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與權力批判》既是作者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展沿革的小記、對哈貝馬斯個人及其思想關鍵詞的剖析，也同時闡明了作者自身如何從理論和思想上向哈貝馬斯靠近，涵蓋作者同哈貝馬斯的個人交往、哈貝馬斯與中國學界的交往、國人對哈貝馬斯思想理論的接受過程，等等；此外作者還專門梳理了的“1968”學生運動的歷史細節，重點凸顯了在此運動中法蘭克福學派與學生的各種互動及交鋒。
▼中德思想文化彼此靠近的擺渡人曹衛東學術散文自選集。
▼追溯法蘭克福學派的沿革史，繪就德國現代社會批判理論的思維圖景。
代序
文化的中介者
阿克塞爾·霍耐特
早在數百年前，歐洲思想史上就出現了一種“中介者”（Vermittler）的角色—他們或是科學家、文學家，或是新聞工作者，他們都致力于在兩種文化之間實現思想上的相互交流或文化上的相互接近。學者們所從事的這份特別的工作源于一種需求，即讓自己的國家認識和理解外面陌生的世界，從而緩和、平息甚至更新本國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認識；然而當人們回首瞭望，那些為了架設這種精神橋梁而建立的功績往往幾乎無法被正確辨認，因為它們總是隱藏于公眾能夠感知和慶賀的事物之下。光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范圍內從事這種中介事業的人就已經不計其數。他們中的大部分同時生活在兩座城市—倫敦和羅馬、柏林和巴黎、維也納和莫斯科，常常在本國供職于報紙、雜志或者一些科研機構，而在其他國家的大城市進行調查和研究，從而不斷????保持對本行業最新動態的了解；他們要么自己就從事著翻譯工作，要么聯系出版社出版翻譯作品；他們閱讀到手的一切精神成果，參加各種朗誦會、報告會、展覽開幕式和戲劇演出，從而在文化上保持領先，并不斷地利用這些場合為他們的交談對象介紹自己國家的政治文化新動態。長時間坐著火車旅行、在陌生的地方建立起聯系、寫出大量的信件、留心觀察和傾聽、從事艱難的翻譯……正是這些堪稱“體力活”的工作，為這些中介者的腦力勞動提供了物質基礎。
這些中介者必須同時完成兩個相互對立的任務，而這又使得他們的工作顯得格外困難，并且讓他們幾乎可以說是永遠面臨著無盡的挑戰。一方面，為了搭建兩種文化之間理解和溝通的橋梁，他們必須不斷努力去發掘二者之間相互聯系和共通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能忽略兩種文化之間存在分歧和障礙，并且要讓人們對這種分歧和障礙也有所了解，這樣才不會抹殺異域文化所獨具的特色。中介者們必須精準地游走于文化特色與文化差異的界限之間，在對文化共同點進行具象化的同時，必須把文化間那些有差異和無法比較之處的意義保留下來。只有能將這兩者完美統一起來的人—于陌生之中發現共同之處，于共同之中領略不相容之處—最終才能讓來自陌生世界的異文化在自己的國土上結出豐碩的智慧果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上普遍開始了去殖民化進程，這不僅加快了文化的全球化，也讓文化中介者的活動領域隨之發生了改變。他們不再局限于歐洲文化圈，在突尼斯的工作與在圣保羅或新德里的工作都一樣必要。隨著工作范圍在空間上的擴大，工作所需的旅行變得更加繁重，中介渠道更加不確定，語言障礙更大，翻譯也更為昂貴；飛機替代了火車，大學在更大程度上成為相互接觸的地點，出版社因資助翻譯那些來自迄今為止遙遠而陌生國度的作品，而面臨必須承擔更高風險的巨大壓力。這些物質方面工作條件的改變使得文化中介者們的精神面貌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誠然，在歐洲，主要仍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對新世界充滿好奇而又具有較高語言天賦的學者在推動著這種精神交流；不過，這些學者所面對的，卻常常是一群政治上積極、求知欲旺盛而且急于使自己的國家擺脫閉塞困境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也急于使本國文化在國際上得到認可。這些人大部分出身于父母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家庭，在巴黎、倫敦或是柏林，他們在陌生的大學環境中艱難地求學。正是由于他們，我們歐洲人今天才得以欣賞到來自北非、南美或是印度的文學或科學著作。隨著文化全球化的加速，文化中介者逐漸變得國際化，他不再只是一個年長的、白皮膚的歐洲男性的形象，相反，他既可能是一個來自阿爾及爾的年輕學者，也可能是一個來自加爾各答的孟加拉教授。
1989年，隨著蘇聯解體，橫亙在東西之間的鐵幕崩塌，整個文化中介系統經歷了一次更加激烈而徹底的變革。成百上千來自東歐、亞洲和非洲的學者同時登上國際文化的舞臺，一大批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文學家和新聞工作者懷著滿腔熱忱和積蓄已久的干勁兒努力尋找機會接觸西歐的大城市，他們從這里開始相互了解、豐富認識并共同進步，這在文化全球化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若在40年前去殖民化的進程中，人們會說是飛機的出現使得文化中介在地理上的擴張成為可能，而今天首先則要歸因于互聯網；電子設備與媒體的應用解除了以往身體必須到場的束縛，在它們的幫助下，人們可以更為便捷地參與到各種不斷擴大的智力交流中去。此外，出版社、大學和國家文化機構則成為迄今相互陌生的文化互相認識的接洽點；人們在這里進行對話、舉行研討會，之后發展成項目，通過它們，雙方能夠互相認識和學習各自的差異性與共同點。
