧，人們樂于相信，河流曾經按照我們的意志流向山頂，我們可以生活在未受污染的空氣中，政府可以壓制國民的精力、自恃和公民精神，而當政府可能垮臺的時候，卻又指望倚仗這些優點，在這些資源經過長期的劇烈消耗之后，還可以任國家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就是“道德是人的本性”的意義所在。在同樣意義上，法蘭西第二帝國的體制是不道德的。除非人類全部的經驗教訓都毫無效用，否則政治道德的全部原則僅僅是學究紙上談兵；這種體制會無可避免地帶來災難，而且我們或許已經發現它播下了災難的種子。然而由于災禍慢慢消失了，英國輿論開始認同這次因禍得福的可能性，超出希望或訴求，簡單認為譴責帝制以及所有類似體制的道德和政治原則，都是反叛的借口或急躁的烏托邦式幻想。
然而這僅僅是更表層的影響之一，它們給深層因素的運作推波助瀾，打擊了人們的抱負，削弱了道德力量，用畏首畏尾的信念和默許異見的宗教自由主義，替代了昔日全心全意的信仰。在這些更深層的因素中，盛行的思想和觀點在理智方面得到了發展，其中歷史方法的發展是最重要的。讓我們簡單考慮一下這種方法如何被濫用，人們未經許可就隨意擴展和詮釋其結論，輿論意見失去活力的情況可能與之存在關聯。
我們可以將歷史方法描述成思想、慣例或信仰的比較，即對照它們在任何給定時期的形式與更早的源流、或是從中發展出的更晚形式，再據此確立上升和下降的規律。歷史方法在于將現存的社會框架與過去的框架中一些相應的部分聯系起來并加以解釋，在于從過去的形式中辨別出現在、從現在的形式中辨別出過去。其主要過程是從不同的社會團體中察覺互相對應的習俗、意見、法律、信仰，根據共同特征將它們歸入一般的類別。根據通用的演化學說探尋各種起源問題，這種方法可以運用于道德和社會形式，就像它如此靈活地運用于一系列組織問題一樣。無論處于演化的哪個特定階段，每個社會都可以參考歷史的思想觀念。無論是法律、道德、宗教、歷史、物質世界還是社會組織本身，所有思想的發展都協調一致、內部互相依存而有條理。
在現代科學發展中，出于各種理由，涉及起源的好奇心是最突出的要素。它涵蓋全部研究領域，包括道德、智力和自然界，從一個人微笑或者皺眉的表情，到他頭腦里最復雜的想法，從情感的外在表現，到潛藏于他內心最深層構造的根源及相互關系。一位過早去世的有獨創性的政治學作家曾經說過：“如果要描述近來思潮的最突出后果之一（也許可以去掉‘之一’），我們可以說，它使一切都變為陳跡。在我們祖先的時代，古文物研究者收集硬幣、獎章和凱爾特族德魯伊教（Druid）的石頭。然而如今遺跡的概念不同了；事實上所有事物盡皆如此。用科學眼光來看，人本身已是陳跡。他嘗試和開始閱讀，并知道他應當理解，通過每個人生平的全部經歷，了解那個人以及造就他的東西。”人們感興趣的是點綴著原型、殘骸或被繼承的場景，較少關注涉及到絕對性的特征。意見更多地被看成有待解釋的現象，而不是有待分辨真實和虛假的問題。按照慣例，我們首先考慮它們的來源，其次考慮在可能范圍內它們是否最合適、最方便讓人們接受。在上個世紀，人們詢問一種信仰或一個故事是否真實，現在
我們的問題是，人們如何把它們當成真實？簡而言之，如今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系吸引了最多的關注，它們更多是原始資料的關系，而不是理論一致性與實踐適當性的關系。熱愛現行方法的人更關心一種習俗或思想的背景和傳承，而非它們的好壞或對錯、長處或弱點。
這種方法的系統應用公平地受到了限制，同時懈怠和草率的人相對于明確的思想，更喜歡模糊的整體形式，盡管其間沒有必然性或邏輯上的真正關聯；每個人都能看到這種導致退縮的趨勢，即便未經調整，它使人們避免將具有絕對性的任何事物引入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能看到更糟的后果，這種趨勢傾向于按照剩余物品來安排個人的健全性和主動性，符合演化規則的世界有了剩余物品能夠運轉得非常好。對于自己的看法，人們總是容易看到清晰和正面的性質，堅持己見并為之辯護，熱烈地付諸行動，雖然其優點模棱兩可而且非常可疑，畢竟每種惡習都有辯解理由；我們必須承認在那種狀況下，相對于其他包含錯誤的信念，每個錯誤都曾經是正確的；生活的每個部分都與其他部分密切關聯，以至除非你同時抨擊多種罪惡，單獨抨擊一種罪惡將徒勞無功。對于我們正在談論的歷史方法的真正教義，這樣的描述有些夸張；但是由于大多數人理智中固有的迷障和天生的懶惰，他們非常傾向于誤以為那就是真正的哲學。
