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已過古稀之年的阿瑟·米勒出版?zhèn)饔洠瑢ψ约核哌^的漫長曲折而又豐富多彩的生活和藝術道路做了深沉的回顧和反思，尤其回顧了人生道路中的一些關鍵時刻：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與法西斯主義的抬頭，使得他終身都持批判現(xiàn)實的左翼政治立場；五十年代，他與麥卡錫主義斗爭，后獲得了道義上的勝利；在他的領導下，國際筆會從與世無爭的文學俱樂部變成一股推進世界言論自由的重要力量；等等。在敘述這些事件的同時，米勒穿插記錄了自己戲劇生涯的全過程，其中有成功亦有失敗，并生動描繪了戲劇界、電影界、政治圈中的許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田納西·威廉斯、伊利亞·卡贊、李·斯特拉斯伯格、約翰·休斯頓、克拉克·蓋博、勞倫斯·奧利弗、約翰·肯尼迪等。當然，還有他的第二任妻子瑪麗蓮·夢露，米勒在傳記里首次大篇幅地描述了他與夢露相遇、結婚與終相離的過程。
和一般傳記不同，阿瑟·米勒并未按時間順序平鋪直敘，而是充分施展戲劇才能，將一生事跡縱橫交錯地穿插敘述，環(huán)環(huán)相扣，使回憶既跨越時空限制又不失真，別具一格，閱讀性極強，成為當代傳記文學的一部佳作。
這部傳記不單單是個人的感人肺腑的故事，還可視為一部當代美國社會編年史，為讀者了解二十世紀美國文壇、劇壇以及美國社會不斷演變的情況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
阿瑟·米勒唯一親筆傳記；
20世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美國戲劇的良心；
以《推銷員之死》享譽全球；
首度披露他和第二任妻子瑪麗蓮·夢露的愛恨糾葛
《阿瑟·米勒自傳》是美國二十世紀戲劇大師阿瑟·米勒（1915-2005）的自傳。1987年，年過古稀的米勒用深刻的洞察力、幽默詼諧的筆觸、坦率而充滿激情的文字，回顧了自己作為一個人和一個作家漫長曲折、極富戲劇性的生命軌跡，同時也記錄了二十世紀美國文壇、劇壇以及美國社會發(fā)生的重大演變。
內容簡介
阿瑟·米勒（1915-2005），美國當代偉大的劇作家之一，被譽為“美國戲劇的良心”。
阿瑟·米勒出生于紐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父親工廠破產，家里生計維艱，靠變賣母親的首飾維持。中學畢業(yè)后，米勒靠打工賺得學費，進入密歇根大學新聞系和英文系學習，開始試寫劇本，兩次獲得校內霍普伍德寫作競賽戲劇獎。1938年，他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yè)后，他從事過多種工作，如當卡車司機、侍者、電臺歌手，撰寫廣播劇等。1944年，《鴻運高照的人》問世，這是他第一部在百老匯上演的劇本。1947年，米勒的劇本《都是我的兒子》上演，連演328場，獲紐約劇評界獎，使他一舉成名。兩年后，《推銷員之死》在百老匯連續(xù)上演742場，一舉囊括了托尼獎、普利策獎和紐約劇評界獎，從而使米勒贏得國際聲譽。另外，他還創(chuàng)作了《薩勒姆的女巫》《橋頭眺望》《美國時鐘》等劇，均針砭時弊，對社會現(xiàn)實和戲劇技巧做了深刻的探索。
米勒有過三段婚姻。1956年和妻子瑪麗·斯萊特里離婚后，與好萊塢名演員瑪麗蓮·夢露結婚。1960年，他把一篇短篇小說改編成同名電影劇本《不合時宜的人》，由夢露和克拉克·蓋博主演；次年電影拍攝完成后，兩人的婚姻即宣告結束。
2005年2月10日晚，米勒因心臟衰竭去世。捷克前總統(tǒng)、劇作家哈維爾稱，米勒是“二十世紀偉大的劇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學的一大損失”。
大約十年前，我不過才七十歲的時候，就接到過好幾份傳記作家的建議書，引起我對死亡的思考；想到還要不得不面對一個人，沒完沒了地講述自己的過去，這個前景也同樣令人沮喪。看得出來，要阻止這些作者絕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我的虛榮心一旦被他們的關注引誘出來后。不過，起碼還有一種辦法可以把他們推遲到我離開人世以后，這就是，發(fā)動一場先發(fā)制人的進攻。就這樣，我的自傳誕生了。