1970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邁出了文化開放的第一步，之后直到蘇聯解體，它才真正開始了對西方開放的進程。這個過程雖然不像東歐劇變那樣劇烈，但是精神—政治變革的趨勢也在持續不斷地增強，與歐洲國家進行更多思想與文化方面的交流的要求在不斷增加。那些積極承擔起中國與英國、法國或德國之間交流者角色的中國人，大部分曾是柏林墻倒塌前后進入大學學習的那代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攻讀了人文與社會科學中的某一專業，迅速掌握了一門歐洲語言并在短時間內成為對應國家思想文化歷史方面的專家。我們今晚的獲獎者曹衛東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專家；為了能夠正確地評價他的成就與功績，有必要簡短地回顧他作為文化中介者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
曹衛東出生于傳奇般的年份，1968年，他的家鄉是江蘇省的一個村落。正是在那一年，西歐大城市中大學生運動的一些派別開始發現毛澤東著作的價值，并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視為自己政治綱領的楷模。17年后，曹衛東開始了他在北京大學日耳曼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習。這個時期，曾經的社會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假象早已煙消云散，社會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改良主義觀念；中國開始嘗試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并在遲疑中向西方世界邁出了開放的第一步。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曹衛東發現了學術的安身立命之所，這使他能夠潛心深入地研究德語語言和文化；在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曹衛東繼續學習了比較文學，同時又關注著德國在美學方面的討論，他早期發表在藝術與文學雜志上的就是有關這方面的文章。碩士畢業后，他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那兒度過了五年時光，直到1998年，他獲得了博士學位。這一時期，曹衛東必須對他今后的學術方向作出理論上的決定，或許一開始還是無意識的，但隨后就變得越來越確定：在美學—文學研究的視閾下，他還學習了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并研究了哈貝馬斯的著作，同時開始考慮開展他自己在交往范式方面的研究工作。隨后他極為頻繁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紹和研究新發現的理論傳統，并越來越多地開始用一種批判性的社會理論來審視自己的研究任務。然而相比這些理論研究，曹衛東從交往理性的理論當中為自己的職業設想獲取的靈感則顯得尤為重要，即讓我們共同具有的理性達成一種非暴力的諒解，從而能夠達到相互理解的一種設想，這種設想影響和促使他決心成為一名中德之間思想文化的中介者。讓中德這兩個迄今為止共同點頗少的文化大國彼此更加接近、相互加深了解，甚至彼此通過對方來觀照自己，從那時起，就成了曹衛東所有創作最重要的目標。
大家可以想象，在這一完全陌生的新領域跨出第一步是多么艱難和不易。德語本身充滿了各種變化與陷阱，對于將德語翻譯成漢語的譯者來說，無人不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譯者應極力克制自己簡單地將德語中難以理解的部分與他的母語相混淆的沖動，也不應把這些晦澀難懂、無法比較的地方不加評論地放在那里；而是需要不斷地思考，根據語言表達上的經歷找出它們所反映的一些共同點，并使這些經歷沖破無法逾越的差異鴻溝。自20世紀末起，曹衛東便開始了他有關文化傳播的工作，這些工作經常需要平衡文化間互相適應與強調區分之間的關系，以至于一篇完成的譯稿還經常伴隨著一系列詮釋單個概念和文化差異的理論著述。1995年他翻譯了馬克斯·舍勒的作品，此后他翻譯的作品不計其數，其中包括一系列哈貝馬斯的著作，目前他翻譯的最新一部譯著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在翻譯這些著作的同時，他還發表了許多其他領域的文章，如有關德國思想文化現狀的論文，有關布萊希特戲劇在中國接受的思考，有關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德國形象的研究，等等。
