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劉醒龍在這本書中敞開自我，暢談祖輩與父輩，談妻子與孩子，談朋友與同道，談文學與創作，談自己的人生與經歷，一個作家的真實心境完全呈現。這是一場與讀者的深入全面的談心，讓我們感受著名作家最真實的精神世界與內心脈絡。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醒龍的散文精品集。
★由4次獲得“中國*美的書”稱號的設計師制作，32開精裝，典雅精巧，世界大師的繪畫做封面圖。
★小說家的散文——
*不虛妄的文字
*不做作的性情
*不雕琢的思想
*不掩飾的本色
★“小說家的散文”叢書，打開另一扇窗，呈現小說家的本色。
★在散文里，小說家是藏不住的。他們把自己和盤托出，與*真實的靈魂照面。
劉醒龍，生于古城黃州，現為華中師范大學客座教授、華中師范大學劉醒龍當代文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芳草》文學雜志總編。著有長篇小說《圣天門口》（三卷）、《蟠虺》等十余部。出版有長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散文集《寂寞如重金屬》、小說集《劉醒龍文集》等數十種。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獲首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重來
赤壁風骨
問心
蒿草青未央
九寨重重
因為楊
滋潤
天香
天姿
燦爛傳奇
唐詩的花與果
鐵的白
在記憶中生長的茶
一種名為高貴的非生物
在母親心里流浪
真理三峽
人性的山水
城市的浪漫
一只松鼠的城市
鋼構的故鄉
心靈處方
借你的奶奶做母親
抱著父親回故鄉
果園里的老爸頭
荒野隨風
也是山
天堂橫行客
大路朝天
楚漢思想散
獨步天下
默契
活著真好
老哥劉益善
我的翻譯傅玉霜
批評是詩意的北坡
自由來自哪里
黃梅戲賢
坐我右邊的軍人
靈魂的底線
那叫天意的東西
留下青翠的草木
失落的小鎮
莫當長江是黃河
寫給我的工人兄弟
過去是一種深刻
小說的難度
愛是一種環境
蒼蠅也是蛋白質
尚在初始就已終老
一只口琴的當代史
生命之上詩意漫天
與靈魂相約
我是爺爺的長孫
芳草是一種風格
文學的季節與榮耀
文學的高度
曉得中原雅音
不含飽和脂肪酸的寫作
文學的氣節與邊疆
每個人畢其一生，總會有幾件極為在意的事情。作家也是如此，盡管寫作無數，真正讓其內心無法割舍，時常牽掛的作品，或許只有那么幾部，至于其他，寫了也就寫了，是非好歹任由他人說去。而這幾部則不同，在我這里《圣天門口》就是這樣的作品。哪怕出版多年了，也還會有許多無法釋懷的掛念。
《圣天門口》的寫作始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成稿于二○○五年元月，其間三易其稿，寫了又廢棄的文字約二十萬字。剛開始寫時，女兒還沒有出世，到寫作后期，女兒已經能夠依在我的懷里，大聲念著電腦屏幕上我正用鍵盤敲出的每一個字。曾經，我很想在扉頁寫上一句話：獻給我的女兒及天下所有渴望長大的孩子！
因為在意，所以在乎。事實上，這是我放下鋼筆，拿起電腦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完稿晚于另兩部長篇。但開始寫作卻是最早的。對一個用筆數十年的資深寫作者，將筆換成電腦宛如我們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社會變革，所觸及的往往是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哪怕是一個很細小的動作都會波及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呈現。換筆在寫作中所觸及的根本，是寫作者在書寫漢字時的感覺，從先前墨水自然流淌，到后來鍵盤叭叭斷響，這就像諾大的體育館內多開了一扇門窗，一般人無法感覺到的氣流輕微變化，但會對羽毛球運動員產生重大影響。我用了五到六年時間來適應，準確地說，是用《圣天門口》的全部寫作來適應。事隔八年，在對當初出版的《圣天門口》進行訂正時，對照當時定稿了的電子文稿，還能發現其間對電腦的不適應所出現的幼稚的錯誤。
改變還來自我對長篇小說文體的挑戰。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幾年，文學面對市場時普遍采取妥協姿態。“小長篇”的泛濫是其直接產物。二○○四年初，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的潘凱雄深夜突然來電約見。那天深夜，在武漢一家酒店頂樓的旋轉餐廳，說起我正在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他沉默著什么也沒有說。半年之后的一個深夜，已升任社長的凱雄兄又一次深夜突然來電話，開口就說：“你那個百萬字的大家伙我要了！”那時他并不清楚我寫的是什么，除了彼此的信任，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什么理由。要感謝的還有初版的責任編輯楊柳女士，對于此書的出版，我曾提出唯一的要求，責任編輯必須楊柳。那時我并不認識她，只是風聞王蒙先生的書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則一律指定由她責編。