開始時，我以為二百多頁就夠長了，足可以涵蓋我那些或許值得一提的經歷。可是，我很快就開始享受這種自己和自己聊天的狀態(tài)，自傳就不斷地變長；而且我漸漸意識到，這么做的背后起碼還有這樣一個動機：想和年輕人分享我的過去。對于美國人來講，過去不是他們自己人生的前奏，而是可以丟棄的東西，就像市中心的老房子要為即將修建的新超市讓位，或者是老人，抑或是圣誕節(jié)的包裝紙一樣，這種情形早已被無數次地注意到了（如今，恐怕在其他一些國家里，尤其是在過去的影響仍然很強大的地方，過去對于年輕人來說同樣也是和他們毫無關系的無聊事情了）。的確，就說我的父親吧，他八十多歲時我母親去世，之后他曾經在老人公寓里住過一段時間。一天下午我去看他，問他覺得這個地方怎么樣，他回答說：“這里的老人太多了。”事實上，我也正有同感，所以很容易理解他這個頗具荒誕性的觀察。盡管他自己已經年邁，可是他仍然喜歡周圍都是年輕人，帶著他們年輕人對于未來的計劃，樂觀的期待，緊張不安的躁動，以及他們漂亮的女朋友。
在英國、歐洲和拉丁美洲，這部自傳是我的作品中得到評論最多、并且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然而在我自己的國家里，它卻遭到幾個批評家的強烈否定，甚至遭到兩三個人的痛恨，忽略不提就更是經常事兒了。對此我只能想到兩個原因。頭一個原因是，對于任何一個曾經受到過馬克思主義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文明那一度顯得更為優(yōu)越的前景所吸引的人，一些美國評論家始終抱有長期的敵意；更重要的是，此人事后還不肯躺倒在地，為他的錯誤痛哭流涕地認罪懺悔。第二個原因是，關于瑪麗蓮·夢露的性感，這本書竟然缺乏直截了當的研究；似乎關于一個人，如果沒有了一個他的或她的性傾向的完整記錄，就不可能還有什么值得讓人知道的事情可談了；做過的事卻不肯談論，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更不用說一點也算不上誠實了。對于沒有能做到這兩點，我想不出該如何抱歉，但是，就像我自己也曾希望此書可以達到所有人的合理期待一樣，誰也不可能樣樣都得到。
這本書當然也不是對寫歷史的嘗試，即使我的確試圖堅持我對二十世紀里那幾個關鍵年代的個人認識，并將事后聰明降低到最小程度，因為這些事后的聰明只能給我的漸進過程蒙上霧水，把它們假設成別人的認識。
通常，很多人都會談論大蕭條對我這一代人的巨大影響，而事實上，這只是我所認識的人在當時極為關注的一個主要事件。我敢肯定，從1929年的經濟崩潰，到我們邁進四十年代，工業(yè)商業(yè)開始崛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正在發(fā)生的那十個年頭里，這也是整個國家的憂慮中心。但是，對于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尤其是激進的年輕人來說，還有另一個同樣黑暗、同樣具有威脅的陰影，籠罩在我們的頭上，那就是西班牙內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幾乎持續(xù)了四年，直到法西斯主義在1939年獲勝。
如果說我無法證實希特勒的腦子里在想什么，我卻能夠回顧我當時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氛圍當中：英國、法國，甚至美國，都拒絕向合法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出售武器，以反擊軍隊對政府的反叛，這種情形似乎在證明，西方各國的政府是不打算反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整個歐洲擴大其法西斯統(tǒng)治的了。