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當下的中國，正全面尋求以創新驅動發展。在全面的創新中，開放的創新無疑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意義。開放的創新是國家整體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需要，是對外開放戰略面向新目標的需要，是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新挑戰的需要。中國需要培育參與全球化的新優勢，構建國際合作的新平臺，開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新空間，即打造對外開放的“升級版”。這就是所謂的“新開放”。
在未來5—10年中，需要推進新開放，其核心是構建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戰的內外聯動機制，構建東南部創體制、中西部上層次的東西并進格局。
一、 以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和參加跨太平洋戰略伙伴
關系合作為動力構建開放倒逼改革的新機制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出現了一個新動向：區域經濟一體化與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成為重要現象。這一趨勢將大大提高對各國開放與市場準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內容上更多涉及各國國內體制和政府職能而成為對改革的壓力。對中國來說，特別相關的則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與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TPP)。有效應對這兩個談判將構建以開放促改革的內外聯動機制。
在經濟全球化的最新發展態勢中，國際投資自由化與國際貿易自由化并行發展、相互促進，在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受阻、多邊貿易體制受挫的情況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與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各國推進國家間經貿與投資合作的重要選擇。
對中國而言，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具有推進開放與改革的雙重意義。就對外開放而言，這將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拓展對外投資的空間�，F代服務業擴大開放利用外資是中國發展新階段的需要，也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要求。這一領域擴大開放也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實現相互開放、互利共贏的機遇，中國有條件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我平等互利，公平對待我對外投資擴大，并盡早承認我市場經濟地位。
就國內改革而言，推進BIT談判有利于推動國內改革。經濟制度應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但是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審批制以及政府職能上的多方面問題，已經遠不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內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的制度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而以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和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新要求正與國內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能夠有效地形成開放倒逼改革的新機制。
中國要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在開放中贏得競爭。在大部分主題上雙邊投資協定和區域一體化與中國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開放促改革的同時，只要我們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就能夠在開放型的競爭中贏得主動。中國的市場經濟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點必須堅持。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對經濟的積極作用，要正確看待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區分政府主導和政府干預之間的差異。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雙邊談判中，我們要堅持原則，并要求美方承認中國經濟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二、 以探索沿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為平臺
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以改革開放推動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尤其是改革進入攻堅期再次提出了“以開放促改革”的課題。沿海地區的開放不僅有著對外開放轉型升級的意義，而且承擔著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改革、探索、試驗的責任。
在新的階段上，開放升級的內涵包括開放型經濟的體制建設。開放戰略升級的本質是從政策性開放上升到體制性開放。1979年搞經濟特區是政策性開放起步的標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區的核心。在這以后沿海地區的發展中，各種意義上的特殊政策成為發展的主要動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進開放在前30多年對外開放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也對舊體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義。但是，隨著整個經濟走上開放道路，政策差異日益縮小，繼續以特殊政策推進開放作用有限，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對民營資本不利，地方政府間的政策競爭降低了開放的整體效益。特別是特殊政策存在著較大的不規范性、不透明性、不確定性，不符合國際規則與市場準入的要求。提高開放水平對政府職能與政策規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顯。與此同時，金融貨幣市場與服務業的低開放度都制約了完整意義上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因此，要把體制性開放作為實施新開放的基本要求。所謂體制性開放，就是按照國際規范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相應的政府管理體制。既要堅持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和特點，發揮各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導向作用，發揮多種經濟成分在經濟運行中的互補作用，又要把建設高效、透明、服務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發揮開放型市場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資本在跨境流動中的各種障礙，從體制機制上確保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緊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從體制性開放的意義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目的在于體制探索。沿海地區自貿區建設是新開放的標志，是對外開放的升級版，是整個國家從政策性開放走上體制性開放的試驗田。要從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上明確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貿易區試驗真正產生全局性的意義。為此，對自由貿易區應明確以下要求：
