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高門，以皇帝年號本初為字；他誅宦官伐董卓攬群雄，名震天下；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把大廈將傾的東漢王朝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是一個時代的主宰，卻在成王敗寇的游戲規則里淪為歷史的配角。他是袁紹，一個被歷史誤讀的亂世梟雄。
袁紹，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但因歷史的某些局限以及歷史書寫者的個人好惡，一個曾攪弄風云于天下，一個時代因他而翻覆的亂世梟雄，其面目竟如他的字本初一樣模糊并神秘莫測，只能憑后世的話本、演繹隨意拼合，這實在是一大憾事。因此，本書是一本很值得期待的書。
本書是一部專注寫袁紹、解決關于袁紹及其家族各種疑難雜癥的書。全書40余萬字，作者傾力搜集各種史料文獻，分析加工，相對完整地將袁紹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人生履歷呈現出來。一個鮮活、有血有肉不再只是個傳說的袁紹，他的野心的形成、他的野心的踐行，及至他的野心的徹底崩毀，有據可依，有據可查，不再只建立在虛構之上。
當然，寫袁紹，必然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以及那個時代粉墨登場的各重量級人物，于是，東漢末年官場風云、東漢皇室秘聞、前三國時代天下格局的形成，以及曹操、劉備、孫權、董卓、呂布、諸葛亮、袁術等等他們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與主人公袁紹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一一登場，并充分解析為何曹、劉、孫三家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產，更是袁氏家族的遺產。
袁紹，一個失敗者的歷史，支撐起了一個時代的歷史。
序言
他擁有最顯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最有權勢的人；他曾令眾多英豪聞風喪膽，也曾玩弄中國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卻能同時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一呼百應，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是曹操的主要靠山，爾后卻成為曹操最忌憚的人；他的家族被曹操毀滅，而他的事業又由曹操繼承和光大；他曾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死時仍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他親手結束了一個舊時代，卻未能開啟一個新時代；他本應成為開國皇帝，最終卻因失敗而淪為歷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紹，一個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個時代的主宰者，死后卻很少受到重視。這種待遇并不公平。如果沒有袁紹，東漢不可能如此怪誕地滅亡；如果沒有袁紹，中國不會陷入長達一個世紀的混亂；如果沒有袁紹，也根本輪不到曹、劉、孫三家瓜分天下；而如果袁紹成功了，很可能不會出現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無論是袁紹的勝利，還是袁紹的失敗，都深刻地影響了漢末、三國及其后的中國歷史。
漢末、三國這段歷史情節紛繁復雜，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的史書往往有不同的記載。當時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幾乎都有兩種以上的說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漢的一言堂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一方面說明私人著史的意識在增強，導致野史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則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實性與可靠性值得商榷。
無論史籍中的說法有多少，歷史的真相畢竟只能有一個。坦率地講，寫出一部反映全部歷史真相，令所有讀者都滿意的史書，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離作者較遠的歷史，人證和物證已經極度稀缺，難以核實；離作者較近的歷史，往往與作者及其親友的切身利益相關，難以指望他們的態度客觀公正。東漢末年政壇的詭譎和復雜，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罕有其匹，特別是整個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多次顛覆，必然導致檔案的大量缺失和一再改寫，現存史料中大有可玩味之處。
所謂可玩味之處，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于主角被描繪成了配角，而配角反而被描繪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繪成配角，是因為他們最后失敗了；配角晉升為主角，是因為他們最后勝利了。而歷史，本來就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人們總是說蓋棺定論，這話本來不錯，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卻只記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幾年的成敗得失，而忽視了他在此前幾十年內的功過是非。