為了孤立西班牙共和國，面對德國日益猖獗的反猶主義，以及它對文化和人權的肆意侵犯，西方各國政府還一致同意了那個不干涉政策，加上希特勒正在派遣的德國空軍部隊，還有墨索里尼對佛朗哥的軍事武裝，所有這些使安妮·默羅·林德伯格的評論聽起來更加具有令人恐懼的可能性：“法西斯主義是未來的潮流。”過去這一百年不是容易做出預言的世紀，但是，在左派所有的預言當中，關于西班牙是另一場歐洲戰(zhàn)爭之預演這一項，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的確，就在弗朗哥占領了馬德里不久，富蘭克林·羅斯福便對他的內務部長哈羅爾德·伊克斯悄悄耳語說：“西班牙是我所犯過的最大錯誤。”因為伊克斯曾經一直向他呼吁應該幫助西班牙共和國，卻始終沒能奏效。這是根據伊克斯本人的自傳。
當然，未來是無法預言的。但是，我們當時面對未來所感到的無能為力，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情形還不完全一樣。即使說平安的生活，對一些人來說還包括理性本身，都隨著1929年的股票市場一起土崩瓦解了，可我仍然相信，關于進步的理想還在繼續(xù)前進著（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1938年世界博覽會的口號“進步的百年”，絕對不是吹噓之詞）。對于激進派和保守派都一樣，問題并不是美國能不能繼續(xù)增加財富，或者失業(yè)者是否還會重新回去工作，而是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歐洲可能是一條已經在港口拋了錨的生銹船只，遠航的日子早已成為過去；而我們的情形雖然糟糕，可我們并沒有進港，而且正在前往某個美好去處的路途之上。
現(xiàn)在的情形當然已經完全不同了。絕望早已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必要風格，而美國的未來則早已失落在它的過去里了。右派大軍以“基督教”的名義組織起來，對他們認為是精英的、世俗的和開明的政府深表痛恨；而左派則掙扎在對政府的一種說不清的不信任當中，因為政府似乎注定要被大企業(yè)所腐敗。這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使任何一種在有組織的社會里共同生存的可能性成為問題。任何人在過去都無法想象，社會的生存甚至合法性，竟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如此沉重地取決于善意的信任本身。從三十年代激進左翼運動中的宗派之爭以來，主流政治的對話還從來沒有被如此激烈的仇恨和如此偏執(zhí)的懷疑支配過；而這一次，處于主導地位的右翼激進派自稱是保守人士，而開明人士說起話來則試圖盡可能地像保守派。
判斷一個醫(yī)生的能力，看的是他對病程的預知能力；判斷一位律師的智慧，看的是他考量各種可能性時的預見能力；可是，對于政客和政治家，我們有什么合適的標準尺寸來衡量嗎？記憶缺失似乎是現(xiàn)有的最好辦法了。
若想隨著時下的任何教條而搖擺，就需要忘記，不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無論誰說自己掌握了智慧的鑰匙，其實都沒能正確地預言；只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起碼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事件，那毫無疑問就是蘇聯(lián)的崩潰和解體。從政治上講，這是顆從外星際飛來的彗星，一頭撞到了地球上，可是它的種種含義卻被各方面故意的漫不經心壓在了干冰里面。因此，這個災難性失敗的含義，似乎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困擾不安。所有的政治學系、大企業(yè)的權威人士，以及記者和編輯們，都應該被掛出去晾晾干了。相反的是，迎接這個跡象的，卻是一個被拉得長長的虛無；而這似乎只能證實，我們對各種社會政治生活的了解，大約仍在查理大帝之下。我們真正應該超越的觀念是，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洞見與智慧的，不過是又一個沒人肯承認的意識形態(tài)的偽裝而已，在這種心態(tài)下，定罪在先，而事實卻姍姍滯后，假如事實還真的能來的話。