就像要抵抗日漸草率的研究趨勢一樣，曹衛東在這些文章中對許多學術上未曾提及的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討；在該領域中前人的基礎上，他在揭示文化間共同點的同時，也在努力地保留文化之間暫時無法對比之處的意義。除此之外，大概可以想象，所有其他的日程安排都正如我們在前面介紹文化中介者歷史的篇幅中所知道的那樣：電子郵件為出版社和作者之間的便捷溝通提供了便利，往返于北京和法蘭克福之間的航班幫助雙方互相建立起信任，日常的工作主要包括翻譯、研究、出版以及撰寫文章等。如今，曹衛東已經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文學和哲學教授；他無疑是中德學術交流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們要感謝他，使我們有機會去了解另一個國家，而不是傲慢自大地認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別人學習的。通過在兩種文化和眾多學派之間的學習，曹衛東在消除理性的界限方面比任何被自己的文化身份束縛于本國的人的貢獻都大；正如我們將通過他的文化傳播工作更好地理解中國那樣，他也將通過這些工作對中國自己的精神啟蒙作出貢獻。無論是在寫作、翻譯還是其他所有工作中，他都已經是如此地成功，然而他卻依然保持著他那最親切自然的風度與友好和藹的態度，就像昔日那個往返于北京和法蘭克福的中國留學生一樣，這一點也最令我們感到意外。
親愛的曹衛東先生，我衷心而誠摯地祝賀您獲得2008年法蘭克福文學之家“德嘉銀行翻譯獎”，并祝愿您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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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衛東，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長，兼任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德國《論證》雜志和香港《社會理論學報》編委、德國普萊斯納學會學術委員，先后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和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
主要著作有：《交往理性與詩學話語》《中國文學在德國》《權力的他者》《曹衛東講哈貝馬斯》《思想的他者》《政治的他者》等；編有《霍克海默文集》《哈貝馬斯文集》(第1-4卷)、《歐洲為何需要一部憲法》等；譯作有《后形而上學思想》《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等。
第一卷 目錄
代序：文化的中介者（阿克塞爾·霍耐特）
第一輯 法蘭克福學派的內在緊張
法蘭克福學派的奠基者
法蘭克福學派的掌門人
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效果
學術造反與制度緊張 ——關于霍克海默與哈貝馬斯之間的沖突
阿多諾早期思想星叢：閱讀筆記
第二輯 權力的批判
從“公私分明”到“大公無私”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其他
在權力與話語之間
哈貝馬斯：出位之思
后民族民主與歐洲的未來
在“戰爭”與“和平”之間
哈貝馬斯的紙片
第三輯 哈貝馬斯思想關鍵詞
交往（Communication）
理論/實踐（Theory/Practice）
主體/客體（Subject/object）
公共領域（?ffentlichkeit）
第四輯 交往理性與文化間性
哈貝馬斯的文化間性 ——哈貝馬斯中國之行記述
哈貝馬斯之來與去
福柯、羅爾斯及其他 ——哈貝馬斯“讀書座談會”記錄
哈貝馬斯：思想之緣
哈貝馬斯之緣 ——答鄒麗春問
一種樂觀的理論興趣 ——答《中國圖書商報》記者問
第五輯 哈貝馬斯的歷史效果
時代的批判者 ——哈貝馬斯70歲壽辰紀念
“生命從八十歲開始” ——哈貝馬斯《哲學文集》評述
時代、傳統與啟蒙 ——哈貝馬斯85歲生辰記
哈貝馬斯在漢語世界的歷史效果 ——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為例
哈貝馬斯、中國與“半吊子現代性” ——答《法蘭克福大學學報》問
交往理性與未完成的啟蒙 ——從哈貝馬斯研究看德國理論在漢語世界的激蕩
附 錄
審美自然主義：哲學的第三條道路 ——漢斯—彼得·克呂格教授訪談
從學生運動到政治概念 ——沃爾夫岡·克勞斯哈爾教授訪談
在理論與實踐之間 ——法蘭克福學派與學生運動概論
法蘭克福學派與學生運動
曹衛東著譯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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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效果
