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布拉肯 (Gregory Bracken ) 1968年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2009年于荷蘭代爾夫特大學（Delft University）建筑技術系畢業(yè)，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思考上海：社會主義城邦的福柯視野”。在亞洲生活和工作過多年，撰寫過一系列步行旅游指南。現(xiàn)為代爾夫特設計學院研究員，他的建筑設計工作室主要針對亞洲城市，如香港、新加坡等。在萊頓大學亞洲研究所做訪問學者期間，以東亞的國際性城市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第一章導言
當中國在忍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的時候，上海正在孕育一種新的、不同尋常的住宅類型： 里弄房。作為19世紀的商業(yè)性開發(fā)，里弄房是中國傳統(tǒng)庭院式住宅和西方排屋的混合體。它們大部分屬于房地產投機的產物，由大塊街區(qū)組成，在上海市內常見。這些大街區(qū)接著又被分成三四個更小的片區(qū)，每個約由100個住宅單位組成，在開發(fā)上獨立（見圖1.1）。居民的出入需通過弄堂，其中主弄堂寬4—5米，與街道成直角相交。較大的片區(qū)還有支弄堂與主弄堂直角相交。
雖然商業(yè)活動僅限于臨街的房子，但主弄堂也會有一些非正式的商業(yè)活動（見圖1.2）。進出弄堂需經過一扇晚上會關閉的大門（見圖1.3）。大門通常不止一處，但由于關門的時間各不相同，這些可以當成捷徑的弄堂只有非常熟悉它們的人才懂得如何使用。因為如果你進門的時間不對，就有可能會發(fā)現(xiàn)原本方便的通徑成了煩人的死路。
里弄房一般是2到4層高，面積和裝修水平各異，其中基本單元在60—105平方米之間，通常一層有兩個房間（見圖1.4）。隨著類型的發(fā)展，這種基本房型變得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精致，出現(xiàn)效仿西式聯(lián)排別墅和花園式里弄房（房屋一側有一塊空地，并且占地面積較大）的新式里弄房（見圖1.5）。弄堂是工作、娛樂等多種社區(qū)活動的所在地，它們能被靈活使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遞進的私密性”層級系統(tǒng)（見圖1.6）。“遞進的私密性”這個術語是吳訥孫（Nelson I. Wu）在其開創(chuàng)性著作《中國和印度建筑》中分析中國傳統(tǒng)庭院式住宅（四合院）時提出圖1.6“遞進的私密性”，里弄房片區(qū)
的。由于該詞也適用于里弄房的空間，所以還將在第三章中出現(xiàn)。
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2011： 8）指出，在中國傳統(tǒng)城市和建筑設計中，建筑，乃至整座城市的設計以圍合為前提，而且通常包含多道圍合，隨著一個人離中心越近，離墻外紛擾的公共空間越來越遠，由此體現(xiàn)內部的層級關系。從主街（完全開放）進入私人住宅、宮殿或花園，需要依次穿越層級空間。這種傳統(tǒng)空間順序反映在上海里弄房的街區(qū)布置中。隨著居民（或陌生人）從主街（完全公開）由主弄堂（半公開）進入與主弄堂相交的支弄堂（半私密），最后進入完全私密的家，他們遵循的是一種空間的遞進順序，這種順序決定了片區(qū)不同地方發(fā)生的活動類型，尤其是在弄堂里。以水果攤販為例，他會把攤位設在主弄堂與支弄堂的交叉口，但他們會站在主弄堂上，而絕不會是半私密的支弄堂上（見圖1.7）。傍晚的時候，中國的大爺或大媽會走出來看主弄堂里圖1.7水果攤販，主弄堂
的活動，但他們通常都只坐在既看得到主弄堂又不妨礙交通的支弄堂里（見圖1.8）。這些支弄堂也是人們打麻將、坐著閑聊、洗衣服、修摩托車、照看孩子、洗菜燒飯或照料盆景的地方；而主弄堂則是他們買東西、與路過熟人寒暄的地方（見圖1.9和圖1.10）。這些活動，乍看似乎是隨意甚至是偶發(fā)的，實際上卻遵循了一個嚴密且條理分明的層級系統(tǒng)。這令人想起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謂的“有組織的復雜性”（Jacobs 1993： 20），她認為“有組織的復雜性”是健康城市街道生活的關鍵。
弄堂，特別是半私密的弄堂提供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它們守護著片區(qū)里的住宅。房屋的門有可能是開著的，這樣，一個不速之客會受到人們的密切注視，以免他去了他不該去的地方；然而，如果他只是從主弄堂上路過，卻不會有人阻攔他。這是一個有益無害而且有效的方法，使居民可以自己管控他們與訪客和陌生人的接觸，同時又如同我們在第五章講到的，也為城市街道自我監(jiān)管在健康社會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提供了示例。
里弄房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帶來的另一種結果，是公私界限不再像西方那么分明。彼得·G.羅韋（Peter G. Rowe）也曾強調過該結果。羅韋認為，這種“公開、半公開、半私密和私密空間界限的模糊”導致“人們更重視社區(qū)、禮儀和遵守秩序”（Rowe 2005： 27）。中國人待在街道上的時間明顯多于西方人，里弄提供的公開—半公開/半私密—私密的微妙遞進過程看上去不但與他們的生活方式完美契合，更是促進這種生活方式要素。西方對這種公開與私密、室內與室外的模糊事實上一無所知，因為它出自亞洲房屋建造的傳統(tǒng)實踐。我們會在第三章探討里弄房類型發(fā)展時講到這些實踐。
