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所匯集的主要案例來自公益項目“小鷹計劃”參與者的體會和感悟。“小鷹計劃”是從在校大學生中招募志愿者，休學一段時間到農村參與實際的建設和改造。這些年輕人的體悟令人震撼和感動，相信我們都能從中汲取思想營養和行動的力量。
前言
人的全面發展才是最大的公益
一序
“小鷹計劃”已經進入第六個年頭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年前這一念頭在心中生起時的那份激動。
而今天，從郭宇寬先生采寫的這本書中，我很欣喜地看到那份激動正在轉換成無數年輕人身上那用之不竭的生命激情。
還有什么比這更令人振奮的呢？
2010年，我們以一場“新公益嘉年華”掀起了一個“社會創新”的熱潮，“跨界”“創新”“社會企業”成為津津樂道的熱點。這時，早已埋藏在我心中的那個關于“教育”的夢想又漸漸浮上心頭。在每一個推動前進的社會浪潮中，“人才”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全面發展是最大的公益”，這是我多年思考的一個重要結論，也是友成基金會自創立之初便一直堅持的一個重要的使命和方向。
于是，一個關于“全大指wholepersonality”夢想，關于打造一個“無圍墻的友成大學”的夢想，在一次孟加拉的考察之旅后顯現出日漸清晰的輪廓。
很幸運也很感謝，這顆夢想的種子能夠吸引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湯敏先生（時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SaleheddinAhmed博士（時任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首席顧問、孟加拉著名私立機構組織的原CEO、BRAC大學的原副校長）、彭壯壯先生（時任麥肯錫公司全球合伙人）及其帶領的麥肯錫專業志愿者咨詢團隊（包括鄭榮清女士、傅源女士、石磊先生）等，相繼加入這個項目的研發行列。我們考察了孟加拉的BRAC大學、尤努斯中心，研究了諸如美國和平隊、為美國而教等多個項目，經過將近60多個日日夜夜的討論研究，一個關于青年發展的項目“小鷹計劃”終于呼之欲出。
2011年，我們開始招募第一屆學員。“小鷹計劃”得到了徐小平、李開復、陳志武等知名人士的響應和支持，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聚集到了“小鷹計劃”的旗下。至今我仍然感謝并佩服這群年輕人對這個新生的、名不見經傳的項目的信任，他們義無反顧地投入了一年的青春年華，在中國廣袤的鄉村土地上充滿激情地實踐和探索，史琳、朱曉明、冷星火……他們的故事在書中都有所呈現。
我很欣慰，從這一批又一批年輕人的故事中，看到“小鷹計劃”的一年對他們的世界觀所產生的影響。當代的青年需要什么？我們的未來又需要怎樣的年輕人？
這是六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和實踐的課題，我們選擇了鄉村這個最廣袤和豐饒的社會舞臺，讓他們沉潛、體驗、歷練，讓他們走出象牙塔，跟土地鏈接，跟現實碰撞，跟自我對話。他們用生命中一年的時間去探索、發現、思考和準備未來。而這樣的未來不再是空中樓閣，而是從泥土里開出的真正的理想之花。他們日益成長為自己所希望成就的樣貌。無論他們在何種領域從事怎樣的工作，他們始終擁有的是一種由心而生的，為世界更美好而努力奮斗的內在驅動力。這正是我們當下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年輕人，也是所期許的未來的領袖人物必須具備的特質。我相信，“小鷹計劃”的一年將會對他們的一生產生深刻的影響。他們，在開創著未來。
六年前，我們播下了種子。六年以來，我們欣然地看到它們開始破土、發芽，這些種子不僅只是成長為樹，更日益成為一片樹林，一方生態。因為我深知這種子所蘊含的能量是生命的能量，那是讓我們這個世界始終走向光明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因為我始終堅信“人的全面發展是最大的公益”。
在此，特別感謝郭宇寬先生以拳拳之心編撰這本書，也感謝所有為“小鷹計劃”和青年發展貢獻心力的同仁和朋友！
最后，向所有的年輕而勇敢的“小鷹”致敬！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創始人、理事長王平
我們不能只有一種維度的精英主義
二序
2011年，我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嗎？》，引起了很多年輕同學的共鳴，支持青年成長的友成基金會，把一次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的論壇主題定為“上了哈佛又如何？”