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塑造者，知識分子群體在二十世紀的最后這些年里，得到了A+的高分，然而，作為自相矛盾的現(xiàn)實的觀察家，知識分子群體有史以來還從來沒有這么丟人現(xiàn)眼過——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有意味著如此大的權威。剩下的不過是承認自己的傲慢自大，也許接下去，我們可以開始以很不適應的謙卑方式，驅散眼下折磨我們的譴責感，在北大西洋的迷霧中，茫然地就地轉圈打轉。但是，出現(xiàn)這種情形的危險并不大。
在個人的層面上，假如我可以重新開始的話（還是死了這個念頭吧！），我覺得我可以寫出講述同樣年代、內容卻迥然不同的另外一部自傳。因為我在寫這部自傳時，不得不留出許多理性的空間，而且還要在活動記錄中，保持一種條理。
我原本還想多寫寫那些雖然不甚重大，但絕非毫無意義的事件，例如我在青少年時代對體育的熱烈追求，尤其是在布魯克林M大道和格雷夫山德大道之間的空地上踢足球的情景。那是三十年代初，秋天清爽的空氣刺激著我們，把那塊四周由人行道做邊界的空地當作所謂的“球場”，不戴頭盔也不戴護肩，彼此都全力以赴地沖向對方那令人害怕的肘部，以及硬邦邦的膝蓋，四處散落著酒瓶子的碎片，那是過路的酒鬼隨手扔下的（還有在街道上同瘦瘦高高的愛潑斯坦雙胞胎兄弟一起玩非正式的觸身法橄欖球，他倆比我大七八歲，整個兒是一對兒ADDBALL的愛開玩笑的人。我記得他們似乎高中還沒畢業(yè)，就急急忙忙去了好萊塢。不過他們后來在好萊塢，終于寫出了那個算得上倒數第二名的《卡薩布蘭卡》）。還有在大洋公園路滑冰場上的各種表演。要想在那個地方向女孩子炫耀一番，你得花上沉甸甸的一枚二十五分硬幣，這是好不容易才賺到的，然后，為了不白花這筆錢，在溜冰場上一直待到關門，盡管臨到關門時，已經快餓得半死了。至于書——有那么幾本——當然很重要；雖然當時癡迷體育，可我還是在動腦筋，試圖解開格特魯德·斯泰因那篇《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的謎。書是科爾蓋特大學一個體重達兩百磅的橄欖球防守隊員送給我的，他那時迫切地盼望能創(chuàng)作詩歌。不過，對于男孩子來說，毫無疑問，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體育比賽，以及關于體育比賽的爭論。
海明威的某些文字固然會令人心向往之，不過，除此之外，一個神奇的長擊，一次底線得分的接球，這類記憶都會長時間地留存在記憶當中。為了支持我們的投手惠逖（Whitey），就必須克服被那個巖石般堅硬的球打中頭部的恐懼，而這對一個人的自信心影響可是不小；還有，當沒有接到那個長擊，或者當惠逖的球就從你的臉頰擦邊而過時，你竟敢不閉上眼睛……接下來的沖突最終會成為精神的沖突，而這又肯定會影響到一個人自尊心的塑造，或者是自尊心的喪失。此外，回想起那些聲嘶力竭的爭論，真的很難讓人不臉紅：關于揚基隊的接球手，或者巨人隊的左外野手的各自才能，以及雷德·格蘭基、路·蓋理格，或者斯坦·繆哉爾——然而，這些毫無意義的沖突，卻提供了抓住這個迅速轉動的宇宙的扶手，我肯定，這個無可替代的扶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
我想，所有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個年輕人對個人身份的尋找。由于某個無法知曉但相當迫切的原因，我當時認為自己是個二壘守壘員。既不是一壘，也不是三壘，既不是投球手、接球手，也不是外野手，而是二壘守壘員。思考這類地地道道的強制性念頭，承認這個令人費解的沒頭沒腦，可以說是一種啟發(fā)心智的訓練。在過去，個人身份一度取決于對某個幾乎沒有、甚至絲毫沒有真正內涵的抽象概念和堅定信念的忠誠，認清了這一點，能夠使人的心扉豁然開朗，準確地看到在人類活動中，哪一類事情會比其他任何事情引發(fā)更多的流血事件。
