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寧 斯卡利亞大法官是美國聯邦最高人民法院保守主義陣營中的中堅人物，在他看來，“文義解釋者需要信奉的信條是，法官無權探尋法律中過于寬泛的立法目的，更無權創制新的法律”。聯邦法院在憲法和法律的解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在《聯邦法院如何解釋法律》一書中，讀者可以充分體會斯卡利亞大法官的觀點和智慧，更為可貴的是，本書是眾多智慧鋒芒的碰撞，戈登;伍德、勞倫斯;卻伯、瑪麗 安 格蘭頓和羅納德 德沃金四位專家從不同視角作出的評論同樣精彩，而斯卡利亞大法官對這些評論也一一作了回應。在這些交鋒中，相信讀者對于本書的主題會有深刻的理解。
法治對于憲政民主來講，是不可或缺的。不過它牽涉法官應如何解釋法律的問題既復雜，又頗具爭議，斯卡利亞大法官的演講以及德沃金、格蘭頓、卻伯、伍德對其尊重卻富有挑戰的評論即是明證。這些卓越的法律思想共同提出了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一個法律問題：法官應如何解釋憲法和法律才能使法律之治與憲政民主理念相契合?
法官的目標就是去推斷立法者的意圖嗎?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民主的目標，即領會對大多數人負責的立法者的意圖。盛行的觀點認為，司法解釋應受立法意圖的指引，但斯卡利亞大法官對此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一個法律的，而非人的統治意味著，立法者未表達的意圖不能對公民產生約束力。法律的含義是它們實際表達出來的內容，而非立法者的意圖。這就是斯卡利亞大法官要詳細闡述的法律哲學的真諦。這種法律哲學被稱為文義解釋或原旨主義，因為正應當是——運用于當下的情境中的——文本的原始含義來指導法院解釋憲法和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語詞要表達的含義這一觀點顯然太簡單了。大部分詞匯都有多重含義。將法律表述為法律語詞所要表達的含義，可能會使得大多數法律的含義模糊不清、難以理解。正如斯卡利亞大法官所做的那樣，明確法律含義就需要在解釋顯然模糊的法律的過程中對那些站不住腳的評論給予有力的回應。斯卡利亞大法官批評文義解釋的兩種替代做法都是站不住腳的法律解釋方法(或者說不能解釋法律)：一種是按照主觀意圖做出司法判決;另一種是對一部“活的”或“不斷演進的”憲法進行司法創造。不過，他不僅僅是在批評，他也闡述并論證了他的文義解釋哲學的優點。
斯卡利亞大法官闡述道，文義解釋并非呆板、缺乏想象力或者枯燥無味，尤其不會令人厭煩。文義解釋不是嚴格解釋，盡管(他說)嚴格解釋會好于非文義解釋。“語詞具有限定的含義范圍，任何解釋都不能超過可允許的范圍。”斯卡利亞的回應者接下了他提出的挑戰，來說明下述常識性的觀點可能存在哪些錯誤：比如司法解釋應受文本而非外在于文本的意圖或觀念的指導，應受文本的原始含義而非隨時代不斷演進的含義的指導。
斯卡利亞大法官的評論人提出的問題可分為兩類：文本模糊不清時法官通過文義解釋來做什么?更為重要的是：在文本自身缺乏明確指引的情況下，為什么法官不應通過援引道德原則和其他非文本的幫助來解釋法律?