其實，我想表達的意思不是說不敬重哈佛這樣的名校，名校當然是精英的俱樂部、知識的殿堂、領導者的搖籃。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學業競技場，不能成為唯一的精英尺度。有一個網上流傳的段子，列舉了兩組人名：一組是各朝各代的狀元，另一組是落地秀才。那些狀元知道的人不多，如李白所說：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那組落地秀才倒是有不少名垂青史的豪杰。《南都周刊》有一篇文章評價：“狀元與落榜生后來的人生命運，或許又像兩種動物，一種是籠中圈養，另一種是外面散養。圈養的狀元接受供養，必須要在特定的環境內遵守一定的規則。名氣慢慢遮蔽了才華，時間一長，就養成了循規蹈矩的習慣，甚至還會逆來順受。而散養的落榜生顯然生存及適應能力更強，更具有開拓精神。如果李白當了狀元，又何來那詩意的浪漫；如果杜甫當了狀元，又怎敢深刻地批判？”
我在這本書里提到的哈佛，其實不是針對任何名校，而是針對一種基于學業選拔的體制。我主張要對“體制”，特別是對一種強勢到對人的觀念具有壓迫性的體制，懷有警惕。
上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畢業后進名企，進投行或者當公務員，如果這就是所有人都認同的精英的成功人生，人生還有比這更乏味的嗎？還有比這對社會更缺乏創造性的嗎？
最近兩年，我開啟了這項課題，和友成基金會的“小鷹計劃”的同道們一起探索，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除了在千軍萬馬中過獨木橋之外，還有另外更加寬闊的道路。
這些年輕同學對社會有情懷，對鄉土有感情，對同胞有熱愛，但我并不把他們簡單地歸納為“獻身公益”“無私奉獻”的套路。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在服務社群的情懷中成就自己，在迷惘的青春中明心見性，在北上廣深房價都已經突破十萬的年代，堅定自己腳下的道路。我有一個愿望，希望這本書和友成基金的“小鷹計劃”使更多這樣的年輕人相互了解，知道自己的追求并不孤獨。
2011年舊作發表于《南方都市報》：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嗎？
一位朋友前幾天剛見了蒯大富，跟我說，受不了了，這哥們兒，飯桌上一開口就是“兄弟我當年被毛主席接見的時候……”(此處省略三千字)其實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夠走出人生最巔峰的記憶呢？人，其實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瑪尼，腳下踩的LV，身上噴的香奈兒，坐進一輛奔馳600，一個人能凸顯自己是一個占據更多資源群體的標志，也就是他所擁有的記憶，這個記憶最能表明一個人屬于什么圈子。不經意地流露出你讓人艷羨的記憶，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讓人在你身邊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絕望。所以錢鐘書筆下的妙人，總愛說“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
不過這個潮流眼下有了新現象，比如，我很尊敬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各種場合做報告，好像是開“憶苦思甜”會，從來不提“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開口總要從“兄弟，我當年在陜西農村種地”的時候說起。這也不光是他一個孤例，我視野中成了腕兒的經濟學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當年在生產隊當會計的時候……”，要么就是“兄弟，我當年在廠里當學徒的時候……”。
最絕的是周其仁，絕少談他出國經歷，愛說“兄弟，我在完達山打獵的時候……”。據說，他每說到此，在座的女生臉上都顯示出無比崇拜的表情。
難道今天這些裘馬輕肥的經濟學家們，真的覺得當年自己種地、當學徒、打獵的時光，是他們最巔峰的經歷、最幸福的時光？中國有7億農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簡單地這么說。
記得20世紀末，社會風氣并不是這樣，那時候站在講臺上的，一開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時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時候……”，不然根本鎮不住場子。為什么這些年氣氛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