《圣天門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令人滿意的。僅說謝謝是無法全部表達一位作家的心情的。但也有遺憾。交出電子文稿后，我就擔心書中有些章節難逃斧削。待收到墨香撲鼻的樣書，匆匆打開來看，果然，自己最擔心的幾個章節，幾乎盡數刪去。后來，與凱雄兄見面，談及刪節文字應該先與作者說一聲，凱雄無奈地表示：“與你說，你肯定不同意，但又必須刪，所以就不與你說了。”聽著這樣的大實話，我只能苦笑。《圣天門口》初版后，文壇上的氣氛有些不正常。相關際遇，現在看來，都是某些別有用心之人生造出來的，想來不能不為其悲哀。
于我最關心的還是作品中“敵人”一詞。如果說《圣天門口》有出眾之處，當是其百萬字所描寫的近代中華山河破碎、血雨紛飛、生靈涂炭，卻沒有一次使用“敵人”一詞。當我意識到作為后人，我們不可能再將先輩同胞間的亂戰與爭斗用“敵人”相稱，心里就有了此番寫作的分量。在初版的《圣天門口》中，有些文字在編輯過程中被重新用“敵人”來表述與形容。這樣的失誤，當然是我的不主動溝通造成的，而應當在編輯之初，就將自己的思索告知責編。
一位朋友的朋友，讀過我的每一部小說。初次見面時，他就問《圣天門口》中的傅朗西在愛上紫玉之前，究竟是有過六個女人還是五個女人？朋友的朋友仔細數過，應當只有五個女人，而我則寫成六個女人。在這次訂正中，我將其改正過來，當初筆誤，將傅朗西還沒有愛上的女人提前計算到一起了。
在《圣天門口》的寫作中，我特意在自己的母語方言中選了十幾個有意味的常用詞語。那年夏天，一家電視臺派人來家中采訪，他們想要了解的最能體現湖北人性格的一句話。我回答說這句話只能是：你是個苕！在南方諸省，雖然多有使用苕字的，論起遍及程度和使用頻率，任何地方都不如湖北人，想表達的意思還沒有吐露絲毫，便脫口指令對方是個苕。在湖北方言中，還有一個說起來十分動聽的詞：曉得。最好聽的卻是第三個詞：興。據說，苕、曉得、興，是古漢語的一部分。當北方游牧民族用血與火外加他們的語言洗劫中原大地后，這些語言就成了殘存南方的化石。特別是每次聽人說曉得或不曉得時，宛如天籟中飄來中原雅音。作為一方水土中的母語，“苕”字是本地人最常用的，用起來后亦是最為夸張的。“苕”所對應的是現代漢語“傻”，真用起來意味卻大不相同。當一個人對另一個說你真傻時，含意里往往多為惋惜。當這個人對那個人說你是個苕時，就不僅僅是惋惜了，更多的是這個人欲表達自己的見識，是個性的肆意張揚。如今的人越來越多地選擇“知道”或“不知道”，說“曉得”和“不曉得”的越來越少。細細揣摩與體會，這樣的替代實在太遺憾。人們相信或者不相信，都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就音樂性來說，“曉得”一詞所傳達的美感要超過正在趨于普及的“知道”。很多時候，人們說知道時，往往并不是真的知道，之所以那樣說，部分原因是應付。當然，人們在說曉得時，也是多有不曉得的。那不要緊：曉而得，是一種參悟；知而道，卻是俗套。寫作像耕種一樣，一分辛苦，一分收成，所以“種”是沉重的，得下大力氣，身手稍有不到都不行。種菜、種麥、種棉花、種黃豆等。一般人已經記不得還有一種說法：興菜、興麥、興棉花、興黃豆。在我們的方言母語中，“興”即是“種”。對比之下，不難領悟，“興”的美妙。“興”是自然的，帶著天籟氣韻，仿佛之中有如天馬行空，輕重緩急都在自由境界中。所以，藝術之于我們，是“興”出來的而不是“種”出來的。
形而上的藝術品，往往是“無用的”，正是因為藝術純粹性的無用，才能保證它的美學吸引力——高貴、神奇且美麗的愉悅。在藝術之外，無用的東西也是很多。一如方言母語，許多時候，她越來越顯得一無是處，大多數人不說她，大多數不寫她，一旦她在合適的時機，出現合適的藝術形式里，她存在的價值反而映襯出那些時尚的不值，時髦的無益。在藝術的眼界里，沒有無用的東西，重要的，不是“種”，而是“興”；不是“知道”，是“曉得”；不是“傻”，而應當由衷地“苕”。一如回到家中、回到故鄉，或者跪在某個長輩的墓前，大聲地用方言母語說話，那種情感，那種魅力，實在是無與倫比。看不到這些，無法表現這些，并不等于方言母語的無用，其原因往往是我們的藝術能力小了。一句方言，傳授的卻是血緣。依賴著母語的寫作是堅實的，而失去母語的寫作總是可疑的。當年將“苕”、“曉得”和“興”等中原雅音信筆寫滿華章的廢名先生，通過沈從文，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母語顯得至關重要的文學范疇中，在地域文化傳承上能有多大建樹，是一方水土中的作家能有多大建樹的宿命。
二○一二年夏，在亳州與魏心宏聊天，在不經意間雙方地就達成出版長篇文集的共識。那一刻，就想到給《圣天門口》出全本。后來，心宏兄告訴我，書稿會交給謝錦責編，便更相信自己最近寫過的一句話：世間一切偶遇，全是久別重圓。《圣天門口》當初被廢棄了近二十萬字，與謝錦其時所約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彌天》的寫作有關。因為答應趕寫《彌天》，待回過頭來續寫《圣天門口》時，發現先前的感覺完全找不到了，而不得不重新開始。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太太，在整整半年時間里，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幾乎天天閱稿到零點，將原稿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圣天門口》進行對照和標記，太太是很敬業的編輯，那一陣她卻痛苦地離開自己熱愛的職業，讓她更痛苦的事情還有，為了不讓我因為她的遭遇而一起痛苦，她還要時時表現得對自己“失業”的滿不在乎。無論是不是天意，編校《圣天門口》（完全本）也算是給她以某種心理過渡。很多時候她對編輯職責的執著幾乎不顧我對筆下文字的獨特感情。換了別人，也許就遷就了那些能體現漢語博大的語言或詞匯，偏偏她還要從精深的角度進行論證。什么叫一字情深？這也是一種表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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