斯卡利亞在演講中預料到了這兩類挑戰，也在“回應”中對它們作了解答。法官首先必須盡力闡明法律的原始含義;其次是那些原始含義在新的情境下的實際含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官都能成功地這么做。“原旨主義”有助于具體說明“文義解釋”，甚至能幫助法官在語詞模糊不清時也能對文本作出明確的解釋。“關于原始含義的內容，總是存在很多爭議之處，而關于原始含義如何適用于具體案件中，爭議甚至更多”，斯卡利亞大法官寫道，“但是原旨主義者至少知道他在尋找什么：文本的原始含義。通常(甚至，我敢說是經常)文本的原始含義是明確的。有時(雖然不是通常)文本的原始含義會存在分歧;有時在原始含義如何適用于新穎案件中會存在分歧。”
不過，本書中描述的在解釋法律方面的意見差異遠不止解決原始含義的模糊性或者在原始含義如何運用于新穎案件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伍德、卻伯、格蘭頓和德沃金教授對斯卡利亞大法官在文義解釋的立場上提出的其他主張也提出了異議。他們質疑斯卡利亞大法官所理解的文義解釋是否是最站得住腳或者是與民主價值最契合的法律哲學。對于按照主觀立法意圖或者法官偏好的道德哲學進行法律解釋，斯卡利亞大法官提出了批評意見，所有評論人都同意這一意見。不過，他們提出了其他具有說服力的民主性替代方案，包括一些截然不同的文義解釋主張。縱然其中有不甚明確之處，但這些方案值得深思。他們論證道，這些方案并不存在斯卡利亞大法官所批評的解釋方法那樣致命的缺陷。
和斯卡利亞大法官一樣，伍德教授擔心法官造法和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他認為法官應是法律解釋者，而非法律制定者。不過，擅長美國史的伍德教授也擔心斯卡利亞大法官低估了法官造法在美國民主制度中的重要程度，盡管頗具爭議。托馬斯·杰斐遜曾致力于(盡管未能成功)終止“異想天開、反復無常、心術不正之人偏執古怪的沖動”并使法官變成“一臺純粹的機器”。不過，并非所有，或者說甚至大部分國父們都不認同杰斐遜的目標。司法機構的設計也沒有遵循杰斐遜的意愿。在伍德教授看來：“法院成為獨立自主的機構，與主權人民的關系使得它們看起來在創制法律方面有著與立法機構幾乎相等的權威。這一轉型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伍德教授對美國歷史的解釋是正確的，那么模糊立法和司法之間的界限對于獨立后的美國來說就可能是一項規則，而非例外。
卻伯教授主張對一種文義解釋進行辯護，這一辯護有助于解釋為什么這種模糊可能是必要的。他懷疑的是，僅僅按照斯卡利亞大法官提供的方法來解釋文本，在許多案件中，法官、歷史學家或者任何其他人都找不到充分的法律依據來支持判決。然而卻伯教授也想防止法官在憲法解釋的偽裝下將個人的偏好或價值合法化。為了防止法官侵犯民主權威，他提出了一種與斯卡利亞大法官頗為不同的主張。“必須認識到”，卻伯教授說道，“(憲法解釋)任務的艱巨性;防止以各種借口將憲法解釋變成一個消極的發現過程而非建構的過程;應將這些借口替換為直截了當的理由，盡管可能是不完整的和未有定論的理由，而這些理由解釋了為什么一個人在考慮作為整體的憲法及其解釋的歷史的情況下，認為他對文本做出的解釋是值得采納的。”
卻伯教授因此通過下面的質疑開始挑戰斯卡利亞，他懷疑“有顛撲不破的最終‘規則’的存在。洞察力和遠見，有;規則，沒有”。法官依然知道如何不去解釋法律，但是他們“必須在憲法自身之外尋求”指導，正如所有那些被憲法授權解釋憲法，并有義務遵循其條款的人一樣。“憲法文本是基礎，必須被確定為最終的出發點”，以及“任何與文本不相容的事物都不能合理地認為是憲法的組成部分”。然而，“文本本身肯定沒有宣稱憲法文本是唯一的或最終的參照系——即使有，這樣一個自我參照的主張也會產生不斷追溯的問題，而且會遺漏我們最初的那個問題：怎樣查明文本的含義?”
格蘭頓教授關注的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斯卡利亞大法官在批評將普通法的習慣延伸到成文法和憲法性法律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普通法習慣的優點，適用于普通法的領域。“我們在解釋方面的許多弊病源于普通法習慣在制定法世界的延續，”格蘭頓教授寫道，“但應該這樣說，即使這些習慣不能夠很好地適應成文法解釋和憲法解釋，它們仍然是好的習慣。因此，引起人們關注的原因是，它們看似正在惡化。”先例原則通過適用先例的方式，為公民提供穩定的預期。格蘭頓教授寫道，相比“參加每一個案件，為手頭的案件提供公正合理的解決方案，謹遵文本和傳統作出判決，公正地展示其推理過程，并能夠在未來案件中為當事人提供指導意見”的最高法院，其他情況會糟糕得多。作為對比，格蘭頓教授請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法院“審理案件時常是這樣的情形：它并不像是說理充分、庭審有序、正確適用法律的產物，而更像是多數法官投票表決的產物。有時，法院看起來簡直就是以非理性的、不可預測的方式蹣跚而行，就像舊版小說《弗蘭肯斯泰因》(Frankenstein)中的怪物”。格蘭頓生動地論證道，和遵循先例的普通法模式的法院相比，這種法院會讓我們更為害怕。