梁允翔（Samuel Y. Liang）認為，里弄房的早期雛形是他所謂的“過渡型”，因為盡管它們看上去與當?shù)毓そ辰ㄔ斓拿耖g建筑有些相像，實際上卻是“中國最早的商業(yè)房產，它們的建造體現(xiàn)的是資本主義的融資和開發(fā)方式”（Liang 2010： 6）。得益于民居傳統(tǒng)的延續(xù)性，上海里弄房與中國傳統(tǒng)住宅建筑中一些它的前身似乎有許多共同之處，尤其是農村庭院式住宅和四合院，即北京胡同，但作為一種類型，它自始至終保持著上海的獨特性。
試想我們現(xiàn)實中能有多少時候把一件東西說成是獨特的？把某件東西說成是獨特的，這意味著地球上找不出第二件與之相似的東西。如此一說，這種類型的重要性瞬間上升。上海近幾十年的飛速重建，意味著這種類型現(xiàn)正面臨威脅，對其分析的需求就變得更加迫切。上海的飛速重建意味著里弄房正在遭受破壞。它正被高層公寓、辦公大廈、酒店和購物中心取代。我們有義務去嘗試了解它們，有可能的話，趕在這種類型尚未從地球上消失之前將它保護起來。
梁允翔指出，雖然現(xiàn)代上海的建筑有完備的記錄和研究，但建筑歷史學家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標志性建筑上，即那些20世紀初由西方（或西方培養(yǎng)的中國）建筑師設計的建筑。20世紀初，中國買辦和建筑公會才把建筑確立為專門行業(yè)，在此之前建造的晚清建筑鮮有人問津（Liang2010： 6）。
雖然國外建筑師從19世紀40年代便已開始在中國建造建筑，但直到19世紀末中國還沒有專門的建筑設計行業(yè)。夏南悉將1840年前后的那段時期視為中國建筑史的轉折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的建筑師開始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建筑傳統(tǒng)或許能從國外的技術和工程創(chuàng)新中受益（Steinhardt 2011： 3）。但是，正如杰弗里·W.科迪（Jeffrey W. Cody）指出的，中國的建筑設計直到20世紀之交才正式成為一門行業(yè)（Cody 2011： xiii）。無論建筑有多恢弘、裝飾有多華麗，之前的中國建筑都是由默默無聞的工匠建造的（Steinhardt2011： 18），這和歐洲中世紀的大教堂很像，它們皆由石匠行會建造，直到文藝復興后建筑師才開始作為獨立的設計師涌現(xiàn)。隨著中國通商口岸的設立，像西方一樣把建筑設計看成一個專業(yè)領域的思想開始占據主導。洋建筑師對此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在成立公司時一般都會雇傭至少一名當?shù)乩L圖員或勤雜工協(xié)助他們的工作（Cody 2011： xx）。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至今，只是雇傭的人數(shù)更多，知名外國設計公司在接到設計任務時都會依靠當?shù)貙I(yè)人士審核建造的可行性。里弄房相關術語
本書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嘗試讓人們意識到上海里弄房是一種獨特且不同尋常的城市和建筑類型。作為本書的引言，這里還將解釋一些與之相關的關鍵術語如“四合院”、“石庫門”，以及城市和公共空間等概念，特別是中國人對這些詞的理解。第二章將簡要回顧上海跌宕起伏的歷史，著重關注19 世紀至20世紀初這段時期，因為這是里弄房類型發(fā)展的關鍵時期。第三章將探索先于里弄房出現(xiàn)的住宅類型，如“四合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庭院式住宅。第四章將分析里弄房的布局和作為一種純商業(yè)投資的演變過程。
第五章將研究該類型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從很多方面來講，這都是本書最重要的一章。在這一章中，我對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一些有關空間和權力關系的理論做了簡單但重要的援引，以探索這些關系是如何融入上海的建筑環(huán)境的。有關福柯的作品和他寫作時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請參考附錄二： 米歇爾·福柯和后結構主義。——作者注這將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居住者巧妙利用里弄房空間的方式。第六章繼續(xù)從其產生的文化生活角度進行分析，重點關注兩位上海作家——張愛玲和王安憶，在她們的作品里弄房均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章還將關注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一些描寫上海市的作品，以及近幾年一些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如《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伯爵夫人》和《面紗》等，從中探索里弄房在描寫上海的電影中扮演的角色。作為本書的最后一章，第七章將簡單總結主要觀點，并探討里弄房未來可扮演的角色。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