我原本也想更多地談一談《圣經》，這是我至今無法解開的又一個謎。坦率地說，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理解上帝，或者應該說，不知道一個神靈會不會，比如說，對我這個渺小生命產生什么興趣。我覺得我真正密切地感受到神靈的那一次，是我七歲或八歲的時候。當時，在一位上了年紀的希伯來語老師的幫助下，我解謎般地閱讀著希伯來文。上帝創(chuàng)造了一切，包括叫做“天空”的東西。這東西和大地不大一樣，我的長胡子老師說。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全部。”他不耐煩地解釋。接著，他明確地指出，大地是平坦的，而天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藍顏色的穹窿，你可以沿著大街一直向前騎自行車來證實它。有了這個合情合理的建筑結構，我很容易就想象出一個老人坐在穹隆的頂部，注視著下面所發(fā)生的一切情景。現(xiàn)在想起來，那更像是個劇院，而且這樣想還具有某種可信性，因為我從來沒有將大地想象成圓形。我想，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圓形的大地在不停地旋轉，就不會有地方讓上帝以威嚴的姿態(tài)坐著了。
我有沒有考慮過上帝是否愛我，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上帝肯定創(chuàng)造了世界，不過在這之后，他似乎就消失在猶太教的會堂里面了。他在那里和老人們一起，處理著嚴肅的事情，還要管理結婚典禮和葬禮。很久以后，我聽說喬治·華盛頓、杰弗遜，以及其他開國元勛都是自然神論者，認為世界就像一座鐘，上帝給它上了一次弦，然后就優(yōu)雅地離去了；這種說法頗能引起共鳴。
然而，曾經有過一些時候，理性崩潰了，我便完全處于那些被人們稱之為迷信和其他知性的擺布之下。理解猶太人的恒久不變而又不踏進神秘主義的軌道，起碼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神秘主義是一個危險的范疇，在那里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的，因此，任何事物也都是不存在的。迦南人、莫阿布人、腓力斯人，以及其他和《圣經》中猶太人同時期的那些偉大的氏族和部落，現(xiàn)在都在哪里呢？它們?yōu)槭裁礇]能像猶太人那樣，進入西方的文明？
我覺得肯定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所以我期待自己能找到一個答案。我可能已經把我兒時學到的那點兒希伯來文都忘掉了，我也從來不去猶太教的會堂，我甚至還覺得，準確地記住那些猶太歷中的贖罪日，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相當麻煩的事情。但是，我內心有一種東西在堅持認為，這個世上必須有猶太人，否則世界就會終結；還必須有一個正義的人，否則整個人類社會就會化作煙霧；可以說，必須有一個揭露秘密的人，否則我們陳舊的謊言就會淹沒一切；我認為我相信這一切。我認識到，和其他任何一個種族一樣，猶太人對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對其他人所受的痛苦感覺更強烈；對他們自己的勝利，要比對其他人的勝利感覺更自豪。 而且，我也期望所有人，對他人的痛苦能夠像對自己的痛苦一樣，感同身受。但是，除了這些高尚的思想，我還知道，發(fā)生在特拉維夫的炸彈爆炸，可能會比其他城市的爆炸更加嚴重地刺傷我。一個信仰猶太教的愛因斯坦，也會比信仰其他宗教的愛因斯坦，更多一點驕傲。這種身份的認同和品德沒有絲毫關系，而在這方面，猶太人普普通通，不好也不壞。事實上，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這和什么都無關，僅此而已。
我不想讓自己的劇本或小說以徹底的絕望結束，甚至在客觀事件仿佛也在要求一個同樣完全徹底的結論的時候，例如，一個大屠殺的故事——可我不是猶太人或基督教徒中唯一的此類作家。但是我對絕望的抵抗似乎也和猶太人的某種特點有關，那是某個飄忽不定的細胞在我的血液中流動，它似乎在呼喚：黑暗降臨之后還應有一線光明留存，在黑暗深淵的邊緣，必得有一絲救贖的希望出現(xiàn)，不論它有多么遙遠，多么不可追尋；否則那個故事就離真實還有一些差距。