翻開史書，勝利者總是睿智、正直、勇敢、仁愛的，失敗者總是愚蠢、邪惡、膽怯、殘暴的。可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戰百勝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嗎？這是典型的以成敗論英雄。自古成者王侯敗者賊，勝利者是永遠不會被作為戰犯審判的。在生前，他們可以用暴力壓迫人們的肉體；而在死后，他們還可以繼續用謊言蒙蔽人們的靈魂。這，就是勝利的報酬贏者通吃。
不過，勝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個法庭的審判。這個法庭的名字就叫歷史。一部全新的史書，就是一個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晉時期，東漢的歷史就已經被公認為值得研究撰寫，但也被公認為雜亂難辨。早期成書的相關史籍有《漢靈帝起居注》《漢獻帝起居注》《漢名臣奏》《典論》（曹丕）、《魏略》（魚豢）、《典略》（魚豢）、《漢末英雄記》（王粲）、《三國志》（陳壽）、《續漢書》（司馬彪）和《九州春秋》《世說新語》（劉義慶）、《魏書》（王沈、荀顗、阮籍）等數十部，但都難如人意。相較而言，《漢名臣奏》的內容最真實，但范圍過于狹窄；陳壽的《三國志》被公認為整體性較好，但內容過于簡略。東晉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進行研究修訂，撰寫成編年史《后漢紀》。南朝劉宋中期，范曄又撰寫成《后漢書》，梁朝人劉昭、唐朝人李賢、清朝人惠棟等學者都曾為之作注。《后漢書》本來沒有志，劉昭將司馬彪《續漢書》里的志加入其中，兩本書的觀點不盡一致，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后漢書》的志與紀傳部分有相互矛盾之處。
整體而言，《三國志》《后漢紀》《后漢書》的內容比較嚴謹翔實，而且都完整地流傳下來，構成了研究東漢歷史的主要資料基礎。本書的史料來源，主要就是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從邏輯上辨別對錯的問題，則以這三部書的前后順序為準，即《三國志》比《后漢紀》權威，《后漢紀》又比《后漢書》權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詳征博引，部分保存了下來，值得重視。當然，其中一些史籍的寫作立場嚴重偏頗，內容的可靠性未必很高，需要時時留心。
《三國志》和《后漢書》固然是有關東漢后期歷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說法往往不同；同一個人，往往有多個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種說法，這是紀傳體史書難以避免的問題。作為編年體史書，《后漢紀》雖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記載卻不如紀傳體史書詳細，也有不少錯誤。與雅俗共賞、廣受歡迎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相比，各個讀者群都對《三國志》《后漢書》《后漢紀》等史書不甚滿意。但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后，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的許多歷史人物在學界和大眾的心目中迅速臉譜化，也形成了大量背離史實的成見。若能全面地閱讀各種史籍，無疑有助于形成較為客觀公正的歷史觀。
客觀公正的歷史觀往往與流行的歷史觀相去霄壤，因為流行的歷史觀大多是政治宣傳，或是遠離歷史真相的文學作品。中國最流行的歷史文學作品《三國演義》，就很不利于讀者建立客觀公正的歷史觀。即便是《三國志》《后漢紀》《后漢書》中，也充斥著各種蓄意歪曲事實的政治宣傳，期待古代編纂者能將其一一辨識，顯然要求過高。早在南北朝時期，人們就發現這些正史中存在大量問題。受宋文帝的委托，學者裴松之搜羅了大量材料，對陳壽《三國志》作了詳細的注解。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裴松之解釋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篇幅超過陳壽《三國志》原文的三倍，實為漢末三國的史料集成，歷來受到各方學者的高度重視。
每一份古代史料，都像一張低分辨率的老照片，人物的面貌尚且難以辨認，更不要說確定其行事的性質和動機了。在現場直播的體育比賽中，電視觀眾時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雖然電視畫面的清晰度很高，但是從某一角度看上去很像犯規的動作，在另一個角度看來卻并不是犯規，也就是所謂的羅生門現象。所以，即便某本史書的內容比較詳盡（畫面清晰度足夠高），也并不足以發現真相，需要從多個角度觀察較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觸及事件的本質。
漢末三國歷史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通過研究多種史料，本書得出結論：
由于最終失敗，袁家在官方文獻中從主角淪為配角，但他們原本很長時間都是東漢末年歷史舞臺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勢力的曹操，卻有幸在這場大戲的收尾之際，從配角升為主角。結果，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矮化和邊緣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輝形象。
說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蓄意配角化、邊緣化，乃至于丑化，一點都不夸張。魯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可以說是很熟悉漢末、三國、兩晉歷史的學者了，然而就在這篇名文發表后不久，魯迅在其《三閑集頭》一文中，卻把袁術與袁紹搞混了，以為殺田豐的是袁術。這自然不能證明魯迅的學術功底差，只能說是他沒有重視袁氏兄弟。單看《三國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簡直一無是處，樣樣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勝利才顯得理所應當。歷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因為他的對手過于無能。然而，為何所有史籍在評價曹操的業績時，都要以戰勝袁紹為首呢？