還有報刊新聞界，這臺巨大的發動機終結了政治試驗，使討論保持在膚淺的水準。撤銷知識的負擔，就是給獨立見解施加沉重的負擔。報刊發行量的增長，就是“促使人們整天厚顏無恥地就萬事萬物爭吵不休”，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公眾意見中原本就稀有的個性。從早到晚，從年初到年末，他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構想和重復老套的見解，促使人們用越來越庸俗的方式看待和談論事物，并且越來越高調。一家報刊必須生存，為此必須取悅讀者，于是主管就猜想——雖然可能不完全正確，取悅讀者的方法只能是熱烈歡迎偏見、冷漠對待普適理論、高傲地蔑視有原則的人。他們提倡改良，是出于某種精明的“糊涂”，認識到政見的可行性是有限的，并看到了讓理論適應實際的必要性。仿佛采取比一般大眾更開闊、更明智的視角，就失去了理解一般大眾的視角的資格，失去了為實際用途正確估計其價值的能力。為何只有那些對改良絕望的人，才具備明辨實用性的天賦？然而道理可能太簡單了，以至無法理解，為何一家報刊只要存在一天，其視野就要受限于那一天的可能性，為何在最近距離接觸事件細節的人，就要冷漠地拒絕從全面或宏觀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也很容易理解，這種理智上的膽怯對普通讀者的精神造成了反作用，他們天生的力量和教養，不足以抗拒那些目光短淺的陳詞濫調在日復一日中造成狹隘而致命的影響。
這些影響正在損害我們這一代人的道德和智力，不過我們還未提及其中最具穿透力的兩種。首先是物質生活的極大繁榮，其次是對精神追求的興趣極度衰退。兩者互為表里，前者引起的禍害加劇了精神的衰退，后者又加劇了物質的禍害。盡管有過短暫的衰落，興隆的生意和高額的利潤在這個時代達到高潮，而貿易是產生對宗教異見之寬容態度的最有利環境。有格言說，私人財產、特別是新近獲得的財產導致的結果是道德約束力的松弛。我們的新財富幾乎沒有蘊含任何公共義務的傳統，比如正在英國貴族中間慢慢消失的那種傳統，還有為公共事業獻身的共同習慣，比如正在美國存在和成長的那種習慣。在這種環境下，新財富使人們喜好奢侈、貪圖安逸，最重要的是人民樂意相信上帝賜予我們地球上最好的位置，從而削弱了對人們的意志和追求目標的堅定決心。娛樂消耗很大，削弱了對高尚目標的興趣，又無可置疑地給娛樂留下了更多空間。處事技巧和妥協從得到認可的能力中產生，因為它們傾向于舒適，而舒適是最終的目標，包括了一切結果。判斷標準不是真理，而是考慮周到的言行和聲譽。難道我們要假設：堅定信仰偉大《圣經》的主教制度，能讓那些在繁忙的蘭開夏郡各持己見的第二代產品制造商變成了虔誠的國教徒？雖然他們改變了宗教信仰，但這種皈依卻沒有違背他們的良心，因為他們在理智上不關心信仰，是精神上的中立者。
由此我們觸及了問題的根源，一場革命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卑鄙無恥到了無法言喻的程度。這個根源引起的緩慢轉變，如今正影響著整個思想的精神基礎。每個時代都會發生某種變遷，不過我們這個時代的變遷是最典型和主要的，它改變了信仰和人類行為的根基。舊日的希望已黯然失色，古老的恐懼還晦暗不明；曾經強大的約束力變得軟弱無用，曾經鮮活的信仰變得麻木不仁。無論宗教將會迎來何種命運，至少目前它幾乎不再具有組織性力量。宗教曾至高無上、具有穿透力、控制和決定著人們的生活，如今卻已面目全非，且永遠無法復原。對于膽怯的靈魂而言，這種破壞格外令人不安，甚至會困擾剛強的人，因為破壞的過程間接、難以捉摸，幾乎悄無聲息，仿佛有看不見的手在暗中操縱。那些居住在古老信仰高塔中的人們好似在地震的威脅下倉皇不安，帶著始終不變的憂慮、疑懼和驚異四處環顧。他們如同驚弓之鳥，對任何事物都懷疑躊躇，并伴隨著戰戰兢兢的期待。因此他們皆不情不愿。良知失去了強大和迫切的力量，而個人責任感缺乏銳利的鋒芒。動搖、迷亂和惶惑的思維黯淡地映照和掩蓋了我們民族本色的堅毅精神。人們的靈魂變得空虛，俗世的七宗罪于是乘虛而入。