隨著社會的全面快速轉型，各種各樣的大眾文化現象在我們周圍如雨后春筍般紛紛亮相，真讓人有些眼花繚亂。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批判也相繼登場，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須承認，這些批判大多都是應景應時式的，多少有些走馬燈的味道。于是，人們開始對它們進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這樣一個共識，即造成時下大眾文化批判走調的罪魁禍首是法蘭克福學派。其實，這不能不說是一場天大的誤會。過于強調法蘭克福學派當中的個別人物所從事的文化批評實踐，簡單地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稱為大眾文化批判，實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縱觀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只是在某個具體時刻集中對大眾文化作了較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還是個別人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多諾在流亡美國期間對文化工業所作的論述了。
我們姑且把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差異性大于統一性的松散團體看做一個整體，那么，他們共同的興趣，與其說是所謂的大眾文化批判，毋寧說是社會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點兒，就是現代性批判。即使是阿多諾的那些有關大眾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都是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會設計服務的。比如說，他的《啟蒙辯證法》《否定辯證法》等著作肯定要比他有關勛伯格和馬勒的音樂、瓦格納的歌劇等的論述來得重要；況且，就是在從事大眾文化批判時他也并沒有一味地停留在個案研究上，而是不失時機地升華到社會理論的高度，把它們作為意識形態批判和審美現代性批判的前期準備。
因此， 我們或許首先應當把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說看做一種介于社會理論與哲學話語之間的批判理論，一種對待現代性的哲學立場， 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住其理論精髓和思想實質。為此，我們不妨多多關注他們在方法論、認識論、歷史哲學以及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如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阿多諾的《認識論元批判》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Vernunft und Revolution）和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的哲學話語》（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后形而上學思想》（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等，而不要老是把眼光緊緊盯在那些雖不是無關緊要，但絕非舉足輕重的文化批判著作上面。再說，我們也沒有必要一提到法蘭克福學派，就光想到阿多諾和馬爾庫塞，而對另外兩個并不遜色，甚至更為重要的人物缺乏興趣，置若罔聞。我說的這兩位是霍克海默和哈貝馬斯，人稱法蘭克福學派中的“雙H”。真正能夠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精神，并且將這種批判精神一以貫之的，恰恰是霍克海默和哈貝馬斯這兩位并不和睦、甚至發生過激烈沖突的師徒。他們的理論并非“文化批評”四字所能概括，說得絕對一點兒，他們的理論和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批評”不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是關系微乎其微。他們本人對于“文化批評”這一概念也不予接受，還間或作了尖銳的批判，如霍克海默在《藝術與大眾文化》（Kunst und Massenkultur）中對現代藝術的社會屬性所作的闡述，以及在工具理性批判意義上對大眾文化所作的分析，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哈貝馬斯對新保守主義的批判。我們不惜筆墨在法蘭克福學派和所謂的“文化批評”之間劃清界限，是為了把研究和接受法蘭克福學派還原到它本來的理論語境中去，這樣才能更好地確定其歷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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