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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建安文學重置于“個體自覺”的觀念背景之下，本書以專題突破的寫作方式，從死亡書寫、名物書寫、女性書寫、政治書寫四個方面，研究個體自覺的觀念給建安作家的生活態度、審美態度、政治態度所帶來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文學書寫態度、手法和創作風格的影響，認為建安文人創作的根本動機乃在于與死亡恐懼的抗衡，并通過揭示建安作家在釋放欲望、享受今世的生活態度中的物我關系和男女關系，詮釋他們投身政治、追求建功立業過程中既有變通的人生觀，也有人格獨立精神的雙重心態形成的深層原因。
在前期解放區文學與后期解放區文學的關系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所持主流觀點向來為凸顯二者差異性的“斷裂論”。但事實上，二者只是解放區文學的不同階段，其中仍然存在著作為解放區文學所具有的共同特質。本書以鮮明的歷史意識和問題意識，主要從追求革命功利的文學觀念、深入群眾生活的實踐路徑、追求現實性品格的題材取向、群眾與知識分子的對比觀照、民族民間形式的運用與改造等五個方面，對于解放區文學前后期關聯性作出系統的研究。這不但有助于還原歷史本真，而且對于理解解放區文學的一體性及其整體走向的發生、從文學自身發展視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徐公持研究員撰寫的《魏晉文學史》，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總纂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的一種，是徐先生十年磨一劍打造出來的斷代文學史精品。全書分三國文學、西晉文學、東晉文學三編，每編都用數十章篇幅詳細全面地勾勒該時期主要文學家及其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征。書稿內容全面，材料豐富翔實，分析細膩深入，評價客觀公允，稱得上是深描魏晉文學發展歷史的上乘之作。出版以來廣獲好評。此次再版，修改了初版的部分文字錯誤和表達不妥之處，書稿質量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南北朝文學史是中國古代文學通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書上起劉宋，下迄隋代，共分為27章，對南北朝時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各體文學演變進行了細致描繪和深入分析，材料豐富翔實,敘述準確充分,力圖科學地、全面地評價作家、作品,從而闡明各種文學現象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繼承和發展關系。本書兩位作者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均是這個領域的著名專家，著述豐厚，蜚聲海內外。
本書在揭示元代文學的若干歷史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對元代雜劇、散曲、詩文、南戲、話本諸種文體的作家作品進來了全面梳理，對重要文體的起源、體制、內容、分期和流派的區分、流傳版本及作品存佚，以及盛衰過程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書不僅具有宏觀的文學史視野，對于各體文學的發生發展給予明晰概述，還對其中的重要作家流派的生平、藝術特色都有細致的評述。全書立足文獻，闡釋精到，嚴謹翔實，論述切中肯綮，有利于讀者全面了解元代文學的發展史。
本書收錄作者二十多年來關于巴蜀文學和文藝思想研究的系列論文。大體可分為兩部分：《試論古代巴蜀文學特征》《簡論巴蜀文學的發展歷程和基本特征》《巴蜀審美意識的發生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器物為例》三篇為第一部分，帶有總論和探源性質，對巴蜀文學的發展歷程、特征、審美意識原型進行分析；關于司馬相如、陳子昂、杜甫、蘇洵、蘇軾、蘇轍、文同、唐庚等人的文藝思想的個案分析為第二部分，重點討論這些作家的文藝思想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系。附錄收作者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關于巴蜀文藝的畢業論文題目和摘要。該書
中古文學研究、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代表了王瑤先生一生學術成就的三個高峰，《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輯錄的就是后兩個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論文，涉及魯迅作品、巴金小說以及五四時期散文、現代文學民族風格等。《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的論述帶有時代印記，同時也能從中看到王瑤先生追求學術研究學科化的努力。王瑤先生透過豐富、復雜的文學史現象，在整體性的視角和學科生成發展的內在聯系中，探尋文學史發展的過程和它的規律性，其精神和方法，對于現代文學史研究具有"典范的意義"。
本書以“兩晉文學版圖演變研究”為論題，旨在重點探討以下兩大論題：一是兩晉文學版圖的演變軌跡與規律；二是兩晉文學版圖演變的文學史意義與價值。前者是本書的主體所在，后者是對前者的總結和升華。
本書是中國文學啟蒙和普及的必讀經典，流傳近百年影響不衰。本書為鄭振鐸先生代表作《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內容精粹，上起商代中葉，下迄晚清，介紹中國文學史上詩、詞、文、賦、小說、戲曲等重要文體的重點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批評專著和重要批評家，還兼及史學、哲學、古籍版本學等，對中國歷代文學的發展流變作了系統梳理，脈絡清晰，材料豐富，充分體現了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史觀，是豐富知識儲備、提高人文素養的理想讀本。
這本書由洪子誠先生在北大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講課的主題是關于“當代文學”的“發生”。 “當代文學”常被看作因政權更迭、時代變遷而自然產生。這種對問題和現象的“平面化”處理，引開了我們對許多矛盾、裂縫的注意。在本書中，作者將“當代文學”的“生成”過程，看作中國左翼文學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由此引出了作者對中國左翼文學在當代命運的討論：這一具有“先鋒”意味，曾一度表現了相當的活力的文學，是怎樣走向“制度化”的？它的經驗，它曾有過的以粗糙、不和諧去抵抗“腐敗”的努力，是否還是一種不應忘卻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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