人們猶豫不決，由于恐懼其后果而胡亂篡改信念，對最高問題的信仰逐漸衰微，而且由于國教的存在，這些問題不斷加劇、惡化并深入心靈內部，在維持生命所必需的部分引起了致命的混亂。在思想受到刺激和知識不斷拓展的同時，古老的公式牢牢地拴住了教會。人類的精神進一步尋找新的靈光，人類的感官積極地尋找新的真理，與此同時，教會的精神永遠埋葬在了議會法令的范圍之內，它還未完全成熟，大臣們就鄭重宣告不會再繼續追求。實際上在有時間思考或了解其他思想之前，他們就發誓堅持當時的信念直至死亡。換而言之，他們的誓言就是帶頭殘害生命。假如他們不能遵守這個神圣的承諾，至少普通人的一切動機都可以促使他們隱瞞違背承諾的事實。同樣的做法是在最初就將懶得動腦思考視為美德，將狹隘的智識視為神圣，然后以在某些類似于偽善的東西上付出額外的代價而告終。考慮到這些紐帶牢固地束縛住了這個國家里教育水平最高、最聰明的階級——那數千人本來可以是最合適的人選，有機會協助完成轉變輿論這項長期艱難又明顯無法回避的工作，這個問題顯然非同小可。再考慮到智力的浪費，還有完全的重負和密集的障礙——肯定不會輕松，如此組織起來的官方統治集團必然會破壞一個社會的精神獨立性。
我們知道這種體制喜歡將榮譽授予哪種人。三十五年前，一位大師已經為我們描述過：“模糊是智慧之母。如果一個人能列舉六個常規論點，避免摻進陳詞濫調而互相損毀，不需要支點或支柱就能在對立的事物之間保持巧妙的平衡，在清楚地說明真理時，保持警惕并排除自相矛盾的危險——他認為《圣經》是獨一無二的權威，連教會也要服從；信仰必定是合理的，雖然要通過行為來驗證；上帝的恩典并非取決于圣禮，但是圣禮也不能缺少；主教代表著神圣的律令，然而不管有無律令，他們的信仰都同樣虔誠——那樣的可靠人士才是教會的希望。據說教會需要這種人才，他們不做派別之爭，而是明智、克己、冷靜、具有良好判斷力，引領教會走出進退兩難的無意義困境”。接著作者認為這種類型的人才無法持久，教會必須更加現實一些。其實恰恰相反，教會的現狀比過去更像幻影了。關于精神領域的政治方法以及讓思想從屬于現狀，教會的管理和統治模式是成功的典范。
所有其他有組織的神職人員團體的活動確實比當權的教會受到更多規矩的制約。但是它們既沒有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又沒有足夠的誘惑讓自己不惜一切代價。它們影響了很多人的理智性情，但是受到影響的人們與國民生活的更大組織之間的區別并非那么涇渭分明。在最有權勢階層的心目中，國家教會與社會安排的一種特定秩序關系緊密，其后果是國教的傳教者反映出對這些安排的責任感，從而掩蓋了他們的靈性，妨礙他們的頭腦進行開放的思考，使他們變成了替政治服務、阻撓新思想的機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感到自己擺脫了辨明宗教領域里混亂沖突的責任，對周圍發生的爭斗視而不見，假裝自己只是暫時管理主教教區的神職人員，只關心如何維護當前的秩序。但真正的個人教會決非如此。他們的傳教者和成員認為，信仰與世俗社會的秩序完全無關。無論他們在某些方面的見識多么淺薄，無論他們多么敵視某些試圖取代其地位的異己思想，他們至少代表了一種重大的原則，即個人應該對自己意見的真實性承擔責任。有一兩個學派仍然知道如何支持國教圣公會的教規、舉行圣公會的儀式，與那些學派相比，他們得出的結論也許與現代的趨勢不太一致。不過，他們至少承認自己作出判斷是義不容辭的個人職責，在履行這項職責時不需要考慮任何外部因素，無論是政治還是別的什么。這是一種鼓舞人心的、令人欣喜的原則，如果缺乏文化修養，其運用領域就可能變得狹隘。因為國教這個概念本身與這種原則背道而馳，我們有理由把它與個人教會及其種種缺點區別看待，認為它屬于反動機構，導致國民良知萎縮，抑制了智慧之光活躍和運用的自由。
現在我們可以列出一些關于研究妥協界限的條件，妥協向來是一個有趣而重要的主題，特別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而言。是否只要原則的神圣性得以修復，就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補救我們國家正在惡化的狀況？在世人成長至擁有新的教義之前，它們不會消失。而當我們擁有新的教義，其他方面亦將好轉。我們必須銘記，新的理論絕不會從天而降，除非我們的精神傾向于追求自我解放。這個充滿狗茍蠅營、私心算計的時代必須終止，我們關于真正的權宜之計的夢想必須更深入、更高遠，放棄一切追尋至高真理的決心必須首先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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