《約伯記》是《圣經》里的唯一一個劇本，而且是最當代的一章。如果認真地看待這個劇本，美國有一半去教堂的活動都得停下來。《約伯記》肯定地告訴你，即使你一輩子規(guī)規(guī)矩矩，對他人好心好意，可你卻失去了一切，而且是完全沒有任何明明白白的理由的，那你也沒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約伯記》告訴你，你必須有信仰，即使這輩子不僅沒有任何回報，而且還會有最最嚴重的懲罰。《約伯記》是對集中營最準確的預言，是最純粹的上帝的思考，是沒有回饋的愛。這是沒有奇跡的宗教，絕對沒有公開或暗中行賄上帝的企圖。《約伯記》是關閉教堂之作。可是，如果沒有了《約伯記》——沒有了這個可能通向群星的最最纖細的線索，世界會好一些嗎？
我原本還可以多寫一些性。可是，我覺得對這個話題已經想不出任何新東西可談了——即使還可以想到——這是比起任何其他念頭都更值錢的一個用之不竭的財源。在布魯克林，人們通常不把性和愛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說有聯(lián)系的話，他們也是互相對立的。你愛你的母親、你的姐妹、你的姑姑和姨媽，但是會和她們有性行為嗎？絕對不會。而作為女人，她們也不想性，因為穿衣打扮、買菜煮飯、收支平衡，以及鼓勵丈夫等等，已經把她們的心思占據得滿滿的了。就此而言，我們的情景大約很接近馬克·吐溫筆下那些密蘇里的拓荒人物，那是美國人的典范。他所描寫的那些人物做了上百種各色各樣的事情，但是，作為成年人，他們絕不談戀愛。
我也忽略了深入探討我早年對娛樂人士、歌唱家、演員，以及他們職業(yè)生涯的迷戀。我屬于對二十、三十以及四十年代流行文化較為樸素的那類觀眾，不過我也記得我的批評姿態(tài)，例如他們剛剛出現(xiàn)時，我嚴重地游離于拉思·科倫波和平·克勞斯貝之間。弗蘭克·辛納屈最初只是給女孩子聽的，這一點怎么講都是必然，這個唱歌的性機器讓我花了好一陣子才懂得欣賞——初聽上去他又甜又膩。不知為什么，我能夠欣賞富雷德·艾倫，盡管并不真的喜歡他，同時我還喜愛上了馬克斯兄弟，以及杰克·班尼的多數、但不是全部的小品，還有阿莫思和安迪——這些人怎么會流傳下來，挺令人驚奇的，不是么？——因為沒有哪類觀眾會比流行音樂的觀眾更挑剔了。和比較有教養(yǎng)的和懂行的觀眾不同，那些人“被期待”聽下去；可是只要過了能夠抓得住流行觀眾的那個點，流行音樂的觀眾可不需要聽下去。只要不喜歡，他們就會關了它。
說到當代流行樂，我可有些麻煩，因為它們似乎重復得令人無法忍耐，天真得虛假失真。那些演員怎么能一邊做廣告，一邊繼續(xù)歌唱生涯？真是莫名其妙。當一個男人或女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為失去的愛人或某個品牌的洗發(fā)露發(fā)出哀鳴時，很難不讓人懷疑這里面含有某種冷嘲熱諷，而這注定會在他或她轉向嚴肅的藝術追求時，損害其效果。我回憶不出克羅思比、艾拉·費茨杰拉德、霍基·卡麥克，或者哪怕是比他們稍顯遜色的演員做過推銷，不過這也許只是由于缺乏機會而已。對于上了年紀的耳朵，現(xiàn)在的自動重擊和猛敲電子鼓實在是太多了，并把那些百老匯的樸素歌曲擠出市場，包括它們的每一個音符、每一行歌詞，其目的顯然是沖著錢的。很可能，由于年輕時對克爾·波特、山米·坎恩、理查德·羅杰斯、洛倫茲·哈特等人的音樂和歌詞，以及對演奏本尼·古德曼、法茨·沃勒及其音樂的情感投入，我的記憶鍍上了一層金。這些人當時展示的，是一種親密的隱蔽的性，和時下這種完全公開的，仿佛從機關槍里直射出來的玩意兒正好相反。但是，面對年輕一代的趣味之謎，老年人應該閉上嘴巴——不論是現(xiàn)在還是永遠。
無論怎樣，這些都是部分記憶的顏色，起碼時間還沒有令其褪成白色，因為我肯定，我已經忘記了我的大部分所見、所夢和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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