德沃金教授提出了一個不同于斯卡利亞大法官的原旨主義的主張。德沃金教授的觀點與斯卡利亞大法官的區別在于，“從憲法條款的原始含義而言，憲法條款的核心內容只規定了抽象原則，而非具體的或陳舊的規則。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么這些得出最新判決的抽象原則在具體個案中的適用，就必須不斷地受到審查。審查的目的不是取代憲法所規定的內容，而是為了尊重憲法所規定的內容”。德沃金教授論證道，這種解釋方法對于文本和原則來說都是正確的。“為什么?”他問道，“‘國父們’不認為把具體權利與抽象權利糅在一起可以最好地保護他們在序言中列舉的(明顯抽象的)目標?”為什么我們不應認為明智的政治家會意識到，他們的觀點并非是這個主題上的定論?德沃金教授還提出，“言論自由權不存在普遍的定論，因此國父們無法以這些定論為基礎制定一項過時的條款”。針對1798年《懲治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 of 1798)激烈爭論的時候，“沒有人會認為第一修正案把某些時興的理解或定論納入了規定，而各種理解之間的巨大差異表明并不存在定論”。
本書作者的分歧可能沒有《懲治煽動叛亂法》的作者及其批判者之間的分歧那么深，但是在法官應怎樣解釋憲法和法律這個問題上，他們肯定沒有確定的答案。當然，這些分歧還是要交由每位讀者來判斷，不過，斯卡利亞大法官針對他的評論人作出的令人尊重且生動的回應，無疑會促進我們對不同法律解釋方法特點的理解，并增強我們對所有美國人命運的認識。
本書源于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研究中心(University Center for Human Valu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邀請斯卡利亞大法官做的坦納演講(Tanner Lectures)，并邀請德沃金、格蘭頓、卻伯和伍德四位教授進行評論。我們非常感謝坦納信托公司對坦納系列演講的慷慨支持，感謝人類價值研究中心每年舉辦的系列演講。我們尤其要感謝格萊斯·亞當斯·坦納(Grace Adams Tanner)女士及后來的奧伯特·克拉克·坦納(Obert Clark Tanner)先生對坦納系列演講的贊助，以及勞倫斯·S洛克菲勒(Lourance SRockefeller)先生對人類價值研究中心的贊助。作為人類價值研究中心系列出版物的組成部分，該書從挑戰傳統思維方式的角度傳達了我們共同的貢獻，因此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反思人類的重大問題。
羅納德 德沃金
一
斯卡利亞大法官做了兩場關于法律解釋問題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沒有引證德里達、伽達默爾，也沒有引證解釋循環理論，就異常清晰地提出了法律解釋理論。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卻認為，他嚴重誤解了憲法總體說明的含義，因而他的演講患了精神分裂癥。他以承認某種憲法裁判風格的理論開始，又以譴責該憲法裁判風格的理論結束。
他的論證從嚴格區分法律條文和立法意圖開始。“人的意圖可以隨心所欲”，他說，“但能夠約束我們的只有他們制定的法律”。Scalia,“CommonLaw Courts in a CivilLaw System”,p17. 他嘲弄諸如“圣三一教堂案”之類的判決。在該案中，最高法院基于法律條文的“文字”(letter)會禁止教會的作為，從而推定說，國會不會希望那種結局。確實，他所懷疑的正是整個立法“意圖”的思想觀念。他說，大多數國會議員從未考慮過不可預見的、而法院卻必須面對的解釋問題。然而，馬虎的讀者可以做出這樣的反駁——任何成文法解釋的連貫性都建立在對某人(或某機構)意圖的假設基礎之上，斯卡利亞自己也在多處承認這一點。斯卡利亞承認，法院應當矯正“代筆人之誤”。 Idpp20.他反對“嚴格的憲法文義解釋”。他認為115最高法院在“槍支”案(Smith v United States)中的“文字主義”(literalist)判決是愚蠢的。 Idpp23-24. 他堅信，至少某些解釋的“原則”(canons)是意思(meaning)的“表征”(indication)。 Idpp27. 他還說，如果認為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不適用于手稿，從技術性的角度來判斷，手稿既不屬于言論，也不屬于新聞，那也未免太荒唐。 Idpp37-38.