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卷末總結曹操一生的功勛時，說在曹操一生的對手之中，唯有袁紹強盛莫敵，而不提董卓、呂布、劉表、陶謙、袁術、孫策、劉備等其他勢力。范曄在《后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卷末更盛贊道：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這些史家的議論都表明，在曹操的所有對手中，袁紹是最難對付的。
關于曹操戰勝袁紹的過程，史書中的記載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處。單論官渡之戰時兵力的數據，按照《三國志》記載，曹操先收編了30余萬黃巾軍，討呂布時也擁有十萬之眾，怎么會在官渡之戰時兵不滿萬？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認為，官渡之戰時，袁曹雙方的兵力其實應當大致相等，在5.8萬~11萬人之間。《三國志》又多次強調，袁軍果勁不及曹軍，曹操以逸待勞，人才儲備、經濟實力和兵力都在袁紹之上，兼有天時、地利、人和，還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可以號令天下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豈不是如郭嘉所說，占了十勝的壓倒性優勢？曹操難道不應該主動進攻袁紹，并將其迅速殲滅嗎？既然官渡之戰的難度這么低，就連平庸之輩尚且可以輕松地打贏（按照《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設計開發的各款三國題材電子游戲中，曹操都可以輕易打贏官渡之戰，甚至還不如之前打呂布、劉備等小軍閥難度大），而曹操卻打得如此艱苦，以至于曹軍將士紛紛向袁紹暗送秋波，最終僅靠袁紹的幾名大將臨陣倒戈才驚險取勝，豈不反而說明曹操缺乏軍事才能嗎？難道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拋開人人異端的道德觀念不談，曹操是杰出的政治、軍事、文學家，這早有定論。同樣，官渡之戰是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這也早有定論，永無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定論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悖論：杰出的軍事家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長期艱苦的對峙之后，勉強擊敗了一個在能力和實力上都遠遜于自己的無能之輩袁紹。而且，通過官渡之戰，曹操僅僅是將南下進攻自己的袁軍趕回河北而已，沒能奪走對方一塊土地。
官渡之戰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兩種選擇。當時，南方的劉表、劉備、孫權、劉璋勢力都不穩固，而且相互敵視，絕非曹操的對手。但曹操的所有謀士都認為袁紹勢力的威脅更大，勸阻曹操南征，重新經營官渡防線。袁紹死后，二子內訌，曹操趁機北伐，卻無法輕易取勝，又在河北苦戰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勢力。這五年，使孫權能夠鞏固其在江東原本并不鞏固的統治，劉備也得以網羅諸葛亮等人才，終令曹操有赤壁之敗，無法統一中國。
實際上，史書中這一復雜難解的悖論，是為了掩蓋嚴重影響曹操形象的事實：從青年時代開始，曹操大半輩子都在為袁紹效力。直到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今河南許昌縣張潘故城）為止，曹操的大多數行動都是在袁紹的授意下進行的。當時，袁紹與曹操的關系，和劉邦與韓信、劉秀與鄧禹的關系類似，屬于主從性質。只是在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之后，曹操才逐步脫離了袁紹的控制。后來，曹操和他的筆桿子們竭盡全力，想把自己描繪成始終獨立于袁紹的歷史主角。但他們偽造歷史的時間顯然有限，思慮不夠精密，工作不夠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綻，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以袁紹為主線的視角，來審視漢末歷史。也只有這樣做，圍繞袁、曹二人的種種歷史謎團才能迎刃而解，我們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戰時面臨的真實困難。
曹操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作為三國的建立者和東漢帝國遺產的主要繼承人，劉備和孫堅父子都曾長期為袁紹或袁術效力，其屬下也大多有著濃厚的袁氏舊部背景。如果袁紹打贏了官渡之戰，這些人恐怕都得幫袁紹去建立一個新皇朝。從這個角度上看，曹、劉、孫三家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產，也是袁家的遺產。
為了探究東漢帝國的滅亡與曹、孫、劉三分天下的歷史根源，研究袁紹及其家族興衰的過程與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書中的袁家事跡全都支離破碎，真偽參半，很難獲取足夠的信息。正如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曾經說過的那樣：任何歷史都是歷史學家的歷史，因為所有內容都是經過他篩選的。作為書寫歷史的勝利者，曹魏及其繼承者西晉的統治者深知，如果將袁氏家族的真實故事公之于眾，將會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他們蓄意炮制出大量的虛假史料。而且，作為擔任過上百年宰相的世紀豪門，袁氏家族內部也確實隱藏著太多的奧秘。古代各部有關漢末及三國時代的史書無法取得像《史記》那樣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寫清楚袁家的興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東漢帝國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夠抗衡并顛覆皇權的政治資源呢？他們又為何如此受貴族和百姓的擁戴？對東漢帝國的衰落和分裂，這個豪門究竟要負多大的責任呢？
