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傳統文化尋蹤系列，以歷史上為中華文明做出杰出貢獻的人物為線索，尋覓探訪他們留存于今的遺跡，希求保存中華文明留在當代的樣貌，傳播中華文明，尤其是重新發掘那些為人所忽視部分。《覓文記》是系列中第五部，以時間為序，從春秋到晚清，提煉四十六位文章大家為綱目，考據與引證并舉，梳理其生平以展現歷史語境，注解詩文原作以剖析思想主張。作者歷時數年，實地尋訪他們的每一處遺跡，以文字與照片記錄探訪所見風土景物和人情軼事，行文論述平易，尤其是實地尋訪游記部分，文字活潑風趣，令人讀來有親切之感。
韋力以藏書家聞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方各面都有涉獵，且發大愿，蓄力多年，邊做案頭工作，邊一程程實地尋訪，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種行走與寫作的堅持，且幅面覆蓋整個中國傳統，很難設想在當今還有第二人能夠完成。全書五百余幅實景照片，上下兩冊精裝全彩印刷。
序言
《覓文記》乃是我尋覓古代的文章大家之遺跡的小文。何為文章大家？要想確定該書的收錄范圍，則首先要搞清什么叫文？什么叫文章？什么叫文學？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深究起來頗為復雜。
前人對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討，比如阮元在《書〈文選序〉后》說：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后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
阮元的論述是從《文選》一書的名稱下手，他認為昭明太子既然把該書稱之為文選，那肯定先要確定何為文，而后才會有文之選。換句話說，《文選》一書所涵蓋的內容主要是文。以此推論開來，經部、子部和史部的書不能稱之為文。對此，昭明太子在《文選序》的后面也談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選。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中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顯然，顏之推的觀念中，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稱之為文章。
但文章一詞來源于何時呢？周振甫在《中國文章學史》前言中說：文章這個詞，在春秋時代就有了，但它的意義跟現在不同。《論語·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個文章，指唐堯時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這個文章指孔子的言論儀表。到了漢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釋。《史記·儒林列傳》載博士等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這個文章，指詔書律令的文辭，跟我們現在講的文章，已經一致了，但后來又有變化。
看來，文章是個范圍的概念，并且每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內涵與外延。為此，周振甫舉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來說明歷代文章一詞所包含的不同意義，我摘錄他在前言中所舉出的一小段例證：《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倪）寬傳贊》：文章則司馬遷、（司馬）相如。這個文章指史文和辭賦。我們也稱辭賦為文章。但上一個文章指詔書律令，是散文；這一個文章，包括辭賦，是韻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講的文章，分為四科：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他把詩也稱為文章，這和我們的看法不同了。我們把詩和文分為兩體，文不包括詩，他把文章包括詩。劉勰《文心雕龍·風骨》：固文章之鳴鳳也。這個文章也包括詩。
周振甫說，現當代學者把詩和文分別認定為兩種文體，因為文中不能包括詩。但古人卻沒有這樣嚴格的區分，比如韓愈在《調張籍》中的詩句：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既然說的是李白和杜甫，而這兩位是頂尖的大詩人，顯然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詩而非文。
如此說來，文章二字在韓愈那里指的是詩作。但看韓愈的其他文章，似乎這種判斷也不盡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說到：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后》：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學古道而寫的散文，這個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詩了。
那到了什么時候文才開始特指文章而不包括詩文呢？給出這樣的結論確實不容易，但也可以舉出一些相關的實例，周振甫在該前言中說到：到了宋代，劉開寫《應責》：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這個古文，同于韓愈講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詩了。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經中，惟《春秋》可當之。這個文，也指散文。又說：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這是說古文是文，駢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為非。這就跟今天說的文相同了。