第一，體制機制的可復制性。要明確自由貿易區是體制機制探索的試驗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飛地。因此，更優惠的稅收、關稅、政府補貼或土地價格不應作為自由貿易區發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為全局性的政府減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復制性的關鍵在于自由貿易區的各項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廣的意義和可能。因此，自由貿易區的重點要放在國家未完成的各項改革的探索上，以發現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貿易區的思路在于“以開放促改革”。一方面通過更高水平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發現各項改革的必要性，構造改革的動力，減少改革可能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發現改革的方向與重點，通過參照國際規范與慣例形成各項改革的有效舉措。通過試驗到復制推進全國改革是新開放的頂層設計，因而“可復制性”必然是對自由貿易區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貿易區的功能是對尚未開放的領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進行試驗。從外資外貿的規模上講，中國的開放度已經不低，但是從產業上講，中國尚有一批領域沒有開放。發達國家要求中國開放，特別是金融與現代服務業，而這些又正是中國形成完整的市場運行體系和提升產業結構的方向。要通過自由貿易區對這些領域進行先行先試的開放檢驗的方式，發現外部沖擊，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領域，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等都是國家開放型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必要組成部分。要通過自由貿易區的操作性試驗發現其中的難點與問題，為國家全面推進這些市場化重大舉措提供依據。因此，新開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場化與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職能轉變的路徑。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題，新開放就在于利用國際規范與外部動力推進這一改革。變審批制為備案制，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更高效的監管體系與服務體系，是市場開放國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中國政府職能改革的要求。根據國際投資制度安排新趨勢，隨著國際社會的進步和對跨國公司約束要求的增強，東道國政府要防止跨國公司環境傾銷，損害勞動者權益等；要監督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關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動相關產業進步和人才成長，在開放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新開放就在于探索各級政府如何在堅持開放中有效形成這些職能，提高開放水平。
由此可見，科學推進自由貿易區試驗，有利于建設開放型的經濟體系。由于自由貿易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境內關外保稅區，不是封閉的，而是試驗性的，因而運行模式在一定時期內相對隔離，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擴散將是其重要特征�？茖W有效地把握自由貿易區對相鄰地區的帶動作用，及時發揮自由貿易區體制的模式傳遞作用，應作為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指導方針。從試驗到推廣既是國際社會的期待，也是中國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貿易區為抓手推進新開放，將帶來整個沿海地區開放的升級和改革的深化，為全國改革開放創造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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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1959年生。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貨幣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國際金融方面的研究。在日本學術刊物上發表有30余萬字研究論文。曾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上海市課題，并榮獲多項上海市研究成果獎。
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鑒于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在交易方式、投資者結構與結算及托管上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可避免地導致兩個市場在債券定價、流動性和波動性等方面產生相應的影響。
1. 國債定價上的問題
同一國債品種在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同時發行與上市交易，但是，由于兩個債券市場的交易機制不盡相同，交易所的交易系統實行集合競價，根據價格優先、時間優先的原則撮合定價，銀行間市場采取的是詢價交易方式，一對一成交并定價，可能引發的問題就是相同的國債品種，兩個市場的成交價格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兩個市場也將呈現出不同的收益率曲線。在兩個市場高效聯通的情況下，國債在兩個市場之間的瞬間轉入與轉出，并在兩個市場實現實時的交易，可以將兩個市場的價格差異縮小，在套利交易收益等于套利成本時達到均衡，最終兩個市場的收益率曲線相當接近。
如果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存在著定價上的顯著差異，兩者的收斂機制如何，是哪一個市場具有支配地位的單項引導，還是有主次的相互引導？張穎(2012)的研究發現，兩個市場收益率具有較大的相關性，但是交易所市場收益率期限結構較為陡峭，而銀行間市場收益率期限結構較平坦。交易所國債收益率時間序列與銀行間國債收益率時間序列在期限較短時相互影響、互為因果，但銀行間收益率變化單向領先于交易所收益率變化更為顯著。潘婉彬等人(2007)認為國債價格和交易量在兩個不同市場的關系，交易所市場在價格方面起著先導作用，而銀行間市場在交易量上起著先導作用。楊兵兵(2012)的研究表明，在2009年之前，兩個市場之間只存在從交易所債市到銀行間債市單向因果關系，兩個市場存在較弱聯動性；2009年商業銀行重返交易所債市后，銀行間債市對交易所債市影響有所增強，兩市場變成互為因果關系。上述研究結果表明，兩個市場更可能互為因果，存在著雙向的引導關系。
2. 國債波動性上的問題
國債定價上的問題直接決定了國債波動性的問題。正如一個硬幣的正反面，價格是正面，波動性是反面，波動性反映了債券價格的變化。由于中國存在交易所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兩個市場的投資者和交易機制不完全相同，在對同一債券存在定價上的差異導致了債券波動性的不同。譬如，在交易所市場實行的是集中撮合競價交易制度下，價格發現更為快捷，一旦市場得到影響債券價格的因素發生變化的消息，由于流動性的問題，債券價格瞬間發生較大的變化，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實行一對一的詢價報價與做市商制度下，即便市場接收到了影響債券價格因素變化的消息，國債價格的波動相比較交易所債券市場要低一些。
在交易所債券市場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存在著波動性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兩個市場的波動性是否存在一致性的變化，即在同一消息影響下，兩個市場是否會出現波動性的非一致性？比如，在消息開始在債券市場傳播時，兩個市場投資者的異質性可能會導致兩個市場的交易價格出現偏離。在以大戶和中小機構主導的交易所市場上，投資者的情緒較不穩定并缺少理性，投資者的盲從和羊群效應導致價格上躥下跳，價格波動性大，市場穩定性差，而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銀行間市場，對于產生的同一消息，分析得較為理性，不會根據該消息進行相應的買入或賣出，從而該消息不會影響到債券價格，或者對債券價格的影響非常小，在一段時間后，債券價格就會向均值回歸。
3. 國債流動性上的問題
國債流動性的高低直接影響了債券的價格，進而影響到債券的波動性，因而兩個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兩個市場的定價差異。國債流動性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投資者結構、交易制度與交易方式、信息透明度、交易成本、托管與結算效率等，其中投資者結構與交易制度對國債流動性的影響更大。從銀行間債券市場與交易所債券市場投資者結構看，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投資類機構和以中小金融機構為主導的交易類機構是兩個市場的最大區別。通常意義上看，投資類機構以持有到期為主，對債券的流動性要求不是特別看重，會降低市場流動性供給，交易類機構往往通過買進與賣出調整資產組合，會提高市場的流動性供給與需求。
從交易機制來看，交易所債券市場實行競價交易制度，債券流動性供給與需求完全由買賣雙方根據價格自行提供，在正常交易狀態下，市場流動性不會成為問題，但是，競價交易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在非正常交易狀態下，如市場出現大幅度波動，無論是價格上升或者下降，都可能導致買方和賣方突然消失，導致流動性黑洞的出現。在做市商制度下，做市商一方面充當債券市場的賣方，同時充當債券市場的買方，其雙向提供債券流動性，有效平衡了流動性供給與需求的缺口，確保了交易者在所有價位上的買入和賣出指令得到執行。在做市商制度下，交易者根本沒有必要擔心交易對手的突然消失，極大地提高了市場的流動性，從這個意義上看，銀行間債券市場流動性要高于交易所債券市場。但是，目前雙邊報價商制度離國外真正的做市商制度還差得很遠，如更多成交是以成員間相互談判、直接達成交易為主，沒能有效地建立做市商制度降低了銀行間債券市場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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