中國傳統學術講究見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見大。有趣的是，從袁紹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中，就能夠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國人極為重視名與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劉備給年長的養子起名叫封，給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禪，合為封禪。到泰山封禪乃是古代中國最隆重的儀式，只有統一天下的帝王可以舉行。由此可見，劉備早就有了稱帝的雄心大志。后來劉備聽從諸葛亮之言，殺劉封而立劉禪，結果只剩下一個禪，反而生出禪讓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漢大臣譙周解釋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后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語出《三國志杜瓊傳》）也就是預言蜀漢政權必將亡于劉禪之手。當然這也可能是譙周的弟子、《三國志》作者陳壽為了給老師臉上貼金而編造的。
袁術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實卻比封和禪還耐人尋味。
就筆者所見的資料，公路一詞最早出自《詩經魏風汾沮洳》，與公行公族并列，可能最早是官名，后來演化成對世襲貴族的代稱。袁術取公路為字，無疑是在炫耀自己顯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還不滿足于此。
東漢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代漢者，當涂高的神秘預言。公路與當涂高都可以被理解為大路的意思，袁家意欲代漢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見。袁術終生篤信這個預言，他晚年僭號稱帝的驚世之舉就與當涂高直接有關。這些絕非袁術的一時沖動，而是如同大楚興，陳勝王一般，來自人為的長期策劃。
與公路相比，袁紹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復雜，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國人有一個獨特而謹慎的文化傳統避諱。按照這一文化傳統，古代中國人絕不直稱尊長的名，也很少直稱同輩的名。而在社交場合，成年男子們通常互稱對方的字。不僅如此，對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名詞，盡管并沒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時仍要避而遠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在被歷代中國人嚴格遵守的避諱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號是最特殊的一個。我們不會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武德或貞觀，也不會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洪武或永樂，更不會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會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紹的字本初，正是東漢質帝劉纘的年號！由于漢質帝即位當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導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漢之前，中國并無帝王年號；雖然漢文帝將自己的在位期分為前元和后元兩段，漢景帝又分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視為嚴格的皇帝年號。年號的正式設立始于漢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時改年號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號（即所謂改元）一次。因為是初生事物，所以漢朝人并不嚴格避諱皇帝年號。
隋唐以前，中國社會風氣寬松，不僅無須嚴格避諱本朝皇帝年號，甚至也無須嚴格避諱皇帝的名字。西晉人陳壽在《三國志》中，竟然大書已經被西晉朝廷追認為先帝的司馬懿和司馬炎姓名，對另一位先帝司馬昭雖尊稱文王，卻又大書張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司馬師、司馬昭、陳泰、鐘毓和鐘會等名士在開玩笑時，還曾故意觸犯對方父親的名諱。根據清朝學者周廣業所著《經史避名匯考》中所做的考證，晉惠帝永康年間，吳興郡的永康縣（今永康市）改名為武康縣，是中國第一次針對年號采取的避諱，但這在當時可能只是為了免于發生誤解而采取的臨時措施。后世的中國皇帝越來越懶于改年號，明清皇帝更是幾乎終身不改年號，年號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間的別稱，再加上專制統治日益嚴密，避諱才變得越來越嚴了。