既然有了這樣的界定，接下來則要說文章興起于何時，褚斌杰在其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中說：殷墟的甲骨卜辭，商代和周初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說是我國散文的萌芽。他認為，殷墟所出土的甲骨卜辭以及商代的青銅器銘文等等，都屬于散文的萌芽。
為什么這樣說呢？褚斌杰又在該書的《概說》中稱：甲骨文雖然多數比較簡短，但某些記人、記事的片斷，已能做到比較準確、清楚，是我國最早記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態。商朝的文告個別保存在《尚書》之中，如《盤庚》，記述商王盤庚率民遷殷時的幾次講話。《盤庚》的語言雖然顯得古奧，但是文中表露了講話者的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動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學性。《易經》是一部巫書，在功能及性質上與卜辭大略相同。其中的卜筮用的卦辭、爻辭，在神秘的外衣下，包含著某些社會經驗的記載和某些哲學思想的萌芽，特別是其中還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謠，或用韻語寫的近似歌謠的作品，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價值。看來，他把古人的記事文字統統歸入了文章的范疇。
褚斌杰的這個說法跟章太炎的觀念有些類似，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說：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啟人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分焉。
章太炎認為，凡是寫下來的書面文字都可以稱之為文，但有的文具備文采，而有一些只是記錄，比如會計的賬本、數學的演算公式、地圖上所標注的名稱等等，這類的記錄只能稱之為文，但不能稱之為文辭，因此他以有韻和無韻把古代的文辭作了兩分法。而對于章太炎的這段論述，游國恩則認為：此廣義指文學論也。（《先秦文學》）
游國恩也認為有必要對文學一詞作出嚴格的界定，但他同時認為要做這件事情并不容易，他在《先秦文學》一書起首即稱：文學之界說，昔人言之詳矣。自魏晉六朝以迄今茲，眾說紛呶，莫衷一是。治文學史者既苦于界說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離，不可究詰。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實繁，派別枝分，千頭萬緒。其間源流變遷，盛衰倚伏之故，多無有系統之說明。此所以治絲而棼，說愈歧而愈遠也。
接下來，游國恩先生對相應的歷史說法作了一番梳理，而后他作出了這樣的結論：然則文學之范圍宜如何？曰：學術之不能不分而為辭章者，勢也；辭章之不能與經傳子史完全絕緣者，亦理也。知后世經義之文之出于經學，則不能排六藝；知傳記之出于史學，則不能排《左》《國》；知論辯之出諸子，則不能排《莊》《列》。先秦之文學，即在專門著述之中，固未可以決然舍去也。看來，他也認為文章不能跟經、史、子三部相混淆。
可游先生同時又說，想將文學與其他的文體截然分開，這沒有可能，比如古代的傳記就是出于史學，那么作為史學名著《左傳》和《國語》就不能排除在文學之外，而同樣，先秦諸子中的莊子和列子所作之書，雖然屬于子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文學之外，因為《莊子》《列子》等書特別具有文學色彩。
如此說來，經、史、子中都具有一些文學的元素。那怎么辦呢？游先生就對這類的名著一一作了點評，而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先秦之文，類屬專門之書，兼采則勢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礙。大抵擇其情思富有，詞旨抑揚，乃與后世之文有密切關系者述之，則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游國恩認為，先秦的各類文章，無論是經、史、子哪一部者，都不應當完全收入文學范疇，同樣，也不能完全排斥在文學范疇之外，凡是這類文章中富有情思并且有文學色彩者，都可以劃入文學的范疇。為什么要這樣呢？他又在《中國文學史講義》中對文學二字作出了這樣的界定：文學之意義不外兩端：一曰聲，二曰色。色者翰藻，聲者宮商。作者連屬字句、組織篇章，和其聲、設其色，以傾瀉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間，而文學之能事畢矣。
由以上可知，游國恩認為，不要從古代的文體中來界定哪些屬于文學范疇，只要有文采的文章，全部都可以歸在文學范疇之內，所以他把先秦諸子的一些著作也列入了文學范疇。
而褚斌杰也認為諸子百家的作品屬于散文的范疇：戰國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和發展，同時也帶來文學上散文的勃興和繁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歷史學家的言論，講學的記錄和論著，同時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為什么給出這樣的判斷呢？褚斌杰舉出了這樣的實例：如《孟子》散文，連譬善辯，氣勢磅礴；《莊子》散文，汪洋浩蕩，想象豐富，極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韓非子》在文章結構和說理方面，也各具特色。
既然這樣，文章或文學的概念依然難以搞清楚，因為這需要對古代的各類文字進行一一地評判，以此來決定這類的文章和文字是否具有文學性。但因為每個人所秉持的觀念不同，這使得何為文學依然有著不確定性，比如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的《緒言》中做了三分法：
（一）廣義的文學包括一切的文學。
（二）狹義的文學包括詩、小說、戲劇及美文。