布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分析，給了我很大啟發。他有本書，叫《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其中講到各個社會階層如何依靠對不同文化符號的稔熟，來標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階層區隔開來。
當年改革開放不久，見個金發碧眼的人都覺得非常稀罕。任何海歸，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都沾了來自西方世界文化資本的光。誰能有西方背景，誰就能把自己和絕大多數人區隔開來。我聽過有不少大學里的年輕講師抱怨，自己沒有趕上好時代，擱十年前哪怕是在國外的二流大學讀過碩士回來，也能很輕松地被當作人才引進，當個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滿了，標準就高了。非得是歐美名牌大學的博士，即便如此，還得從助教講師一年年地苦熬。這些年輕人來自中上等收入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一邊上大學一邊讀新東方，大學一畢業就去國外讀研究生，這幾年這批人回國求職了。
現在，海歸這個詞讓我想起巴西龜。記得我小時候，巴西龜剛被引入中國，很稀罕，在花鳥市場上一只巴西龜的價格幾乎與一只畫眉鳥相當。10年以后，巴西龜就論斤賣了。
所以，現在隨便一所重點大學里都擠滿了等待職稱上升的海歸，每一個學歷背景都挺不錯。學術體系也像一個權力場，就像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臉，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國大學里排在最頂端的學者，最有效的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隨者區隔開來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讓其無法模仿的話語體系。在這幫海歸面前，顯擺兄弟我在英國、美國的時候就不管用了。這些新一代海歸上過新東方，在國外談過戀愛，參加過俱樂部，個個英文都比在國外端盤子攢回國“三大件（洗衣機、電冰箱及電視機）”的老一代海歸流利。
于是，在這些新海歸面前，文化符號的游戲規則就變了，只有開口就是“兄弟，我種地的時候，如何如何”，這才是院長、主任級別的范兒，才能讓他們徹底望塵莫及，甘拜下風。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嗎？你得承認，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并不是只在教授中存在這種現象。所謂社會科學，就是你要認識到社會是有客觀規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樣，是生活在規律中的。那個著名的段子，陳丹青聽劉索拉強調王朔是“大院兒的孩子”，而說起她自己卻是“胡同里長大的”，就覺得有些聽不明白。按說胡同里長大的，多數是城市貧民，可劉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陳丹青后來才明白，劉索拉所謂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學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納了幾百戶軍屬的“大院兒”高級太多了。應該也是一樣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復雜了，不過我確實相信，勢利不是一個貶義詞，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勢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會。
郭宇寬
第一部分優秀不在分數高低之間
在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下，一個學生優秀與否的唯一標準便是分數。學生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考一個好成績，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進入像哈佛這樣夢寐以求的大學，家長們也將自己的夢想全身心地灌注在孩子身上，只有進入哈佛之類的學校，你的未來才會清晰。真的嗎？愛迪生早年上學被學校認為低能兒被勸退，后來卻成為當今公認的改變世界的科技領袖；李嘉誠初中
輟學依然可以連續兩年蟬聯富豪榜榜首，成為令人敬仰的商界風云人物。當下的青年如何突圍這條以分數來決定命運的時刻？也許下文的故事會對讀者有所啟發。
【張超】
在鄉村享受自由的狀態
這是一個大大咧咧的東北姑娘，別人都叫她“超哥”。
大學時作為學生會副主席的她，原本走上的也許是一條循規蹈矩的道路。