前述每種剖析都允許意圖得到遠比定稿文字文本多得多的尊重，因此，我能想到的上述一些簡單反駁指出了不周延之處。為斯卡利亞辯護的人可能會反駁說，他不是極端文義解釋者，這些修正只不過是承認社會常識(common sense)和社會實踐(practicality)罷了。但這種辯護意見誤解了反駁的意見。反駁的意見認為，正是這種承認完全破壞了斯卡利亞的立場，因為這種承認不僅認識到立法意圖的可理解性，還認識到立法意圖的優先性，而斯卡利亞開始都反對這些。如果法官可以訴之于某些預定的立法意圖給含義平平的“言論”和“新聞”添加些什么，或者給含義平平的“使用槍支”剔除些什么，那么，為什么不可以同樣訴諸立法意圖而允許牧師進入本國呢?要回答這個責難，斯卡利亞是不能指望那個自我毀滅的“社會實踐”理論的。他必須求助于意圖之間的分類，雖然他沒有明確說明這種分類，但如果不以該分類為支點，其理論勢必無法成立。
這就是官員在制定法律條文用詞時想說(say)的，與他們通過這種說法想要(或期待或希望)的結果(consequence)之間所存在的關鍵區別。例如，老板(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指示經理錄用最適合新崗位的求職者。老板可能會想，他自己的兒子(也是一個求職者)顯然最合適不過;但他在弄清楚經理是否有同感之前，也許還不會明確指示。然而，老板所說(said)的和想說的(intended)都是：應該錄用最合適的求職者。如果116經理認為其他求職者比老板的兒子更合適，但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而錄用老板的兒子，那么，他就沒有執行老板已經意定的那套標準。
所以，我所說的簡單的反駁是錯誤的。它從斯卡利亞文義解釋引證中推定的錯誤根本就不是錯誤，因為文義解釋堅持遵從一種意圖(語義意圖)，而且從他所引證的言論來看，斯卡利亞遵從著那個意圖。任何讀者閱讀作品時必須關注文本的語義意圖，實乃因為同音同字可用來指稱不同意圖之故。假設我告訴你(斯卡利亞的例子)我喜歡baysbays，在英語中，有海灣、棗紅馬之義。——譯者注 ，你就會揣摩著我想說我喜歡某種馬或某塊水域。在你思量清楚我的話語之前，雖然你知道我說了話，但你不知我所云為何。“使用槍支”這組語詞，在某些語境中通常有持槍用以威脅之意，而在其他某些語境中則意指持槍用以其他目的，如交換等。對于使用相近語詞的場合，我們很難知道國會真正說了些什么。但如果我們有合理的理由推斷，國會在任何情況(包括所有的立法情形)下，所做的就是所想的，那么問題就會變得簡單。
當我們想知道他人想說些什么時，我們通常都在琢磨，哪種解讀最適合于他的表達。解讀什么以及解讀如何可能，這是復雜、深邃的哲學問題。我們揣摩說話者的內容時，經常會把我們對說話者的一些推測摻和進去，例如他相信什么、需要什么，他之所以相信和需要的理由是什么。參見Quine、Grice及Davidson的著作。 但如果我們解讀的對象不是某個自然人的言辭，而是諸如某個立法機關之類的機構的言辭時，難度就會大大增加。我們依賴于人格化的假設——假定機構117也有自己的語義意圖。我們應該在何種意義上，或者應該使用何種特定標準才能揭示或解釋此類意圖，確實很難把握。在這些問題上，斯卡利亞不會同意我的觀點。 See chapter 9 of my Law’s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不過，在我所強調的區分的重要性問題上，我們又高度一致：立法機關在制定的法律條文中所想說的(適用法律的法官必須解釋)，與眾多立法者個人對法律條文所期待或希望的結果(它是與前者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間予以區分。
“圣三一教堂案”顯示出其間的差異性和重要性。毫無疑問，國會想說，對其所使用詞句的理解應該順其自然。不難想象(也許事實上就是)，如果真的出現此類問題，大多數議員會投票同意對英國牧師網開一面。這確實是一個吊詭的期待問題，而不是語義意圖問題。斯卡利亞強調，法律是國會所說的東西，它體現在語詞的最佳解釋中，而非某些國會議員所想要、所期待或所假定會出現的東西，也不是倘若由他們審理案件，他們所想要、所期待或所假定會出現的東西。 卻伯教授在“圣三一教堂案”中提出了法律文本的合憲性問題，即是法律文本的含義還是法律文本意圖要表達的含義應符合憲法的問題。與斯卡利亞大法官一樣，我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思考。這個論斷肯定存在爭議。有些法學者認為，法官按照對大多數國會議員所想或應該所想的合理推測審理案件，即使在他們所使用的語詞沒有體現那些真實或假想的意圖時，也如此審理，更體現了民主的要求。他們還認為，立法應該反映那些由人民選出的代表所認為的對國家最有利的事情。但斯卡利亞反對這種說法：他說，正如他們指包括斯卡利亞大法官在內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譯者注 在“圣三一教堂案”中所做的那樣，在語義意圖與期待意圖發生沖突時，賦予語義意圖的優先地位更體現民主。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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