（三）折中義的文學包括詩、小說、戲劇及傳記、書札、游記、史論等散文。
那羅根澤傾向這三者中的哪一類呢？他在《緒言》中明確地說自己的立場是折中義：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請入文壇，也不把駢散文推出文壇。不過西洋文學的折中義，只包括詩、小說、戲劇和散文；中國則詩以外的韻語文學，還有樂府、詞和辭賦，散文以外的非韻語文學還有駢文（也有人把駢文歸入韻文，理由是駢文有韻律），也當然不能摒棄。
以上的界定，乃是想明確何為文學。那么，文學之外的文字算不算文章呢？如果算的話，那怎樣來稱呼這一類的文章呢？賀汪澤在《先秦文章史稿》一書中有個專節的名稱，就是有文學史，還應該有文章史，在他看來文章和文學不能混為一談。
既然如此，文學之外的文章應當叫什么呢？賀汪澤在其專著中說到：我國自古以來，雜文學甚為發達，文學史反映歷史實際，雜文學史占有相當大的篇幅。先秦時期除《詩經》《楚辭》、神話、寓言少數一點純文學作品外，幾乎全以雜文學充當。兩漢之賦除抒情小賦文學意味較濃外，大賦刻板，夸說宮室、狗馬、山川、物產，潤色鴻業，文學價值實在微乎其微；政論只能算語言藝術層面上的文學；史傳其初衷在再現歷史真實風貌，也談不上自覺的文學意識。魏晉六朝開始有了文學的自覺，主要體現在詩歌表現藝術的探索上，將《世說新語》《搜神記》之類的雜記視為小說的源頭未嘗不可，要說它本身就是小說，恐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賀先生給出了一個答案，他覺得文學之外的文章可以稱之為雜文。接下來賀先生又說：唐宋詩詞繁盛，小說嶄露頭角，文學史家還是沒有忘記古文運動的實績。作為對駢文的反叛，將文章從僵死的駢對、用典等形式主義的框框中解放出來，韓、柳、歐、蘇以清新流暢、活潑含情的文筆敘寫人情物態，重視其美文價值是不錯的。但這只是為載道、明道而完成繼絕統使命的文章革新運動，而且大量地以文章為文學的寫作實踐加劇了雜文學傾向，阻遏了純文學發展的勢頭。
按照這種說法，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柳、歐、蘇等人所寫的文章，也有一些屬于雜文。如此說來，一些名家的作品大多可歸為雜文的范疇。那么，具體到文章如何界定呢？賀汪澤又說：文學史以詩、詞、曲、賦、小說、戲劇為主要研究對象，兼顧散文的若干品式；文章史以應用文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屬于普通文章的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與散文概念有部分重疊。
看來，文章的不同概念雖然有著各式各樣的名詞，但這些名詞之間都有重疊。比如，賀先生認為周易的卦辭等先秦文字都屬于說明文：這是文章寫作的一個基礎部門。追其源頭，可溯至甲骨卜辭貞的內容的表達；《周易》的卦辭、爻辭；《尚書》的《禹貢》《洪范》；《周禮》《儀禮》《禮記》之類的文字；正史中的表、志、書；古本書籍的注釋文字；《說文》《爾雅》的釋字釋義文字；法律文書中的條、令、格、式；醫、農、兵等學科的著述。如此等等，哪一種不是用說明文寫作的？
由以上的這些說法可知，無論文章的概念還是文學的概念，雖然有各式各樣的界定，就廣義而言，古人的非韻文作品都可以歸入文章的范疇；就狹義的概念而言，則是有文采的文章都屬文學作品。
其實無論是歸為文章還是歸為文學，以我的看法，都可以歸為文的范疇，然而文中的五經，當然放在經部最為合適；而正史和雜史則放在史部更為妥當；子部的文章在分類上較為復雜，對于這個門類可以按照游國恩先生的觀念，將其中有文采的文學挑選出來，歸入文學范疇，比如先秦諸子的作品，則可將其放在文學的范疇之內，例如本屬子部·兵家類的《孫子兵法》，雖然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然而其敘述的語言卻頗具文采，這當然也應當納入文學的范疇之內。
按照四部分類法，除了經、史、子之外，還有集部。集部中包括了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詞類、戲曲類、小說類和評論類。再接著作進一步的劃分，即使是別集類，還可以分出詩集和文集。根據有韻無韻的原則，則可把詩、文作出兩分法。而集部中的評論類，則是指對于文章的評論，古人將此并稱為詩文評類。由此可知，對于文章的評論之文，也屬集部的范疇。
那么，詩文評類包括哪類的著作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以上所言乃是將詩文評作了五分法，對于這樣的分法，朱東潤認為較窄：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范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既然如此，朱東潤先生認為古人哪類著作可以歸為文學批評的范疇呢？他在專著中又接著說到：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鐘嶸之書，一也。發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后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同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于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為五；見于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于《水心集》者，六也。因此，對于文學評論類的作家也就成為本書的收錄范圍之一。
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團體，似乎以唐宋八大家最具名氣，雖然這種并稱只是到了明末才由茅坤確定下來，然在此之前的明初，朱右已經有了《八先生文集》這樣的提法。為何要將此八位古代文章家并稱呢？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說法，比如吳小林在其專著《唐宋八大家》一書中說：唐宋八家有著大體一致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傾向，又有著不同的風格特色。他們都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和中心人物，共同反對駢體文，不滿綺麗浮華的形式主義文風，提倡恢復和發展秦漢散體文的優良傳統，不同程度地堅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在文和道的側重上各人有所不同），為把散文從駢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確立散句單行，自由書寫，接近口語的新型散文古文作出了貢獻。
