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不僅涉及工商世界里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涉及到有時引起爭議的一些人物,以及令許多人感到驚奇的職業發展道路,并且還對隱藏在這一系列現象后面的強大的經濟驅動力進行了分析和探討。20年前誰也沒有預料到,競爭和市場的全球化會成為影響74屆畢業生職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經濟上的這種變化改變了管理工作的特性,改變了職業成功的道路,還改變了組織的結構和功能,以及工資水平等等。本書的中心內容是有關這115位工商管理碩士在這一期間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怎樣成功地利用了這些變化。
各門學科都有經典,商學自然也不例外,要提供經營管理能力,要在激勵競爭的市場上有生存能力,管理者必須讀基本經典才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因為它不能立竿見影,但有持久的生命力。大凡能稱為經典的東西,初讀起來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讀的時間越久,我們對它的領會越深,越是終身受用,其樂無窮。
新現實
不要依靠慣性。本世紀大多數成功者所走過的道路已不再能保證成功(第二章)。
注視全球化及其后果。一切都在變化,這既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同樣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第三章)。
新反應
擺脫官僚化的大企業,走向小企業。速度和靈活性在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中將會獲勝(第四章)。
從外部和內部幫助大公司發展;在咨詢和其它服務領域存在著大量的機會(第五章)。
一般性管理遠遠不夠;現在必須加強領導,方能幫助企業獲勝(第六章)。
如果可能,你應該推動企業的發展并為之作出決策。在財務、金融和其它職業中存在著大量的機會(第七章)。
新對策
提高你的競爭動力。高標準和強烈的取勝愿望在今天和未來都顯得特別的重要(第八章)。
決不要停止發展;終身學習對于成功顯得愈來愈必要(第九章)。
就像領導者試圖創立能激動人心的遠景目標,經理們試圖在規范的統治集團中出色工作一樣,金融經紀人通常是市場的引導者、優秀的談判員。咨詢員以項目為導向,企業家以經營企業為他們的主要任務,金融經紀人經常以交易的情況觀察世界。他們通過金融交易以幫助企業創業、成長和更有效地運轉。由于交易金額巨大,盡管金融經紀人只收取很小比例的服務費,他們也能變得非常富有。
熱衷于資本的人,往往相信通過市場和金融交易,經濟能夠得到協調發展。這些人懷疑通過統治集團和經理們、或者通過領導和同心協力,經濟的協調發展就能實現。他們提醒我們,統治集團的本質是鼓勵執行主管們只管往自己的巢里添羽毛,而置效率、持股人、顧客和職員的利益于不顧。他們還指出,共有的遠景不過是宗教崇拜式的幻想而已。另一方面,市場和交易員趨向于使經濟決策的制定更分散化,并把它放在掌握了相關信息的人手中。權力被分散就不易被濫用。市場并不需要利他主義刺激人們的工作。在亞當·斯密著名的例子中,屠夫并不因為心懷仁慈而供給人們肉食,他這樣做是因為想掙錢2。市場關心的是盈利。
杰里米·金(Jeremy king)生長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的家庭從來都沒有與真正的富裕聯系到一起。他就學于艾伯森學院(Alberson College),這個學院不錯,但不屬于名牌大學。畢業后,杰里米先工作了5年,然后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20年后,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他都是一位特別成功的人士。
1946年6月8日,金出生在多倫多附近,是家中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的父親在一家中等規模的制造工廠工作,杰里米的祖父以前也在這家工廠工作。他祖父是一位很熟練的機械工。杰里米的父親上了8年的學后,就開始工作,30年后他成為了車間主任。
1963年至1967年,杰里米在離家很近的一所大學上學。這期間他經常在學校和家之間往來,畢業時獲得了經濟學學士學位。畢業后,他在通用汽車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在加拿大上班。
進入研究生院學習以前,他在那里工作了5年。1973年夏天,金在波士頓的一家投資管理公司工作。就是在那里,他結識了一位女士,正是這位女士6年后成為了他的妻子。快完成工商管理碩士的課程時,金接受了另一家美國大制造公司提供的一份工作,作為一名金融分析員去倫敦工作。
1974年至1979年,金在三個不同的城市從事三種不同的工作。最后,他還是回到加拿大安頓了下來(參見下面的個人簡歷)。當1979年問及他是否感到成功時,他非常肯定地說:是的。他是這樣定義成功的:“成功基本上意味著在工作中,以及工作之外都達到了既定的目標后產生的幸福感。”
1980年,金創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他自己出資一萬美元,另外幾十萬美元來自于其它途徑。創辦階段是十分不易的。即使在今天,當金描述那些過程時,人們仍可以從他的聲音中感覺到他當年的艱辛。“我決定小規模地試一試,這種方式在美國已經非常成功,在加拿大還沒有。我當時所要做的竟是大量的、沒完沒了的可憐的乞求。但是,最后我們終于成功了。”盡管他每周要花20多個小時在自己的公司里,但公司業務主要由他妻子管理。每天早上8點30分至下午6點,他作為一名高級管理經理在大公司里工作。然后從下午8點到晚上11點30分,他又成了一名房地產老板。當后來問及他如此長時間工作的感受時,他說:“確實,我感到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所有的事,我也不喜歡這樣。但是,為自己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樂趣的事。我沒必要非系上領帶不可。商業計劃是我制定的,我完全相信它們。在這種情況下,長時間工作好像并不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
1981年,金換了一家公司工作。他接受了蒙特利爾另一家大制造公司的一個資深計劃主管的位置。當時他35歲,是這家公司里最年輕的高級主管。在杰里米剛加盟這家公司時的一次短
暫的交談中,新公司帶給他的激動溢于言表。但是,當問及他的長期計劃時,他仍然對他的房地產公司充滿希望。
