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中外文論史（套裝共4冊）》擬采用以紀年為主，以各文化圈大致相似的文論史發展階段為輔的分期方法，將中外文論史大致分為各個不同的大階段。公元前2世紀以前為第一階段。這第一階段大致相當于中國先秦時期、西方古希臘時期和印度吠陀時期。中國先秦時期一般為秦統一中國以前（公元前221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其中尤以春秋戰國時期為重點。由于先秦文化的巨大成就和獨特個性，它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史、文學史以及批評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同時，由于秦“焚書坑儒”以及漢“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與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形成極鮮明的對比。
前言從總體文學的角度研究中外文論
第一卷
導論
第一編 中外文論的縱向發展與橫向比較
第一章 中外文論縱向發展的基本脈絡
第一節 中外文化與中外文論的濫觴
第二節 神學的婢女與經學的附庸
第三節 戰亂中的興盛與消沉
第四節 亞洲文論的黃金時代
第五節 思想反叛浪潮的起落
第六節 現代曙光與末世夕照
第二章 中外文化與文論的橫向比較
第一節 中外文論的可比性與異質性
第二節 熱愛智慧——中外哲學與文論
第三節 迷狂與覺悟——宗教與中外文論
第四節 節欲與順性——倫理與中外文論
第二編 中外文論的濫觴與奠基
第二卷
第三編 中國兩漢、古羅馬與印度孔雀王朝及貴霜帝國時期文論
第四編 公元三至六世紀的中外文論
第三卷
第五編 公元七至九世紀的中外文論
第六編 公元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外文論
第四卷
第七編 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紀的中外文論
第八編 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外文論
參考書目
后記
三、中西文論的奠基時期
還是讓我們順著歷史的軌跡，沿著世界文學理論這條漫漫長河往下探幽攬勝吧。
中外文論的奠基時期是中國先秦與古希臘時期，而同期的印度則沒有發現文論興盛的跡象。因此，在奠基時期我們基本上不涉及印度文論。
中國先秦諸子并出，“百家爭鳴”的時期，也恰值古希臘哲人峰起、學術繁榮的黃金時代。中西方的圣哲們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極有價值且影響深遠的基本理論觀點，形成了世界文學理論的第一次高峰，奠定了中、西文論的基本學術話語系統與基本文化范式。
畢達哥拉斯（前580一前500）、赫拉克拉特（前540一前480）大致與老子（生卒不詳）、孑L子（前551一前479）同時。畢達哥拉斯與赫拉克拉特同時提出了“美在和諧”的命題，老子提出了“大音”、“大象”。
與畢達哥拉斯等人相似，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孔子，也追求一種和諧之美。不過，畢達哥拉斯等所講的和諧，是一種從自然科學角度出發的形式和諧美，而孑L子則與之不同，孔子講和諧，首先是從倫理道德出發。孔子非常推崇中庸的道德，認為“過猶不及”。文學藝術，同樣如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風才是最理想的，它符合中庸之德，不過分，具有和諧之美，因為“和，樂之本也”。這就是后世奉為金科玉律的中和美，“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為了達到這種和諧美，孔子遂主張節制情感，反對過分的情感宣泄，反對太濃艷之作，“子日：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因為“鄭聲淫”。這種和諧說，實質上是以倫理道德觀念來節制文學中情欲的抒發宣泄，是一種偏重功利主義的文藝思想。顯然，孔子最關心的是文藝的社會功能。他說：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④文藝并不僅僅是敲敲鐘打打鼓，而是有著重要的社會功用：可以“事父”、 “事君”，可以“興、觀、群、怨”，可以“授之以政”，“使于四方”，更可以使人們“無邪”。從而達到人心淳和、天下安寧的局面。茍有違背這種社會功能，無論其藝術水平多高，孑L子皆不能容忍。孔子這種文藝觀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理論，使中國古代文論常常偏重于社會政治教化功能一隅，產生了占主要地位的“文以載道”的文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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