如此說來，這八大家并稱跟他們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傾向的大體一致性有著重要關系。既然如此，這八大家是否也各具特色呢？從歷史的評論看，當然是這樣，比如宋李涂在《文章精義》卷十七中說：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而清吳振乾則在《唐宋八大家類選序》中也稱：奧若韓，峭若柳，宕逸若歐陽，醇厚若曾，峻潔若王，既已分流而別派矣。即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師友，而明允之豪橫，子瞻之暢達，子由之紆折，亦有人樹一幟，各不相襲者。
對于這些說法，吳小林在其專著中總結到：他們也同中有異：在理論主張上八家有區別，甚至有交鋒；在創作上，八家風格多樣，異彩紛呈。首先唐代兩家和宋代六家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大體說來，唐代兩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簡峭，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順、委曲婉轉。其次，同屬唐代的韓、柳，同屬宋代的歐、曾、王，甚至文風比較接近的蘇氏父子，也各有特點。
韋力，著名藏書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萬冊，四部齊備，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收藏古善本zuiduo的人。
著有《覓宗記》《覓詩記》《覓詞記》《覓曲記》《古書之愛》《古書收藏》《芷蘭齋書跋集》《得書記》《失書記》等。開有一個中國古籍界罕見、時時更新的芷蘭齋微信公眾號。《得書記失書記》（2冊）獲第十一屆文津圖書獎。
序言
孫子：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圖文
列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鬼谷子：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莊子：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呂不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韓非子：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
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賈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桓譚：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稀然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劉勰：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
酈道元：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
蕭統：典而不野，文質彬彬
皎然：文章觀其本性
韓愈：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柳宗元：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司空圖：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歐陽修：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
范仲淹：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
蘇洵、蘇軾、蘇轍：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曾鞏：知信乎古，知志乎道
王安石：天有過乎？有之；地有過乎？有之
嚴羽：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
宋濂：道明而后氣充，氣充而后文雄
方孝孺：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歸有光：偃仰嘯歌，冥然兀坐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
鐘惺、譚元春：詩，活物也；詩，清物也
徐霞客：諸峰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
金圣嘆：無意得之，不亦異乎？
侯方域：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
戴名世：君子之文，淡焉泊焉
方苞：躔分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
劉大櫆：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
姚鼐：文章之原，本乎天地
姚瑩：文章本心生，希世絕近習
姚永概：望溪主義法，其失或隘；海峰主文藻，其失或寬；惜抱持乎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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