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食人族》為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于1989年至2000年間，在意大利《共和報》所發表的16篇專欄集結，以及發表于1952年的《被處決的圣誕老人》一文。
在這些文章里，列維—斯特勞斯立足當時社會熱點，探討了如圣誕為何“習俗”風靡全球、瘋牛病蔓延廣泛、女性割禮是否侵害人權、親子關系應基于血緣還是親緣等議題，用結構主義和人類學的眼光審視自己身處的時代和社會，反思科學與自然的關系，告訴我們“所謂復雜或先進的社會，與被誤稱為原始或古代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遠較人們認知的小上許多。”
就像出版于1955年的《憂郁的熱帶》一樣，列維—斯特勞斯文章的寫作時間并不標示它過期的時間。相反，他在這些文章中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反思放到現在依然成立，且無比犀利，幾近預言。
現代人類學之父法國國寶級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寫給普通讀者的小書
以異域經驗觀照本地現實，以人類學家之眼理解當代文化
◎輸血、注射腦垂體提取激素、器官移植，是不是食人行為？
◎男性割禮被社會容許，可為何女性割禮侵害人權？
◎身為異教、迷信代言人的圣誕老人，當今轉而成為了圣誕節的象征，化身被成人鼓勵的兒童夢想。這種轉變是如何實現的？
◎在人類社會初期，是否存在“母權社會”？還是說，從所謂的“母權”進展到父權社會，權力一直屬于男人——差別只在于權力的行使者是母親的兄弟還是丈夫。
列維—斯特勞斯利用他的經歷的方式——他反思著風景的自然狀態，反思著身體艱辛的意義，反思著新舊世界的城市，反思著旅行的觀念，反思著日落，反思著現代性，反思著識字與權力的關系。
——蘇珊·桑塔格
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國人類學家，法蘭西學會學術院院士，結構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他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運用到人類學上，把社會文化現象視為一種深層結構體系，對社會學、哲學和語言學等學科都有深遠影響。
他在194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親屬的基本結構》立即被認定為人類學親屬關系研究的重要著作，1955年出版成名作《憂郁的熱帶》，后發表《結構人類學》和四卷本《神話學》等巨著。其他作品還有：《野性的思維》《面具之道》《遙遠的目光》《嫉妒的制陶女》《猞猁的故事》《看聽讀》等。
廖惠瑛（譯者），1968年生，法國巴黎第五大學語言科學博士，專長為語言學理論及符號學理論。
前言 莫里斯·厄倫德
被處決的圣誕老人
“完全相反”
僅存在一種發展模式嗎？
社會問題：割禮和人工生殖
作者自敘
人類學家的首飾
藝術家的畫像
蒙田與美洲
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
我們都是食人族
孔德與意大利
普桑畫作主題的變奏
女性與社會起源
瘋牛病的訓誨
母舅復返
新神話帶來的證據
維柯的航跡
如果我們不承認，這種面對死亡的態度以它特有的方式繼續存在我們這一代中，這個矛盾便無法解決。此態度也許不是傳統對于鬼魂和幽靈的恐懼，而是對于死亡本身以及它在生活中代表的貧乏、冷酷和剝奪感的恐懼。想想我們從圣誕老人那里得到的溫柔關愛，想想我們為了維持他在孩子們心中那不可動搖的魅力而必須謹慎小心。因為在我們內心深處，也總是渴望相信一種沒有節制的慷慨、一種毫無心機的盛情（即便只有一點可能），相信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一切恐懼、嫉妒和痛苦都會暫時停止。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這樣的幻想，但當其他人懷抱著這樣的希望時，至少讓我們有機會在這些年輕靈魂點燃的火焰中得到溫暖，這也說明了我們努力的理由。我們相信，若孩子們的玩具來自另一個世界，我們便可以留住我們的小孩。這其實是個秘密活動的托辭，鼓勵我們將玩具贈予彼界，好讓它們轉贈給小孩。通過這種手段，圣誕禮物成為尋求美好生存的真實犧牲品，前提是不要死亡。
——節選自《被處決的圣誕老人》
人們應努力證明的是，在某些文化情結中無意義的習慣在另一文化可能意義非凡。因為，并沒有一個共同標準足以評斷任何信仰體系，更談不上可因此對某個體系加以譴責；除非認為其中一種信仰（當然，就是我們的）代表了普世價值，而且可以成為舉世所依。但，我們基于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認為？
人類學家經常聽到，他們的學科注定要面臨構成其研究領域的傳統文化迅速滅絕的情況。在一個標準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追求同一種文化模式，那么留給不同者的位置在哪里？
我提到的兩個例子，女性割禮和人工生殖，都顯示了今日世界向人類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并未消除，而是轉移了。當女性割禮發生在遠方，與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異國時，并不會令西方人的良心感到困惑不安。18世紀，像布豐這樣的作家還以冷漠的口吻談論此事。恕我直言，如果我們現在感到切身相關，那是因為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大量的非洲移民引進了在家進行的女性割禮。在有距離的情況下，不能兼容的習俗可能和平共存，在急劇靠近后卻相互沖突。而與割禮對比的人工生殖使我們的良心面臨難題，則是因為相反的原因：在我們的社會中，傳統道德和科學進展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對于其間的矛盾，我們不知是否可以調和，也不知該如何調和。無論如何，這兩者都使社會轉向人類學家尋求幫助，要求他們發表意見（但實際上并不見得采納），這顯示了人類學家一直有其實際功能。一個世界文明的誕生，將會使外部差異之間的沖突更加險峻，然而也并非意味個別社會當中就沒有內部分歧。人類學家，正如法語所說，還有許多任務有待完成（avoir du pain sur la planche）。
——節選自《社會問題：割禮與人工生殖》
以數千年的標準來看，人類的熱情含混難辨。時間的長流未曾增減人類感受到的愛與恨，他們的投入、奮斗與欲望。無論是往昔或今日，人類始終相同。任意地消去十個或二十個世紀的歷史，也不影響我們對人性的認識。唯一無法彌補的損失是在這些世紀中誕生的藝術品。人類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才有差異，甚至才得以存在。就如生育出小樹的木頭雕像，只有藝術品才能證實，在時間洪流里，人類當中確實發生過一些事。
——節選自《藝術家的畫像》
新世界提供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例子，證明他們的習俗和我們的習俗過去或現在有其相似性。然而，我們并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曾經移植了我們的習俗，或者相反。而在大西洋兩岸，其他相異甚至互相矛盾的習俗，幾乎都無法找到任何的自然基礎。
要脫離這種邏輯的困窘，蒙田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首先是回到理性判斷，據此，所有的社會，無論過去或現在、遠方或近處，都可以被歸類為野蠻的，因為他們的不一致或偶然的一致性，只建立在風俗習慣上，沒有任何其他基礎。
但在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然而這些信仰或風俗無論多奇特、令人驚異，甚至是令人厭惡，也并非無法在其原有的社會背景下以被合理解釋。因此，在第一種假設情況下，沒有任何風俗習慣是有道理的；而在第二種假設中，所有的習慣都是合理的。
蒙田從而開啟了哲學思想中的兩種觀點，直至今日哲學家們仍無法從這兩種觀點中抉擇：一方面，啟蒙時代的哲學批評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形態，獨尊理性社會為烏托邦；另一方面，相對主義棄絕所有絕對性的準則，認為某一文化無法評斷與它不同的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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