然而，一次機緣使她在藏區結識了一名支教大學生，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于是和公益有了親密的接觸，幫助他人，實現自我，很多年輕人也許覺得苦不堪言的枯燥生活，她卻過得很自在。
兒時的“自然”教育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母親是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被安插到吉林通化，遇到了父親，就在這里安了家。母親曾是縣里納稅大廠廠長，那時家境相對優越，但記不清楚什么時候姐姐突然病了，工廠后來也一點點衰落，家庭一度陷入窘境。給兒時的自己帶來樂趣的除了田野，還有一臺彩色電視機。差不多三四年級的時候，一次聽著電視里播放彈奏鋼琴的聲音，激動地流淚，僅僅是因為喜歡，便嚷著要學。面對求知的我和生活的負擔，母親權衡著給我做了選擇，1999年開始了我的繪畫啟蒙。
母親是一個能干的人，她就是那個時代“把機會留給別人”的主旋律中的一個普通縮影——帶著六個弟弟妹妹，早早輟學工作，一點一滴擔起4上了哈佛又如何？人生的另一種修煉了這么大一個家庭的重擔。父母借錢修建的二層小樓里，住滿了她的弟弟妹妹。
在這樣一個由親情維系的寬松的大家庭里，我和姐姐、弟弟、妹妹們一同長大。這里允許任何獨立的想法，自然成長。而我們也知道，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想法和行為負責。
工廠生意紅火的時候，幾乎鏈接了村里的每一個人。但隨著工廠漸漸面臨倒閉，這個在現在看來有些烏托邦的鄉村工廠社區的凝結點也逐漸被瓦解殆盡。
伴隨我成長的親人們陸陸續續地搬離，我的童年就這樣隨著工業時代的轉型悄無聲息地結束了。時至今日，村莊也變為車窗中那幅不斷路過，卻未曾再有交集的畫面。
對世界保持好奇，人生自有多種可能
相比“自然”成長，正統的學習經歷無疑在我兒時扮演著制造痛苦的角色。臨近入學，母親把我送到縣城最好的小學。但是，沒有“見過世面”而顯得呆滯無比的我，被老師笑稱弱智。幾經周折，我還是回到了村里的小學，被“弱智”標簽捆綁著度過了艱難的小學時光。
幾經曲折地到了高中，為了就讀一類大學，我躋身成為千千萬萬藝考生中的一員。最終以所就讀高中建校以來藝考最好成績，拿到八所高校專業通知書。
因為學費、地域、就業等因素，在老師的指導下選擇了湖北美術學院印刷圖形出版方向的專業。就這樣，我遇見了鍛造我的湖美。
剛進入大學，完全沒有能力理解和構建城市的概念，在懵懂中，有股窮家小戶沖出來，誰都不服的勁頭。因為印刷專業高考第一的成績，一臉疑惑地被任命為班長。自此走上了“有理想、有追求、好青年的正軌”，前前后后取得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頭銜。直到成了這個群體中出類拔萃的尖兵，然后被推到90周年校慶——這個在當時的我看來更高的舞臺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感情的坎坷、工作的沖擊讓我領到了醫院的一紙鑒定，我不幸患上了輕度抑郁。此后，自我救贖的過程讓我的人生發生了轉折。
試圖尋找出路的我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程。為了兌現當年的諾言，我拿著寫生時同學們給當地村民們拍的照片，去了當時已經發生泥石流災害的舟曲。看著眼前堵塞的白龍江滾著滔滔江水、被泥石流掩蓋的村莊中的沙石瓦礫在燈光下泛著的微微亮光、沖擊處的土層中間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的藍色書包、路邊號啕著的或無表情的呆滯的人們，使我想起了同學們一年前寫生的時候留下的照片。在這同一片土地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個拿著煙斗、戴著大眼鏡的四川教師，還有他身后那群躲貓貓的孩子們。
這些畫面在我的腦海里淺唱、低吟、咆哮，我感到了重錘擊胸的悲痛。站在這些尚有余溫的靈魂之旁，我仿佛仰望到了我們本該有的生命。
在之后的幾天里，我住10元錢一晚的旅館，聽喇嘛虔誠的生命故事，聽外國行者看到的世界，聽藏區孩子們蹩腳的英語朗讀和他們向往的生活。這一切，對我無疑是一次歷經生命的重生。
帶著這一切重回原定生活軌道的我，突然看到了原本沒有發現的城市里的燈火輝煌。我想給自己的城市按下靜音鍵。半年后，我帶著朋友們去了藏區的孤兒學校，真正開始了我的人生啟蒙。
結冰的屋子、點不燃的牛糞、咽不下去的藏餐和長滿凍瘡的雙手，一切看似只是在這些艱苦的生活里進行，一顆不安的種子就在這里被一個特別的年輕人種下。她是廈門大學成績優異的應屆畢業生。一次支教讓她結識了這個少有人知道的宗教色彩濃厚的藏區孤兒學校，她來到這里一邊做校長，一邊做老師，一邊做媽媽。內地沿海長大的她，臉上已經有了高原紅，皮膚也變得粗糙干裂，但她仍然會留在這里，因為她愿意！她那堅定的眼神讓我看到了自己未來人生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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