要懂得為什么在《幸福》雜志所列的500家公司中傳統職業的收入比幾十年以前減少了,必須了解經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經濟世界已經顯著地不同于這個世紀大部分時候的狀況了。1994年與1954年的比較顯示,競爭的變化已使大多數國家的產業游戲規則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劃分二戰后和我們現在生活環境的分界時間是1973年10月16日。在那一天,海灣石油生產國不顧西方石油公司的抗議,第一次大幅度和統一地提高了他們的石油價格——提價75%,
達到5.11美元一桶。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外長們商定共同削減石油產量,這進一步提高了石油的價格。到10月中旬,石油價格已攀升到17美元一桶。這一事件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
影響,比以前的其它任何一次事件都大,它標志著戰后美國經濟統治時代結束,開始了真正的全球化的經濟時代。
凱文·約翰遜與他的同學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經歷了這一事件的震蕩。由于波士頓一些汽車主人的恐慌,位于北哈佛大街轉角和西大街的兩個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長的等候加油的隊伍。雷·柯林斯搖了搖頭,他記得,在等了大約一個小時后,才加到了油,其他的人也只加到了4--5升油。像其他美國人一樣,經濟學家、商人,甚至公共政策的專家和我們的一些工商管理碩士們似乎都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大影響。但沒有人認識到這一事件具有的諷刺性的結果,設計的行動主要是為了限制競爭、控制價格和為石油生產者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但結果是出現了一個競爭更激烈、更少控制和更不穩定的經濟環境。
這個新的時代可以被看成是美國大公司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860到1930年,經歷了3代人,從’74屆同學的曾祖父到他們父母的誕生。在這段時期,第一批大公司在美國出現。許多好事情都同這個時期相連,壽命的長度和總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長。但這個時期也有黑暗的一面:新公司濫用權力導致了一些麻煩,貧富的距離拉大了(見下頁對歷史的回顧)。由于工業革命的驅動和共和黨總統的指導,第一時期在1930年左右被一個新的時代所替代。這個新的時代受到民主黨政權的強烈影響。從1930年到1970年,民主黨在10次競選中有7次獲勝,在第二階段期間民主黨試圖改善大公司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問題,但不是放棄資本主義本身。
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你不善于把握機會,你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除非你是一個特別走運的人。同樣重要的是,知識就其本身來說,明顯的不是成功的充分條件。成功地履行一種職業,例如企業家、咨詢顧問、領導者或經紀人,各自都要求特定的才能和個性。在此,哈佛商學院’74屆畢業生的經歷再次成功一個極好的例證。
斯坦·羅伯茨、凱文·約翰遜以及他們的同班同學都出生于1944~1950年期間。恰好是人口大增長浪潮的前夜,這以后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40多年來使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他們巨大的數量導致了在50年代末產生了數以千計的小學和中學。在60年代,他們助長了學院和大學的大量膨脹。1968年,他們對越南戰爭的抗議阻止了林登·約翰遜第二次連任
總統的企圖,而幫助了理查德·尼克松的競選,尼克松在這115人畢業離校后的兩個月,就因水門事件辭職了。
從多方面來看,這些人遠比人們的想象的模式要多樣化。約翰·佛魯杰克(John Vrojic)曾是游泳冠軍,在他年輕的時候,他花了數千小時的時間參加訓練和比賽。比爾·佛雷澤(Bill Frazer)從不熱心參與任何運動,而且總認為運動員是智力略低的一類人。鮑勃·克魯格(Bob Kruger)在同他父親非同一般的親密關系中長大,甚至在現在,他們仍經常互相見面,并共享對方公司的成功。卡爾·托馬斯(Carl Thomas)當談論到他的父親時,很難控制發怒的情緒。托尼·米歇爾斯(Tony Michels)曾。在越南打仗,他在過去和現在都為這一段服役經歷感到驕傲。魯道夫·沃格勒(Rodolf Vogler)長發披肩,在1969年和1970年,參加過數十次反戰的游行。班上還有一些人的舉止行為都十分的傳統和拘謹。有一個人,到目前為止仍是一位戲劇演員。有一些人看起來像電影中的成功商人。但他們中至少10%的人,甚至更多,看起來遠不像我們老一套模式中的工商管理碩士們。但不管他們個高個矮、英俊瀟灑或相貌平平,愛好廣泛還是單一以及其它差別,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身上有一些方面是相似的。正是那些相同點,使他們在1972年一起跨人了哈佛商學院。
對那些在著名大學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來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孩提時代就生活在很好的經濟環境中,有一半是生活在中上層家庭中,只有13%是來自于中下層的家庭中;不到1%的人的父母是屬于下層的。他們中45%的家庭在1960年的收入超過了6000美金,而美國只有85%的家庭達到了這一標準。在正規的學校教育方面。美國男性當時達到大學或大學以上文化
程度的比例不到10%,而’74屆同學的父親中具有大學或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卻達到了56%。從職業上講,他們的父親是經理和專業人員的數量是1960年美國職業男性的三倍。
從大多數方面講,這些家庭的變化是新奇的。父母的工作、收入和教育水平已高于他們的祖父母。祖輩所受的正規教育一般是12年,父輩所受的教育一般是15年。從收入來講,年齡在
60歲的父母所擁有的存款一般是他們父母的三倍。他們中許多家庭從中層上升到了社會的中上層。從一些尺度看,大約70%的家庭是處于上升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