不過，袁紹取字為當朝皇帝年號本初，仍然顯得十分突兀和奇異，顯然是蓄意而為。難道他要借此紀念在本初元年發生的什么事嗎？如果真有其事，這些事件又會對袁紹家族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袁紹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紹也不同凡響。一般來說，古代中國人的名和字通常含義相似，例如關羽字云長、張飛字翼德等等，而袁紹的名紹與字本初的含義卻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開啟、創始，而紹字卻是接續、繼承的意思。按《爾雅釋詁》的解釋：紹，繼也。按《逸周書謚法解》的解釋：疏遠繼位曰紹。可見，袁紹在繼承家業之前，其地位本來較為低下、疏遠。的確，袁紹是小妾所生，按照親緣關系來說，袁紹還有好幾位嫡兄，還有位嫡弟袁術，以及許多宗法地位較高的親戚。但是最終，袁家的領導權落到了袁紹的頭上，他疏遠繼位，逆襲成功，這也成為袁術后來痛恨袁紹的主要原因之一。難道父母在給袁紹起名的時候，就已經在策劃讓他疏遠繼位的陰謀了？
由此可見，袁紹的名和字都含有極為強烈的挑釁意味，疏遠繼位再加上皇帝遇難的本初元年，看似含義相反，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宣布要顛覆現有社會秩序。也就是說，這個孩子從出生起，就被賦予了不尋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紹的私人密碼，更是東漢帝國覆滅、三國亂世開啟的密碼。
對袁家的歷史探索得越深，疑問就會越多。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東漢末年的歷史便不完整。它們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張迷宮般的大網，掩蓋著那段雖然久經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卻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東漢那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總之，筆者認為，以曹操或劉備為中心的漢末歷史觀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觀地闡釋那個風起云涌的歷史時代；建立以袁紹為中心的漢末歷史觀，無異于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視角，從另一個角度更全面地去回望那個極具魅力與挑戰的時代。筆者希望通過本書中對有關袁紹及其時代的剖析，恢復他在前三國時代的歷史主角地位，并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筆者的朋友王曉明先生幫助本書制作了多幅精美的地圖，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涉及大量疑難問題，筆者才疏學淺，謬誤在所難免，歡迎各界讀者指正。
羅三洋，男，1979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1985年隨家人移居北京，畢業于北京市八一中學。1998年赴德國留學，就讀于海德堡大學，留學期間翻譯了約達尼斯《哥特史》，并在網絡論壇上發表連載《上帝之鞭歐洲民族大遷徙史話》，受到讀者好評。2006年回國后，出版有著作《歐洲民族大遷徙史話》（2007年出版，2015年修訂）、《夢斷三國》（2008年）、《柔然帝國 （西向天狼叢書）》（2009年）、《羅馬的黑人皇帝》（2016年），譯著《哥特史（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2012年）等。
第一章 名門之后
豪族聯姻袁隗的婚禮
帝國危機公元2世紀中葉的東漢局勢
造反有理三統五行學說與江淮民變（公元144~145年）
本初迷局袁紹的身世（公元146~147年）
第二章 宦海沉浮
豺狼當路梁冀的統治（公元148~158年）
快意恩仇梁家跌倒，袁家吃飽（公元159年）
宦官專權袁紹的青年歲月（公元160~165年）
黨錮風云袁紹的早期仕途（公元166~167年）
第三章 四世三公
六年之喪第二次黨錮運動（公元168~171年）
四世三公通往權力之路（公元172~177年）
本初俱樂部袁紹的黑社會（公元172~177年）
名將之死中朝的內訌（公元178~183年）
第四章 江山變色
黃巾暴動瘟疫的力量（公元184年）
中平羌亂涼州軍閥集團的形成（公元184~186年）
末代禁軍西園八校尉的組建（公元187~189年）
正義的背叛何進與宦官同歸于盡（公元189年）
第五章 亂世梟雄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組建討董卓聯軍及董卓遷都（公元190年）
第一滴血聯軍的勝利與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兄弟反目袁紹與袁術的擴張與決裂（公元191年）
第六章 群雄逐鹿
英豪本色孫堅之死與界橋之戰（公元191~192年）
血染長安董卓遇刺與李傕、郭汜的反擊（公元192年）
喪家之犬呂布投奔袁紹及其再次逃亡（公元193年）
幼獅出籠孫策投奔袁術（公元194年）
第七章 鷹楊河朔
餓鷹來襲張邈聯合呂布驅逐曹操（公元194年）
力挽狂瀾袁紹助曹操擊退呂布（公元194~195年）
禍起蕭墻袁紹鎮壓臧洪，分封諸子（公元195~196年）
霸王開疆孫策渡江與呂布奪徐州（公元195~196年）
第八章 自掘墳墓
天子下席李傕、郭汜的內訌與獻帝東遷（公元195年）
百慮一失袁紹命曹操迎獻帝遷都許縣（公元196年）
五世七公袁紹晉升太尉、大將軍（公元196~197年）
僭號仲家袁術稱帝之謎（公元196~197年）
第九章 鯨吞宇內
藕斷絲連袁紹與曹操的最后合作（公元197年）
白門縛虎袁紹與曹操消滅呂布（公元198年）
鬼神之攻袁紹消滅麴義、公孫瓚與袁術敗亡（公元198~199年）
箭在弦上袁紹與曹操的決裂（公元199~200年）
第十章 龍戰官渡
悠悠黃河袁紹南征曹操（公元200年）
風雨烏巢官渡大戰（公元200~201年）
巨星隕落袁紹病逝、劉表北伐與袁尚南征失敗（公元201~203年）
芟夷大難袁尚、袁譚反目與曹操征服河北（公元203~207年）
尾聲
毀滅與輪回
附錄
袁紹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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